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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孙袁关系,必须记住几件事:第一:从年初制定《临时约法》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到1913年春草拟《天坛宪法草案》坚持内阁制和极力扩大国会权力,孙文和国民党的指导思想不外是束缚袁世凯的手脚,把尽可能多的实际权力夺到自己手中。第二:孙文、黄兴赴京与袁世凯会谈,他们达成的协议表面看来是双方进入蜜月期,实质是体现了利益交换却忘记了巩固基本制度的重任。

        1912年9月25日,《政府公报》民国元年第149号公布了袁世凯、孙文、黄兴、黎元洪《协商订定内政大纲八条》,是这次会谈的主要成果;内容是:“一、立国取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 、林、工、商等等。

        对这八条稍加考量,不难发现它有两大缺陷:一是只字不提要坚持民主,坚持法治,不能再像不久前那样由总统下令,军政执法处肆意杀害总统、副总统的政敌。二是忘掉了地方自治。如果把它放在清帝国最后10年的新政时期,当时的朝廷和包括袁世凯在内的中央和地方大臣也会在欣然接受之余,指摘这样的纲领太不尊重地方自治的既定国策了。[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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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案发生时,孙中山刚好在日本,回到上海已是案发五天后。他召集会议讨论对策,力主发动二次革命,戴季陶支持,大部分人反对,反对最力的是黄兴。会后征求意见,时任广东、湖南等省都督的胡汉民等人也极力反对。甚至表面上对孙文亦步亦趋的陈其美也不愿听从。他在一封信中谈到当时情况:“中山先生乃电令广东独立,而广东不听……不得已令美先以上海独立……”

        反对者的主要理由,一是力量对比太悬殊,必败无疑。二是民国成立后民心思定。三是通过司法系统解决之路尚未断绝。宋教仁案是刑事案件。当时朝野上下多数人都主张通过司法程序解决,认为把刑事案件政治化是极为错误的。这个案件凶手已经拿获,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光明一面是江苏省辖下的上海地方检察院,两次发出传票,要国务总理赵秉钧到院接受讯问。赵秉钧虽然没有到上海接受传讯,也不能不作出正式答覆:“惟民国立国精神,首重司法独立,而尊重司法官意思,即为维持司法独立之道……现在秉钧旧疾复发,曾在法国医院调治,当有诊断书可证,已于四月三十日,呈明大总统,请假十五日在案,自未便赴沪。[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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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对宋案处理不当,立即带来几个严重后果:第一:授人以柄,袁世凯以参加暴乱为藉口,宣布解散国民党,剥夺国民党议员的当选资格,使国会由于不足法定人数不得不停止运转,沉重打击了民主进程。第二:这次军事冒险一个多月便全军覆没,国民党此举与民意背道而驰,赢得“暴民专制”的骂名,陷入孤立的困境。第三:开启了辛亥革命后用武力解决政争的先河,而且在国民党带领下愈演愈烈,中国政治以此为起点走上歪路。

        创巨痛深,应该永远记住:第一:拒绝造神,包括革命领袖在内的任何政治家都应接受公民的严格监督,不能让他们为所欲为,享有任何特权。第二:像同盟会那样的政治组织应该及时转变为民主政党,在党内建立严格的民主制度,一切重大举措和政策都应依照民主程序决策,不能让领袖独裁,以免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第三:在现代国家的框架建立后,法治是解决国内一切纷争的最后手段。法治是在实践中不断改进、逐步健全的,只有走上捐弃武力、坚持法治的道路,一个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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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致袁世凯劝其辞职电


    去年北上,与公握手言欢,闻公谆谆以

  国家为念,以一日在职为苦。文谓国民属望

  于公,不仅在临时政府而已,十年以内,

  大总统非公莫属。此言非仅对公言之,且对

  国民言之。自是以来,虽激昂之士,于公时

  有责言,文之初衷未尝少易。何图宋案发生

  以来,证据宣布,愕然出诸意外,不料公言

  与行违至于如此,既愤且懑;而公更违法借

  款,以作战费,无故调兵,以速战祸,异己

  既去,兵衅仍挑,以致东南民军,荷戈而起

  ,众口一辞,集于公之一身。意公此时,必

  以平乱为言,故无论东南军民,未叛国家,

  未扰秩序,不得云乱;即使曰乱,而酿乱者

  谁?公于天下后世。[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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