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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13年3月发生了“宋教仁被刺案”;4月,袁世凯政府绕过议会发生了“大借款案”;5、6月,国民党与北洋政府、立宪派之间的矛盾又进一步激化。这些事件,都可以说是“二次革命”爆发的导火索。

    但二次革命爆发根本的原因在于革命党人和袁世凯的矛盾。袁世凯他的终极目标是要复辟帝制,复辟皇权专制主义,这是袁世凯和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之间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孙中山这批革命党人他们之所以推翻清朝政府,目的之一就是要推翻皇权专制主义,也就是推翻帝制,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那么,一方要维护民主共和制度,袁世凯一方要想破坏民主共和制度,要想走皇权专制主义的老路,这个当然不可调和。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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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二次革命是一次过早爆发的,准备还不成熟这么一次匆促发生的革命。有准备的是袁世凯方面,袁世凯方面为了复辟帝制,为了对付革命党人,从军事上,从财政上,是做了相当多的准备的。革命党人不久以前还把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希望袁世凯能够做一个好的总统,做一个赞成共和,维护民主的总统。所以说宋教仁的被暗杀,这个对于革命党人来说就像晴天霹雳,他们没有想到过,也没有必要的准备,甚至于说连必要的思想准备都没有。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任何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虽然在这之前,有少数革命党人已经展开了反袁活动,但是毕竟是少数,对于国民党的主体来说,应该说没有思想准备,更没有组织上和军事上的准备。

    应该说在辛亥革命以后,当时中国有两个人物,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袁世凯。那么在这两个人物之间,当时的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选择的不是孙中山,选择的是袁世凯。因为他们觉得孙中山嘛孙大炮,冒险主义。把希望寄托在孙中山身上,有危险。而把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他们认为比较稳妥,比较可靠。所以当孙中山要举行二次革命的时候,应该说社会的同情并不在孙中山身上。不仅社会舆论普遍地不赞成搞二次革命,连国民党里边的大部分人也都不赞成二次革命。从当时的舆论来看,除了上海的少数的报刊对袁世凯所持的是一个极力地批判揭露的态度,应该说大部分舆论,大部分报刊,对二次革命并不赞成,当然,也并不同情。

    就凭这两件事情,一个是刺宋案,凶手未明,没有最后定案。另外一个是善后借款,他的本质,他的目的也还没有充分暴露。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你要全国人民,要国民党的全体党员,都赞成你搞二次革命,推翻袁世凯,这个来说,为时太早。所以当孙中山主张要搞二次革命的时候,首先黄兴就不赞成。所以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就是按照孙中山的意见,就是马上要起兵,要讨伐袁世凯。但是黄兴主张法律解决,首先要在法律上把这个官司打下去。所以连黄兴都不赞成,那么你想孙中山他会有多少支持者呢。所以我说二次革命一方面他当然有它的正义性,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袁世凯的本质还没有暴露,大家对袁世凯还存有期望,存有幻想,所以这次革命发动的时机来说太早,发动革命的条件还完全不成熟。[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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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建立,开始走的是一个叫多党政治,除了国民党之外,中国还有其他的几个党派,例如说共和党,例如说民主党,例如说统一党。后来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三党合并,成立了一个叫进步党,也就是说民国建立,一开始走的是多当政治的道路,另外走的是议会政治的道路,因为南京临时政府有参议院,南京临时政府北迁以后,北洋政府也成立了参议院,所以走的是议会政治的道路。从二次革命以后,孙中山继续走他的武装革命的道路,没有利用议会,没有利用多党政治这种格局,来跟袁世凯的复辟行为进行斗争。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应该怎么来评价,学术界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个证明在中国走议会政治,走多党政治,道路走不通,应该走武装革命的道路。另外一种看法,认为议会政治、多党政治还是可以往前走的,孙中山现在是叫迷失的状态,迷失,不清楚。就是孙中山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这在学术界到底是孙中山走武装革命道路政府还是应该继续搞议会斗争,搞多党政治,这个在中国的历史学界一直到现在,还有争论。

    从二次革命以后,孙中山还曾经想搞三次革命。然后孙中山到南方去进行护法运动,进行北伐,一直走的是一条用革命的形式,用武装斗争的形式,推翻旧制度的这样一条道路。我一开始就讲“二次革命”是一次正义的革命,它是在辛亥革命以后,维护民主,维护共和制度的一场斗争。所以二次革命应该肯定。但是二次革命又是一次条件不成熟,发动的时间过早,一次仓促的,准备不足的革命,因此它的失败也是必然的。[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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