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云飞:宋教仁的民主宪政思想

2013年03月14日17:51   新浪历史   作者:迟云飞  

图为图为迟云飞
导语

事实上,武昌革命爆发前后,中国新精英对将要建立的新中国的政治体制有几种思考。孙中山希望革命后革命党独揽政权,就是他主张的革命后实行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宋教仁的理想则是立即进入民主宪政,议会选举,政党轮替,责任内阁。梁启超以及革命党的章太炎则希望有强有力的人物,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带领国家走出危机,而他们心目中这个强有力的人物就是袁世凯。

迟云飞简介
迟云飞,历史学专家。1957年生。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就读于哈尔滨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主攻中国近现代史,主要研究清末新政改革、民国初年政治变革。著有《宋教仁与中国民主宪政》、《宋教仁思想研究》、《曾国藩大传》(合作),编著有《清通鉴》(合作)、《清史编年》(第12卷),发表学术论文约百篇。

  1913年宋教仁被刺去世后,孙中山送了一幅挽联,挽联写道:

  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挽联集中反映了宋教仁的作为。

  事实上,武昌革命爆发前后,中国新精英对将要建立的新中国的政治体制有几种思考。孙中山希望革命后革命党独揽政权,就是他主张的革命后实行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宋教仁的理想则是立即进入民主宪政,议会选举,政党轮替,责任内阁。梁启超以及革命党的章太炎则希望有强有力的人物,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带领国家走出危机,而他们心目中这个强有力的人物就是袁世凯。

  宋教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他的民主宪政的追求的。他造成的声势虽大,但实际上他是少数,是孤独的先驱者,而他领导的宪政,几乎是中国历史的绝响。正因为如此,宋教仁的宪政思想和民国初年宋教仁领导国民党对宪政体制所做的努力,是20世纪中国史上重要的和灿烂的一页。本文谨对独特的宋教仁的民主宪政思想做一番梳理。

  宪政目的——参政权与自由

  英国模式——责任内阁与政党内阁

   宋教仁担心革命以后出现专制独裁,包括有功的革命军人实行武人政治,因此要立即实行民主宪政。中国的政府组织,一定要实行限制国家元首总统的权力的责任内阁制。许多人以为宋教仁主张的是当时法国的责任内阁形式,其实不是,宋教仁主张的是英国模式,内阁总理不需要由总统提名,由议会中的多数党组织内阁,实行政党政治,最好是两党轮替。只不过英国是君主制,中国是共和制。

  除了预防极可能出现的专制独裁外,宋教仁还认为,总统是民国国本,不可轻易更动,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实行总统不掌握实际权力的内阁制。因为总统不负实际责任,所受冲击自然会少,而内阁则可以较为灵活地更动。1913年2月19日,在国民党沪交通部的欢迎会上,他说:“关于总统及国务院制度,有主张总统制者,有主张内阁制者,而吾人则主张内阁制,以期造成议院政治者也。盖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此吾人所以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内阁又由议会中的多数党来组织,所以他又说:“欲取内阁制,则舍建立政党内阁无他途,故吾人第一主张,即在内阁制也。”类似的意见,宋教仁表达过多次。 

  然而,作为内阁制共和国样板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自然形成的是多个党派,议会内政党林立,很难形成与内阁保持一致的绝对多数。因为内阁系两个或多个政党组织,只要议会内政党重新组合,便会导致内阁危机,使内阁更迭频繁,政局动荡。梁启超曾称这种内阁制为“准政党内阁”。 

  宋教仁主张的不是法国式的内阁制,而是英国式的内阁制,即与两党制相应的内阁制。

  当时英国已经形成了两党制,由议会中的多数党组阁,议会与内阁充分一致,政局较为稳定。宋教仁从英国1911年的“国会革命”受到启发,他评论英国1911年国会法案,说英国“下院之多数党依例有组织内阁之习惯,虽皇帝不能违之,则政府与下院即谓为一体焉亦无不可”。新的国会法通过后,下院的权力进一步加强,英国的制度“与民主国体尚有何差异之点乎?”宋教仁对英国的宪政制度十分赞赏,不是赞赏君主制,而是赞赏它的内阁制和两党制。因此,宋教仁主张的是英国式的两党制,不是美国式的两党制。在宋教仁遇刺前几天起草的《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中,就明确指出,应“明定宪法,国务总理由众议院推出。若英国,为行责任内阁制之国,虽无明定国务总理由国会推出之宪法,然英宪法为不成文法,其习惯则英王所任命之国务总理,例为下院多数党人之首领,不可移易,实不啻由下院推出,且不啻宪法中有此明文。盖必使国会占多数之政党组织完全政党内阁,方举责任内阁之实,而完全政党内阁则非采用此法不能容易成立也。”  

  民国初年,宋教仁曾多次结合内阁制宣传两党制。如《国民党宣言》中就宣称:“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二大对峙,不宜小群分立”,成立国民党,目的就是“藉以引起一国只宜二大对峙之观念”。在1912年9月的《致北京各报馆书》中,宋教仁又说:“吾人改组国民党时,宣言政党宜二大对峙,希望自党发达,同时并希望反对党亦发达,能至旗鼓相当而后已。”

  但是,在同盟会中,对民国政体设计的见解并不相同。

  孙中山的理想是总统制,且总统应有较大的权力。按照孙中山在《革命方略》中的设计,革命后先要实行“军法之治”,军政府拥有绝对权力,而军政府的首脑权力更为集中。因此,即使武昌起义爆发前没有作过具体明确的论述,孙中山主张总统制也是必然的。因为内阁制的总理随时可以更动,较多地集中权力是困难的,由内阁总理来完成“军法”、“约法”的设计也是困难的。1912年12月底孙中山归国后,在如何组织革命政府的问题上,孙中山和宋教仁发生分歧,孙主总统制,宋主内阁制,当时有些人认为是宋教仁想当总理,并且对宋进行人身攻击。但是,他们错了。宋教仁和孙中山是按照各自的革命方案和头脑中的宪政模式行事的,因此才会有总统制与内阁制之争。孙中山对为什么实行总统制的解释不多,他的理由是与他较为接近的胡汉民记述下来的:“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对于惟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他还说:“余亦不肯徇诸人之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之大计。”

  从《革命方略》规定的革命程序看,孙中山相信革命后的一段时期集中权力是必要的,因而取总统制。

  孙中山的总统制理念和宋教仁的内阁制主张的不同甚至反映在同盟会和同盟会中部总会的组织制度上。众所周知,同盟会采用“总理”制,孙中山任总理,下设执行、评议、司法3部。据说是按三权分立原理设立。按同盟会会章规定:“本会设总理一人,由全体会员投票公举。四年更迭一次,但得连举连任。”“总理对于会外有代表本会之权,对于会内有执行事务之权;节制执行部各员;得提议于议会,并批驳议案。”最重要的执行部由总理直接领导,执行部下设六科,“各科职员均由总理指任,并分配其权限。”[8]尽管黄兴在同盟会内的地位和声望仅次于孙中山,但他没有担任执行部部长,而是执行部六科中之一科——庶务科的干事。虽然执行部庶务干事可以主持东京同盟会本部,但那不是同盟会会章的规定,而只是代表总理来执行这项职责而已。所以,就理论上来说,如果把同盟会看成一个国家的话,那它非常接近美国式的总统制,同盟会总理就是大总统,甚至同盟会总理和议事部议员的产生方式都和美国非常相似。 

  而1911年宋教仁直接参与组织的同盟会中部总会不同,它事实上未设总理(会长),而采取总务会议合议制。“总务干事互选一人为议长,掌召集开会、保管文书、印信之事;其开会议事时,遇有可否同数者,由其决定。”“总务会须依总务干事全体之署名,行其职权。”“凡各部重大事务,皆须经总务会之协议。”很明显,即使那“暂时虚位以待”的会长产生了,其权限也会较同盟会的总理小得多,反过来,总务会议的权责却很大。事实上同盟会中部总会也是这样做的,据现存资料,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几次决策,都是由其在上海的骨干讨论决定的。因此,如果也把同盟会中部总会看成一个国家的话,那它的组织制度即使还不能算是接近“内阁制”,但绝对不是同盟会式的“总统制”。

  由于孙中山辞临时大总统职时的特殊政治环境,孙中山还是支持了宋教仁的内阁制和政党内阁主张。宋教仁被刺后,孙中山回归了他的总统制和最高领导人应有较大权力的主张。 

  在民初的政治风云中,是否实行真正的责任内阁和政党内阁成为同盟会——国民党与袁世凯分歧的焦点。宋教仁坚持他的主张毫不动摇,袁世凯甚至以提名宋教仁任内阁总理为诱饵,让宋放弃政党内阁主张,被宋拒绝。为了实现他的理想,宋教仁主持于1912年8月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争取国会选举的多数。直至他被刺去世。 

  结语:民主宪政之难

  清末民国初活跃的政治家中,宋教仁的宪政主张和理想是最接近西方的,并且,宋教仁的追求宪政民主就是一种终极价值上的追求,宪政本身就是目的,与国家的富强并无直接的关系。这和许多人成为鲜明的对照。当然,宋教仁也有自己的缺陷,比如重要的司法独立问题,司法与行政、立法的关系问题,宋教仁很少涉及,他重视的是政治层面的操作。

  显然,民国初年,中国的社会还缺少宋教仁理想实现的条件,宋教仁之所以能够进行一次有声有色的试验,是乘的反清革命之势。

  许多西方人天真的认为,实行民主是多数中国人的愿望,只不过某种原因,才没能实现。实际上,恰恰相反,实行民主宪政只是少数中国人的追求,这正是中国不能实现宪政的真正原因。宋教仁是少数的先驱者之一,孤独的先驱者。

  不仅真正追求宪政是少数人,而且在这少数人中也大都带有功利性的想法,晚清是救亡图存,以为实行了宪政就可以救国。即使被推翻的清政府,也是认为实行了当时德、日模式的“宪政”可以收到既强国又延续自己生命的双重效果。反过来,如果国家已经富强,可能就不需要宪政了。

  现在,腐败在中国蔓延,人们在痛恨的时候,几乎已经麻木。不少人还是把希望寄托在实行宪政上。实行宪政固然有利于抑制腐败,但问题是,如果不存在腐败或腐败很少,还要不要实行宪政?

  这可以理解,中国是人治社会,专制传统至少已经两千年,要在一二百年中彻底改变,谈何容易。

  只有少数人主张宪政,而这少数人中又有很多人以功利的心态去理解宪政。这就是宪政在中国实现非常困难的原因。

  从1905年到1913年宋教仁被刺去世,可说是中国人追求宪政的最轰轰烈烈的时代。但是,人们追求宪政的理由却独特和耐人寻味。

  为什么要实行宪政?或者说,实行宪政的目的是什么?

  清末君主立宪派把实行宪政作为强国御侮、救亡图存的手段。他们认为,立宪优于专制,它是救亡图存的不二法门。特别是日俄战争日胜俄败后,许多人认为是日本的立宪战胜了沙俄的专制,因此,中国如欲挽救民族危亡,一定要实行君主立宪。在他们看来,宪政是工具,强国御侮的有效工具。虽然他们也认为宪政是20世纪人类政治的潮流,但从根本上来说,宪政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为什么立宪能救国?晚清君主立宪派的逻辑是立宪政治兴民权,民权兴则人民自会起来救自己的国家。梁启超写道:“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立宪派人士的上书也写道:“夫天下大事,国家大业,非数人所得自私,亦非数人所能独任。专制国中,人民无参政之权,国家对于人民,既以干预政务为越权;人民对于国家,亦以不闻国事为本分。是故政府孤立于上,人民漠视于下。此等政体在于昔日藉以镇压国内则有余,在于今日用以抵御他人则不足。” 

  宪政——兴民权——人民参政——御侮图强,这就是20世纪初多数主张宪政者的逻辑。

  把宪政当成强国的工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笔者上世纪80年代上大学的时候,就认为西方的富裕先进是因为民主制度,中国要发展,也必须实行民主制度。随着对历史和国际事情的更多了解,笔者才更多理解民主的价值及其局限。

  一般来说,在西方人的眼里,保证自由是实行宪政的直接目的。而自由是晚清中国思想家谈论极少的概念,偶尔谈论,却是批评的,许多革命党人如孙中山、陈天华认为中国不需要自由,像严复那样谈论自由的,可谓凤毛麟角。

  对保证人民自由,宋教仁作过一些论述。最初他和许多革命党人一样,把自由与满族政府的压迫联系起来看,但这实际是民族的不自由,而不是欧洲思想家说的个人自由。在早期的论文中,他抨击清政府的专制,如《呜呼湖南与端方》,指出端方一到湖南巡抚任就先办警察,实是为压制人民。随着以后对宪政和西方民主了解的增加,宋教仁更加重视人民的自由权。在1911年7月发表的《希望立宪者其失望矣》中,他反问清政府是否保证了“臣民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是否遵守“臣民非按照法律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和“臣民之财产居住无故不加侵扰”的规定?宋教仁起草的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中,规定“会员得于法律范围内,保持身体、财产、职业、居住、信仰之自由”,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不是宪法,写进这些规定也许有些不伦不类,但它显示了宋教仁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尔后,在他起草的《鄂州约法》和《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案》中,都规定了人民的言论、著作刊行、集会结社、通讯、信教、居住迁徙、保有财产等自由权利,并且为《临时约法》所继承。不过,关于保障人民自由和宪政之间的关系,宋教仁没有进一步的或详细的阐述。 

  宋教仁更重视的是人民的参政权。宋教仁认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体、主人翁,因此,人民有权参预政治,这也是共和政治的真义。他说:“夫国家有政治之主体,有政治之作用,国民为国家政治之主体,运用政治之作用,此共和之真谛也。故国民既为国家之主体,则即宜整理政治上之作用,天赋人权,无可避也。”[6]在《国民党宣言》中,他写道:“共和立宪国者,法律上国家之主权,在国民全体,事实上统治国家之机关,均由国民之意思构成之。国民为国家之主人翁,固不得不起而负此维持国家之责,间接以维持国民自身之安宁幸福也。”在这一点上,君主专制国和共和立宪国有根本的不同,在君主专制国,“左右统治权力者,常为阀族,为官僚”,在共和立宪国,左右统治权力的,则是多数国民[7]。从这一观点出发,宋教仁对日本的政治多所批评。如在对1911年8月日本内阁更迭的评论中,宋教仁指出,“立宪政治,以代表国民公意为准则”,但是日本的行政大权,总是控制在藩阀武人手中,成为藩阀政治,不是行国民公意之政治,因此,“日本政治为非立宪的”,充其量只能算半立宪国。相反,宋教仁对英国的政治及国会变动则赞誉备至。1911年8月,英国议会通过“议会法”,该项法案大大削弱上院(贵族院)的权力,是英国政治制度史上的重要事件。不过20天,宋教仁就在《民立报》上发表了《英国之国会革命》的评论。宋教仁认为,“贵族者,国家之特别少数阶级,以少数阶级而统揽统治权,其不符于民主的精神,莫此为甚”。而英国议会法案的通过,反映了历史发展潮流,即贵族阶级无可挽回的衰落,民主政治则更广泛地普及。“英国国体号为君主制,而其实际则兼有民主的精神”,经过此次“国会革命”,英国与民主国体实已无大差异。从对日本的批评和对英国的赞誉中,可以看到在宋教仁的心里,宪政的真精神是保证人民参政,君主还是共和倒还在其次。 

  比较而言,宋教仁最独特的是,他把实现宪政和民主看成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而不是带强国等功利性的目的,他不像立宪派人士那样看重立宪与救亡的关系。在他看来,共和立宪是本来就该实行的,民主本身就是目的。这在清末民初思想界中是独特的,即使在革命党人中也是少有的。 

  精英政治——议会与政党

  民主宪政,应该有具体的操作和形式。宋教仁非常重视具体的操作和形式。

  在宋教仁看来,虽然人民都有参政权,但是人类的思想、知识、能力并不相等,有寻常一般的,有优秀特出的。所以,在事实上,就要由这些少数的、优秀特出的人集合为政党,以领导全部国民;而在法律上,则由此少数优秀特出者组织为议会与政府,以代表全部国民。

  宋教仁认定,“共和之制,国民为国主体”。但是,人民如何来行使主权或参政权呢?

  在晚清民初的革命党人中,宋教仁最重视议会的作用。议会不但拥有立法权等广泛权力,还是防范专制独裁的重要阵地。 

  宋教仁认为:“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在他起草的《鄂州约法》和《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案》中,都规定了议会的选举办法、议会的权限等内容。如后者规定参议院有议定法律案、预算案、条约及国库有负担之契约、公债募集、赋税征收、审理决算等权力,可以弹劾内阁阁员。民国初年,宋教仁的活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大党,争取议会的多数,以便掌握政权。就如他在国民党鄂支部欢迎会的演说中所讲的:“在国会里头,占得大多数议席的党,才是有政治权威的党,所以我们此时要致力于选举运动。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运动。……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那么,我们的主义和政纲,就可以求其贯彻了。” 

  与议会紧密相连的,是政党。凡是实行民主宪政的国家,都要有政党。那么什么是政党呢?宋教仁认为,政党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有“巩固庞大结合力”,一是要有“有系统有条理真确不破之政见”。“苟具有巩固庞大之结合力与有系统有条理真确不破之政见,壁垒既坚,旗帜亦明,自足以运用其国之政治,而贯彻国利民福之蕲向”。这与梁启超当时对政党的解释大体相同,梁氏认为:“政党者,人类之任意的、继续的、相对的结合团体,以公共利害为基础,有一贯之意见,用光明之手段,为协同之活动,以求占优势于政界者也。”不过,宋教仁又把政党看成是社会精英分子的组织。他认为,国家是国民合成心力而成。在君主专制国,国民合成心力趋重于一阶级、一部分,所以左右统治权力的常为阀族和官僚。共和立宪国,国民合成心力普遍于全部,所以左右统治权力的,是多数国民。但是人类的思想、知识、能力并不相等,有寻常一般的,有优秀特出的,而优秀特出的比起寻常一般的来,总是少数。所以,在事实上,就要由这些少数的、优秀特出的人集合为政党,以领导全部国民;而在法律上,“则由此少数优秀特出者组织为议会与政府,以代表全部之国民”。

  宋教仁非常强调政党的作用,他说法律上的议会与政府,可以看做是按法律行事的器械,而议会和政府的灵魂,仍然是政党。“是故政党在共和立宪国实可谓为直接发动其合成心力作用之主体,亦可谓为实际左右其统治权力之机关”。

  孙中山民国初年对政党的看法,也与宋教仁大体相同,孙在一次演说中谈到:“今后之兴衰强弱,其枢纽全在代表国民之政党。各政党集一般优秀人物组织而成,各持一定之政见,活动国内,其影响及于国家政治,至远至大。” 

  总的说来,宋教仁的议会和政党理念是一种精英政治,即承认人民的参政权,但具体的政治运作,要由精英——议员和政党来进行。但是宋教仁的精英政治与传统科举制下的精英政治有本质的不同。传统精英政治的授权者是皇权。因为传统精英大都是获得政府主持的科举考试头衔的绅士,在这种精英政治中,精英和皇权要达到一定的妥协或合作关系。而议会和政党的精英政治的授权者是人民,即操控政治的精英们至少要获得人民的支持。当然,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投票选举可能是人民表达意愿的唯一方式,选举结束后,人民的政治参与也就结束了——直到下次选举来到之时。

  英国模式——责任内阁与政党内阁

  宋教仁担心革命以后出现专制独裁,包括有功的革命军人实行武人政治,因此要立即实行民主宪政。中国的政府组织,一定要实行限制国家元首总统的权力的责任内阁制。许多人以为宋教仁主张的是当时法国的责任内阁形式,其实不是,宋教仁主张的是英国模式,内阁总理不需要由总统提名,由议会中的多数党组织内阁,实行政党政治,最好是两党轮替。只不过英国是君主制,中国是共和制。

  除了预防极可能出现的专制独裁外,宋教仁还认为,总统是民国国本,不可轻易更动,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实行总统不掌握实际权力的内阁制。因为总统不负实际责任,所受冲击自然会少,而内阁则可以较为灵活地更动。1913年2月19日,在国民党沪交通部的欢迎会上,他说:“关于总统及国务院制度,有主张总统制者,有主张内阁制者,而吾人则主张内阁制,以期造成议院政治者也。盖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此吾人所以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内阁又由议会中的多数党来组织,所以他又说:“欲取内阁制,则舍建立政党内阁无他途,故吾人第一主张,即在内阁制也。”类似的意见,宋教仁表达过多次。 

  然而,作为内阁制共和国样板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自然形成的是多个党派,议会内政党林立,很难形成与内阁保持一致的绝对多数。因为内阁系两个或多个政党组织,只要议会内政党重新组合,便会导致内阁危机,使内阁更迭频繁,政局动荡。梁启超曾称这种内阁制为“准政党内阁”[2]。 

  宋教仁主张的不是法国式的内阁制,而是英国式的内阁制,即与两党制相应的内阁制。

  当时英国已经形成了两党制,由议会中的多数党组阁,议会与内阁充分一致,政局较为稳定。宋教仁从英国1911年的“国会革命”受到启发,他评论英国1911年国会法案,说英国“下院之多数党依例有组织内阁之习惯,虽皇帝不能违之,则政府与下院即谓为一体焉亦无不可”。新的国会法通过后,下院的权力进一步加强,英国的制度“与民主国体尚有何差异之点乎?”宋教仁对英国的宪政制度十分赞赏,不是赞赏君主制,而是赞赏它的内阁制和两党制。因此,宋教仁主张的是英国式的两党制,不是美国式的两党制。在宋教仁遇刺前几天起草的《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中,就明确指出,应“明定宪法,国务总理由众议院推出。若英国,为行责任内阁制之国,虽无明定国务总理由国会推出之宪法,然英宪法为不成文法,其习惯则英王所任命之国务总理,例为下院多数党人之首领,不可移易,实不啻由下院推出,且不啻宪法中有此明文。盖必使国会占多数之政党组织完全政党内阁,方举责任内阁之实,而完全政党内阁则非采用此法不能容易成立也。”  

  民国初年,宋教仁曾多次结合内阁制宣传两党制。如《国民党宣言》中就宣称:“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二大对峙,不宜小群分立”,成立国民党,目的就是“藉以引起一国只宜二大对峙之观念”。在1912年9月的《致北京各报馆书》中,宋教仁又说:“吾人改组国民党时,宣言政党宜二大对峙,希望自党发达,同时并希望反对党亦发达,能至旗鼓相当而后已。”

  但是,在同盟会中,对民国政体设计的见解并不相同。

  孙中山的理想是总统制,且总统应有较大的权力。按照孙中山在《革命方略》中的设计,革命后先要实行“军法之治”,军政府拥有绝对权力,而军政府的首脑权力更为集中。因此,即使武昌起义爆发前没有作过具体明确的论述,孙中山主张总统制也是必然的。因为内阁制的总理随时可以更动,较多地集中权力是困难的,由内阁总理来完成“军法”、“约法”的设计也是困难的。1912年12月底孙中山归国后,在如何组织革命政府的问题上,孙中山和宋教仁发生分歧,孙主总统制,宋主内阁制,当时有些人认为是宋教仁想当总理,并且对宋进行人身攻击。但是,他们错了。宋教仁和孙中山是按照各自的革命方案和头脑中的宪政模式行事的,因此才会有总统制与内阁制之争。孙中山对为什么实行总统制的解释不多,他的理由是与他较为接近的胡汉民记述下来的:“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对于惟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他还说:“余亦不肯徇诸人之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之大计。”

  从《革命方略》规定的革命程序看,孙中山相信革命后的一段时期集中权力是必要的,因而取总统制。

  孙中山的总统制理念和宋教仁的内阁制主张的不同甚至反映在同盟会和同盟会中部总会的组织制度上。众所周知,同盟会采用“总理”制,孙中山任总理,下设执行、评议、司法3部。据说是按三权分立原理设立。按同盟会会章规定:“本会设总理一人,由全体会员投票公举。四年更迭一次,但得连举连任。”“总理对于会外有代表本会之权,对于会内有执行事务之权;节制执行部各员;得提议于议会,并批驳议案。”最重要的执行部由总理直接领导,执行部下设六科,“各科职员均由总理指任,并分配其权限。”尽管黄兴在同盟会内的地位和声望仅次于孙中山,但他没有担任执行部部长,而是执行部六科中之一科——庶务科的干事。虽然执行部庶务干事可以主持东京同盟会本部,但那不是同盟会会章的规定,而只是代表总理来执行这项职责而已。所以,就理论上来说,如果把同盟会看成一个国家的话,那它非常接近美国式的总统制,同盟会总理就是大总统,甚至同盟会总理和议事部议员的产生方式都和美国非常相似。 

  而1911年宋教仁直接参与组织的同盟会中部总会不同,它事实上未设总理(会长),而采取总务会议合议制。“总务干事互选一人为议长,掌召集开会、保管文书、印信之事;其开会议事时,遇有可否同数者,由其决定。”“总务会须依总务干事全体之署名,行其职权。”“凡各部重大事务,皆须经总务会之协议。”很明显,即使那“暂时虚位以待”的会长产生了,其权限也会较同盟会的总理小得多,反过来,总务会议的权责却很大。事实上同盟会中部总会也是这样做的,据现存资料,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几次决策,都是由其在上海的骨干讨论决定的[10]。因此,如果也把同盟会中部总会看成一个国家的话,那它的组织制度即使还不能算是接近“内阁制”,但绝对不是同盟会式的“总统制”。

  由于孙中山辞临时大总统职时的特殊政治环境,孙中山还是支持了宋教仁的内阁制和政党内阁主张。宋教仁被刺后,孙中山回归了他的总统制和最高领导人应有较大权力的主张。 

  在民初的政治风云中,是否实行真正的责任内阁和政党内阁成为同盟会——国民党与袁世凯分歧的焦点。宋教仁坚持他的主张毫不动摇,袁世凯甚至以提名宋教仁任内阁总理为诱饵,让宋放弃政党内阁主张,被宋拒绝。为了实现他的理想,宋教仁主持于1912年8月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争取国会选举的多数。直至他被刺去世。 

  结语:民主宪政之难

  清末民国初活跃的政治家中,宋教仁的宪政主张和理想是最接近西方的,并且,宋教仁的追求宪政民主就是一种终极价值上的追求,宪政本身就是目的,与国家的富强并无直接的关系。这和许多人成为鲜明的对照。当然,宋教仁也有自己的缺陷,比如重要的司法独立问题,司法与行政、立法的关系问题,宋教仁很少涉及,他重视的是政治层面的操作。

  显然,民国初年,中国的社会还缺少宋教仁理想实现的条件,宋教仁之所以能够进行一次有声有色的试验,是乘的反清革命之势。

  许多西方人天真的认为,实行民主是多数中国人的愿望,只不过某种原因,才没能实现。实际上,恰恰相反,实行民主宪政只是少数中国人的追求,这正是中国不能实现宪政的真正原因。宋教仁是少数的先驱者之一,孤独的先驱者。

  不仅真正追求宪政是少数人,而且在这少数人中也大都带有功利性的想法,晚清是救亡图存,以为实行了宪政就可以救国。即使被推翻的清政府,也是认为实行了当时德、日模式的“宪政”可以收到既强国又延续自己生命的双重效果。反过来,如果国家已经富强,可能就不需要宪政了。

  现在,腐败在中国蔓延,人们在痛恨的时候,几乎已经麻木。不少人还是把希望寄托在实行宪政上。实行宪政固然有利于抑制腐败,但问题是,如果不存在腐败或腐败很少,还要不要实行宪政?

  这可以理解,中国是人治社会,专制传统至少已经两千年,要在一二百年中彻底改变,谈何容易。

  只有少数人主张宪政,而这少数人中又有很多人以功利的心态去理解宪政。这就是宪政在中国实现非常困难的原因。

  来源:作者授权新浪历史刊发

 

文章关键词: 迟云飞 政党 政治 宪政 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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