民族认同与抗战史叙事的转变

2014年09月11日11:13   新浪历史   作者:女神读书会  
2005年9月3日,胡锦涛在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2005年9月3日,胡锦涛在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

  (文/傅正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2005年9月3日,胡锦涛主席在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奋勇作战。

  尽管胡主席仍不忘强调,“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中国人民同凶恶的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斗争”,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展开,“敌后战场钳制和歼灭日军大量兵力,歼灭大部分伪军,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但敏感的人们已经注意到,在他的讲话中,已经回避了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一传统提法。更重要的是,讲话全文并没有使用“日本帝国主义与英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大地主、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样的矛盾分析法。取而代之的是把国民政府的正面战场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平等地纳入全民族抗战的叙事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与“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与“国民党军‘八百壮士’”超越了各自所属的党派和阶级,并列成为“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抗争的杰出代表”。

  时至今年9月3日,国家公布了首批抗日英烈名录,赵登禹、张自忠、佟麟阁、戴安澜等为人所熟知的一批国民党将领纷纷入选,云南腾冲国殇墓园、山东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山西忻口战役遗址、湖南常德会战阵亡战士纪念公墓等一批国民党军队抗日遗址和纪念设施入选昨日公布的第一批8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毋庸置疑,这正是胡锦涛主席九年前讲话精神的延续,其不过是官方抗战史叙事改变和民众对于抗战认知改变的一个结果。

学生参观抗战纪念馆学生参观抗战纪念馆

  一、现实政治与阶级叙事的形成

  正如杨奎松教授在其《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中提及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伊始,“莫斯科就明确肯定这是一场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非正义战争”,并且时下中国共产党人对抗战的评价也是遵循这一思路的。1939年9月14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做了题为《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演讲,其中就把刚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做对比,称其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如毛主席所说:

  根据历史事实与列宁的学说,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极端不平衡的。因此,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重分世界的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结束之后,不到二十年功夫,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又爆发了,帝国主义各国又来了一次重分世界的战争。……不论是德日意,不论是英美法,一切直接间接参加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只有这一个反革命的目的。掠夺人民的目的,帝国主义的目的。

  在这场帝国主义狗咬狗的战争中,唯一的例外是民族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参与:

  只有民族解放战争与人民解放战争,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援助这两种战争而战的战争,才是正义的战争。这一次,许多人又弄糊涂了,他们以为德国固然是非正义的,英法却是民主国家反对法西斯国家,波兰则是民族自卫战争,以为英法波方面总多少带有一点进行性,这是极端糊涂的见解。

  时至九十年代初,山西电视台、阳泉电视台和晋中电视台曾联合录制8集电视连续剧《百团大战》,其开篇“背景介绍”就称:

  ……“东方慕尼黑”的乌云笼罩着中国大地。为了克服投降危险,振奋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粉碎日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我华北军民在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直接指挥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

  这个判断不仅仅是时下中国共产党对局势的判断和发动百团大战的用意,也体现着我们长期以来对抗战的基本态度。

  抗战之初,中国共产党对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策略大体仍然延续第一次国共合作,即保留党组织与共产党名义,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与蒋介石的想法大相径庭,在后者看来,这不啻于给中共提供了利用国民党资源大肆发展自身组织的绝好条件。对此,蒋介石的初衷是,取消共产党,实现两党合并。1938年12月12日,蒋介石在与周恩来、王明的会谈中提到:

  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取得[消]名义将整个加入国民党,我都欢迎,或共产党仍然保存自己的党我也赞成,但跨党办法是绝对办不到。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国民党的名义可以取消。

  这就是蒋的“溶共”方案。然而,取消组织的独立性恰恰是中国共产党人绝对办不到的,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没有协调的余地。次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就“合并”一事正式答复蒋介石:

  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并,则纯为另一事。……共产党诚意的愿与国民党共同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而奋斗,但共产党绝不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共产主义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

  时至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这一答复传至会场,直接导致会议风向大变。此次会议决定发动的“国民精神总动员”意在确立全体国民之唯一信仰,并在当年3月11日,于国防最高委员会下设立精神总动员会,蒋介石自领会长一职。这一举措背后就透露着牵制中共的强烈色彩。本次会议标志着国民党“溶共”方针的受挫,及其重点转向“限共、防共”。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从1939年开始,国共摩擦不断。时至当年12月,经过“陇东事件”、“平江惨案”、“确山惨案”、“博山惨案”、“河北事件”等一系列事件,国共摩擦上升到军事冲突。套用周恩来的说法,五届五中全会标志着国民党转向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有了这个帽子,底下就有了三次反共高潮”。

  在这个背景下,中共中央加深了其对“远东慕尼黑阴谋”忧虑,毛泽东甚至一度认为,蒋介石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有天然联系,这使得其终究会结成同盟,站到人民的对立面上来。尽管随着美日矛盾的扩大和太平洋战阵的爆发,“远东慕尼黑阴谋”并没有成为现实,但现实的国共冲突却成为了国民党阶级属性的事实证明,并指导着我们长期以来对抗战的认识——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之间矛盾的背后是英美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是受压迫人民可以利用的对象。

  在这一叙事中,主要矛盾仍然是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从本质上说,人民与帝国主义的对立,就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阶级对立的一种表现。帝国主义的本性就是对外扩张,那么与之对抗的中国人民也就有一种世界属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抗日战争与其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前期准备,毋宁说是全世界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一部分。长期以来,我们关于抗日战争的阶级叙事与台湾方面的民族叙事是截然不同的。

  二、民族叙事:抗战史叙事的另一种话语

  时至六十年代,中苏关系全面破裂,尤其是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与铁列克提事件,使两国两党到达了剑拔弩张的地步。这迫使着中国共产党从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主义外交,转向了立足于国与国之间利益的现实主义外交。1979年中美建交与对越自卫反击战,不啻于标志着中国已经放弃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号,以国家而非社会主义阵营作为思考国际关系的基本立足点。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名著《想象的共同体》的开篇就这样说:

  也许这个现象尚未广受注意,然而,我们正面临马克思主义思想与运动史上一次根本的转型。最近在越南、柬埔寨和中国之间的战争,就是这个转型最明显的表现。这几场战争具有世界史的重要性,不仅因为它们是在几个无可置疑的独立革命政权之间最早发生的战争,同时也因为交战各国中没有任何一方尝试使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来为这些战争进行辩护。虽然我们还是可能从“社会帝国主义”或“捍卫社会主义”之类的角度——这要视个人品味而定——来诠释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以及苏联对德国(1953年)、匈牙利(1956年)、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和阿富汗(1980年)等国的军事干预,但是,我猜想,没有人会真的相信这些术语和中南半岛上发生的事情可以扯上什么关系。

  ……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说过:“马克思主义运动和尊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不论在形式还是实质上都有变成民族运动和民族政权——也就是转化成民族主义——的倾向。没有任何事实显示这个趋势不会持续下去。”在这点上,他是完全正确的。

  无疑,这段话是对中苏分裂后中国民族主义转向的极好注脚。马克思曾说过:“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历史叙事只有在历史书写者的现实情境中才可以得到理解。这样的政治转变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从阶级革命叙事转向现代化叙事密不可分,诸如蒋廷黻等前国民政府官方史学家又重新被大陆学界发掘和揄扬,这标志着中国学界主流近代史叙事与台湾官方传统史学叙事逐步趋同,所有这些都为抗战的再评价奠定了学理基础。据说,1986年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血战台儿庄》曾引发蒋经国和宋美龄的关注,对台湾开放国民党老兵回乡探亲助力甚多,被现实政治决定的历史叙事,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政治的发展。

  三、族群认同与历史记忆

  自从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主编论文集《族群与边界》(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出版以来,学术界逐步倾向于从主观认同来思考族群。无疑,对于族群的主观认同不可能凭空产生,那么它是怎样产生的?台湾学者王明珂在其《华夏边缘》一书中,曾把族群认同的现实因素区分为根基论与工具论。前者重视维系同一族群的“既定资赋”(given),即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等,这无需赘言。后者将族群认同视为取得政治、经济资源的工具,这不啻于是在说,族群认同是与现实的政治矛盾密切相关的,并在现实的社会和政治关系中被不断地建构。“我们”之为“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他者存在着。诸如在国内,倘我们在向陌生人介绍自己时,总会说我是河南人、安徽人等等;可在美国人面前,我们则更多地以“中国人”自称。一个北京大学的学生在清华校园中遇见陌生人时,会说自己是“北大的”;在北大时,则会告诉对方自己是历史系的;在火车上遇见老乡时,则又会以某省某市人自居;遇见其它行业的人,则说自己是“学生”。在这些例子中,不同的他者对于其不同的族群身份建构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又,两个中国人在中国国内或许分属四川人和山西人这两个不同的身份,可在美国时,却都是中国人。换言之,“中国人”的身份将原本分属不同族群的人涵盖为同一族群。

  无疑,日本是大陆和台湾共同的他者,抗战史则是双方共同的历史记忆。建立共同的抗战史对于国家统一至关重要——海峡两岸不再是为对抗共同敌人而暂时合作的两个对立阶级,相反,二者本来就是浑然一体的。“一国两制”中的“一国”,就是共同的中华民族,这在于以同一个民族涵盖不同的社会制度和阶级构成。毫不夸张地说,国共双方共同抗战的历史的背后,就是维系祖国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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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抗战 民族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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