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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跃进”心态成维新变法的“胎毒”
  • 戊戌变法的原始动力,还是在于内忧外患的危机感及恐惧感。不改革等死——其实就是改革的动力所在。发端于1861年的第一轮改革,国家面临着内忧外患,西方媒体和外交机构都在思考着中国崩溃后怎么办的问题。在那样的历史关头,中国体制内外的精英分子们开始了改革。
        乱改革找死——改革本身是一项长期工程,对“技术”的要求颇高,不能急躁,不能跃进,不能盲动,否则就拔苗助长、欲速而不达。甲午战争之后的改革,就走上了大跃进的道路,总想找捷径、搭快车。令中国在不断革命的道路上几乎耗尽了元气和各种机会。[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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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维新运动并没有一个明晰的路线图
  • 戊戌变法的方向,依然是模糊的,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认为仅仅依靠原先经济层面的改革不够,要进行更为广泛的包括政治层面在内的改革,但究竟如何做,依然只是泛泛地效仿“西学”,并没有十分明晰的路线图。这从戊戌变法中所发布的100多道改革诏令就能看出来,其内容简直是包罗万象。
        严肃的史学考证已经发现,康的戊戌奏稿都是在事后改写的,其中有关立宪的内容,包括提倡三权分立、批评君主专制等词句,多是后来所添加进去,并非原文,甚至奏折的标题与存留在清宫档案中的原件相比,都遭到了事后的修改。学界也考证出,彼时的康有为,其实还是反对立宪制的。[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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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珥:“鹰派”公知梁启超

雪珥:“鹰派”公知梁启超

    此时的中国政界,除了极少数的“鹰派”、少部分的“鸽派”之外,大多数其实是“鸡派”——为了一点米,随时待价而沽,抱持的都是“转盘式”立场,随时可以更改。
    鹰派公知梁启超除了推广体育救国之外,还成为保皇派推行暗杀、建立武装的主要执行人。其1900年写就的《少年中国说》,已经是“鹰气”外露。[详细]
  • 真实阻力在自身:脱离实际,脱离民意官情
  • 我并不认为有所谓保守派的存在。将历史人物划分为所谓的顽固派、洋务派、改良派、革命派,贴上标签,倒是省事,但很难解释清楚复杂的历史。我认为,在研究历史的时候,应该从人性切入,而不是从任何意识形态切入,兼顾“利益”与“权衡”。
        戊戌变法,一般被看作是顽固派与洋务派联盟,对付改良派。其实,以康梁和六君子为代表的“改良派”,更确切的定义应该是“口水改革者”,倒是所谓的“洋务派”,都是在第一线操盘的改革实践者。而所谓的“保守派”,很大一批人并非反对改革,而只是因为戊戌变法的主导者们,过于唯我独尊、唯我独改,把几乎所有的人都推到了对立面上。[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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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荒唐认知: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关系
  • 公众普遍接受了的一个荒唐故事,是所谓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母子对立。太后毕竟不是女皇,可以随时撤换太子;太后的权力是儿子做皇帝派生出来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或许在一些政见上有分歧,但他们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帝后本是一体,唇齿相依、荣辱与共。
        与其说有“帝党”,不如说有一个“帝师之党”也,其成员翁同龢、文廷式、张謇等,其实都是围绕在翁同龢身边。翁这人,据云自小即长于察言观色,行事处世圆滑。[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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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启示录:警惕“主义万能”

戊戌变法启示录:警惕“主义万能”

    甲午战败后带来的这股“主义”万能风潮,对中国的现代化造成极大的困扰。中国近代史的主流,就是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主义”大旗下,将自己描绘为天使、将他人描绘为恶魔,不择手段、争权夺利、党同伐异,而忽略了培育民生与厚植国力这种关乎国家复兴、崛起的根本。[详细]
  • 变了味道的改革:戊戌变法有“三败”
  • 败笔之一是不切实际,改革根本不考虑可操作性。比如在103天的时间内,发出了100多道诏令。这些诏令的大多数,都是泛泛而言,并无具体的配套措施,光绪皇帝和他身边的幕僚,似乎也不在意如何落实。这样的改革,只能称为发文件改革、口水改革。
        其二,改革不考虑成本和副作用。改革至少事先要考虑好利弊,避免副作用。而戊戌变法中的改革,都是操切的、粗暴的改革。其三,改革者的自利,从唯我独改变成唯我独尊,改革演变为权争。变法的主导者们表现出的不择手段,也令旁人齿冷。[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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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改革是充满技巧性的利益大调整
  • 改革作为利益调整,其涉及的利益结构非常复杂,每项措施、甚至每项措施的不同实施阶段,都会有不同的人群或受益或受损,他们对这项改革的态度也往往会随之改变。细节不考虑好,贸然动刀,改革也就和革命没什么区别的,往往对最后,任何一个群体都不觉得自己是改革的受益者,人人都感觉自己在改革中吃亏了。
        改革是利益的大调整,这就需要相当的技巧和策略。从戊戌变法看,甲午战争后积累起来的改革共识,被冒进的维新派们轻率地挥霍滥用,变法成为操切的大跃进,令最需要支持者的改革事业到处无谓树敌,成为孤家寡人。既得利益者的反弹力度之大,甚至威胁到了皇位。[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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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珥:《国运1909》

雪珥:《国运1909》

    1909年,在改良派、革命派、执政者等各方势力的推动下,垂死的清王朝进行了最后的自救努力。但那场看上去轰轰烈烈的改革最终在各方的极度失望下被暴力革命所吞噬。100年前的改革为何归于失败?[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