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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袁世凯对《临时约法》的指控是客观的,他要求增大总统的权力是可以理解的。
    尽管袁世凯对《临时约法》以及议会政治如此不满,但实事求是地说,在二次革命之前,袁世凯基本上还是按照约法行事的,可以这样说,他一方面不断突破约法对他的限制,一方面维护约法。他与议会可以说既有合作,也有斗争,合作是主要的。
    在重大问题的处置上,袁世凯政府和参议院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共同维持着民初的大局。比如民初最大的财政问题是向外国借款,袁世凯政府能够遵守《临时约法》的程序,提出于参议院,求得参议院的同意。参议院对政府的举措,也都给予通过。
    正如一位有影响的参议员所说,“前参议院时代,凡政府提出借款案,无不悉赞成,而政府于立约签字之先,亦靡不将交涉情况报告于参议院,征求同意”。(谷钟秀:《中华民国开国史》,第124页)即使后来所说的善后大借款,政府多次提出于议会,有案可查。[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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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方面一开始就认定宋案为袁世凯及袁世凯政府所为。从此国民党人及其掌握的报刊无不对袁世凯大加挞伐。因此以革命的手段打倒袁世凯、推翻袁世凯政府成为孙中山革命党人的主要理由与借口。
    宋教仁为袁世凯主谋所杀,国民党人的这种说法似成为信史,但没有为其他政治势力所接受。最近几年宋案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一项新的研究成果证明,宋教仁为其自己的同志陈其美主谋所害。
    孙中山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的第二个理由是袁世凯政府的善后大借款。其实,对善后大借款外国监督中国财政问题的严重性,政府何尝不清楚,但在当时情况下不得不为之,是任何政治势力任何政治家的唯一选择,南京临时政府存续期间不是有相同问题吗?而在当时情况下,既要借款,又不损及主权,恐怕很难办到。
    问题的关键是:政府借款是否违法,是否经议会同意?政府借款是否为了镇压南方的革命党?国民党人认为,政府借款,没有经过国会同意,因此是非法的。而政府认为,善后大借款的谈判历经一年余,政府曾经将善后大借款的有关问题提交北京临时参议院讨论并通过,有案可查。革命党人说政府为了镇压二次革命,筹措经费,不惜答应列强苛刻的条件,签订卖国合同,因此号召人们起来革命,推翻政府。这种说法没有科学依据,完全是政治方面的恶意攻击。
    善后大借款实际用途到底如何?善后大借款的有关规定非常严格,实际上善后借款的的使用在借款合同中已经有了比较详细的规定,银行团又附加了很强的监督。[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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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后,百废待兴,人们希望国家安宁,社会稳定,发展社会经济,而不希望再次发生战争。二次革命爆发前,全国各行各业各团体纷纷电至南北,希望能够和平解决纠纷。国民党置全国人民心理于不顾,冒然一试,失去了人心,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也。
    以袁世凯为首的北京政府刚刚成立一年有余,社会治理千头万绪,他们进行了各种努力,虽然效果不十分明显,但他们一直在努力。比如经济上谋取贷款,制定了发展民族经济的一些措施,召开全国工商会议等。外交上寻求途径与支持外蒙独立、西藏分裂的沙俄、英国谈判,既有原则性,又有一定的灵活性,坚持维护民族统一和国家的领土完整等。作为袁世凯来说,基本上根据约法行政,虽然不断突破对约法的限制,加强集权,但还没有特别违法的事件。就宋案来说,限制在法律范围之内,并非不能解决。
    作为北方北洋派来说,控制中央政府和北方数省,掌握国家机器和国家的资源,北洋军队是全国最为强大的军队,又争取到地方势力派黎元洪、蔡锷等的支持,人心所向,师出有名,平叛镇乱,势如破竹,一举将国民党的势力击溃。而作为南方革命党人来说,实力明显不足。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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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次革命至今整整100年了,细细想想二次革命的前因后果,我认为这是一次不该发生的革命,为什么如此说呢?首先,辛亥革命后确立了民主共和政治体制,这种政治制度刚刚运行了一年多的时间,严格说还没有真正运行,因为还没有一部正式的宪法吗。革命党人虽然宣言要追求的是真正的共和制度,但实际上或者说客观上破坏了这种制度,采取革命的方式,武装斗争的方式取代了和平的方式,违背了人们的意愿,破坏了和平建设国家的路径。
    其次,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没有考虑到人心的相悖和力量对比,发动革命的理由又不充分,宋案、善后大借款实际上都可以在法律的范围内解决,袁世凯及其北京政府基本上还在法制的范围内行事,完全可以在法律上进行较量。革命对社会破坏严重,付出的社会成本太高,是一种不得不采取的斗争方式,而不是一种常态方式。革命党人过于看重革命方式,轻易一试,等待的只有失败了。
    辛亥革命后各派政治势力的均势被打破了,严重影响了民初的政治发展。从此北洋势力一支独大,失去了受牵制的力量,从而促使袁世凯得意忘形,无所顾忌,不把任何力量看在眼里,又为其向专制集权道路上进一步迈进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更为重要的是,二次革命的爆发与失败,使国家丧失了辛亥革命后一次和平发展的良好机遇,各派政治势力的矛盾由和平协商解决转向暴力解决,直接影响了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社会转型,影响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展。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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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华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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