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资本家”荣毅仁:率先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共产党对民族资本的鼓励和扶持

1949年6月2日,上海工商界人士在上海外滩中国银行大楼4层举行座谈会。荣毅仁第一次见到了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和副市长潘汉年。陈毅一句“共产党鼓励工商业者在新上海的建设中起积极作用”,终于让荣毅仁心中的石头落了地。之后,陈毅还带着家人公开到荣毅仁家里做客,表示要与荣毅仁交朋友。这些做法,在人心还不稳的上海迅速传开,有人称,这是“共产党团结工商界的一次感人动作”。

“团结”很快就真的有了动作。1950年2月,国民党的飞机再次轰炸上海,导致了上海工商业的突然崩溃:工厂停工,资金短缺,销路不振。那时正处在春节前夕,申新纺织几乎发不出工资。一些申新六厂的女工直接找到荣毅仁家,堵在荣家的客厅,大有“不拿到工资不出荣家门的架势”。陈毅很快得知了此事,马上找总工会的负责人前去疏通工作。并帮厂里申请了贷款,让他们暂渡难关。

荣毅仁带头拉开公私合营的大幕

1954年,荣毅仁带头拉开申新纺织与政府公私合营的大幕。许多股东都不能理解,担心财产全部被充公。荣毅仁却说,“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不走也得走。只要接受改造,大家都会有饭吃有工作,而且可以保留消费财产。”由此,荣家发展了半个世纪的产业,变为国家所有。当年,申新集团成立,荣毅仁成为总经理。而荣毅仁也因此举获得了共产党的尊重。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称荣毅仁率先接受改造,并以上海市前市长身份,为他助选上海副市长。【详细】

首届人民代表:回望人大一甲子


“劳动模范”胡兆森:几十万人自发游行拥护宪法

“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新宪法,是我最难忘的大事之一。”胡兆森说,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当天,1200多名代表聆听《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时年26岁的全国劳动模范胡兆森也是其中之一。他还记得,3个多小时的报告,引起阵阵“潮水般的掌声”。“我紧张地拿起笔记本,一句一句地记,一边记一边鼓掌。”他说。当代表们以无记名方式投票通过修改的宪法草案后,代表们全体起立,掌声和欢呼声经久不息。

“消息传出后,百姓自发上街游行,北京的天安门前、大街小巷,几十万人鼓掌、欢呼,热烈拥护这部‘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胡兆森说,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也是一个终生难忘的历史时刻。代表们乘坐的车开得很慢,大家一路欢呼着回到住地,我连嗓子都喊哑了。

高山族代表田富达:大会为少数民族代表配“一对一”翻译

“当选人大代表,对我来说是第一次,恐怕对于我们民族来说,也是第一次。”来自高山族的全国人大代表田富达回忆说。他还记得,一届全国人大的代表涵盖中国各个民族和阶层,各民族语言不同,大会主要为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和彝族等少数民族的全国人大代表配备了同声传译;对于一些来自偏远地区、完全听不懂汉语的少数民族代表,大会则为其配备了“一对一”翻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仅为少数民族代表服务的工作人员就有不少。”【详细】

核专家林俊德:一辈子隐姓埋名坚守罗布泊


荣誉等身的林俊德

林俊德,福建永春人,1938年3月出生,1960年9月入伍,总装备部某基地研究员、原总工程师,少将军衔,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爆炸力学与核试验工程领域著名专家。入伍52年来,林俊德参加了我国全部核试验任务。1999年特邀出席“两弹一星”突出贡献科技专家表彰大会,荣立一等功、二等功各1次,三等功2次。2012年5月31日20时15分,林俊德病逝在工作岗位上。

“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核试验”

1964年10月16日15时,罗布泊一声巨响,蘑菇云腾空而起。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将军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周总理在电话里谨慎地问:“怎么证明是核爆成功?”现场指挥帐篷里顿时一片肃静。正好,程开甲带着26岁的林俊德匆匆赶到,说:“冲击波的数据已拿到,从记录的波形和计算的数据证明,这次爆炸是核爆炸。”张爱萍看了看眼前不太面熟的年轻人,激动地拍了拍他满是尘土的肩膀说,你们立了大功。

1966年底的首次氢弹原理性试验是在高空,冲击波测量也在高空。仪器要在零下60摄氏度低温下工作,当时的实验条件还不具备。为了创造低温环境,林俊德和同事们背着仪器,爬上海拔近3000米的山顶呆了一宿。冬天漠风凛冽,山顶更是冰封雪冻。夜晚刺骨的寒风像针一样往身体里扎,又在每个人的鼻尖、胡子、眉毛上结上一层白霜。手冻僵了,脚麻木了,身子不停哆嗦……可一看温度表,才零下20多摄氏度。他们还抱怨,“这鬼天气,就不能再冷一点吗?”后来,他们采用高空气球放飞试验解决了问题,赶在试验前研制出高空压力自记仪,为飞机投放氢弹安全论证提供了科学依据。【详细】

外交家周南:亲历中国重返联合国


“非洲兄弟把中国抬进联合国”

当年在外交部欧美司工作,后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周南,对1971年10月26日上午发生在联合国的事情印象深刻,是因为当时联合国表决时,不少非洲国家的代表都是他在坦桑尼亚大使馆任职时的熟人,“26届联大的两阿提案能通过,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上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天,联合国大会先是否决了美国提出的恢复中国席位需要2/3多数通过的所谓重要议题提案,后来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由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提案。表决结果一出来,许多非洲国家代表都站起来了,热烈鼓掌”。

当时美国报纸说,在中国当过大使的坦桑尼亚驻联合国代表萨利姆高兴得手舞足蹈,跳了非洲舞,激怒了一批美国人。后来萨利姆对周南说,自己并没有跳舞,手舞足蹈是有的,周南说:“联合国很久没有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了,说明很多国家对中国能参与联合国事务都有期待。”

毛泽东和周恩来当时的反应

乔冠华对周南说起过毛主席和周总理在那几天内的反应。毛主席是在1971年12月26日晚上起床后听说联大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消息的,非常高兴,在他住处,他对周恩来和乔冠华等人说,今年有两件大事,一个是林彪自我毁灭,一个是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两件事我都没料到。【详细】

小岗村村民关友江:小岗村试验包产到户


冒着风险按下红手印

关于怎么才能不去要饭的办法、点子开始在私下里流传。这种状态酝酿了很长时间,一直到78年底,基本的思想是分开干,保证有得吃。怎么干呢?明的不行就暗地里来,我们就采取偷分的方式。分田这个事当时风险是很大的,既然大家都同意干,那我们得立个字据。我们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落字为证”,任何人都赖不掉。不会写字,就按个手印,最后那个“红手印”就产生了,也就是那份“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要钱要粮,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到十八岁”的协议,我们都按了手印,将来这个事如果上面追究,我们承担全部责任。当时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分田到户、吃饱肚子,干劲上来了,粮食丰收了,国家、集体和我们个人都有好日子过。后来,经过探索,就有了“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这个说法。

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力挺改革

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到小岗村考察,看到有这么多粮食,太高兴了。看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很自豪。他还开玩笑了,“别的来要饭的,你们可以多给一点吗?”“多给”。万里听完以后,很满意,当时就说了,“我们共产党要让农民过好日子,我们解放全中国的目的是让农民过上好日子,现在不仅没有过上好日子,还很贫穷,早期也有人想过这样干,但没有这样干,小岗村这样干了,我准许你们干三到五年。”

听到这个我们真是快活的不得了啊。万里说准许干三到五年,不管怎么样,我干三到五年,至少这几年没有问题。现在想想,领导能对我们这样肯定确实不容易。想当初签字那时候,心里怕啊,晚上睡不着觉。我们现在干好了、领导表扬了、肚子不饿了,归根到底是共产党的政策好啊,没有共产党的好政策,我们得不到这样的成绩,走不到今天啊。【详细】

时任广东省委委员吴南生:设立经济特区内幕


中央如何决策设立经济特区

穷则生变。但如何才能尽快变得富裕起来?吴南生心中没底。一位新加坡的朋友给他出了个大胆的主意:“你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像自由港这一类东西?如果敢办,那最快。”他说,“你看新加坡、香港,他们的经济就是这样发展的!”吴南生恍然大悟。对呀!我们能不能也像海外办出口加工区一样,把汕头市划出来,对外开放,办出口加工区,吸引外商投资办企业呢?

在这之前,广东省委也曾收到宝安县关于把深圳办成出口基地的报告,新华社记者何云华也提过类似的建议。因此,省委在讨论时一致同意这一大违“天条”的设想,并且更为激进,认为广东不单是应在汕头办出口加工区,还应该在深圳、珠海办。“要搞,全省都搞!”习仲勋横下一条心,当即表态,“先起草意见,4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我带去北京。”

《纽约时报》惊叹:铁幕拉开了!

一位海外朋友对吴南生说:“无法可依,无规可行,要人家来投资,谁敢来?特区要同国际市场打交道,就不能开国际玩笑。”这话促使吴南生在《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初稿)》中,强烈地“建议中央有关单位尽快提出一些立法和章程”。吴南生还抓住谷牧到广东的机会,大力游说:“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搞《特区法》、《特区条例》。”

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委员长亲自主持了五届人大第十五次会议。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江泽民受国务院委托,在会上作了有关建立特区和制定《特区条例》的说明。《特区条例》获准通过。8月26日成了中国经济特区的成立纪念日。《纽约时报》以节制的惊叹写道,铁幕拉开了,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呜响。【详细】

袁隆平:为什么要研究杂交水稻


百姓心声:战胜饥饿!

看袁隆平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些种子,并时不时地用手掂量,搓捏着。老向忍不住问:“袁老师,听说你正在搞科学试验,要是能培育出新的稻种,亩产400公斤、500公斤、1000公斤的,那可是为我们造福了。那时候我们就不用天天挨这个饿了,苦日子算过到头了。”老向的一句话让袁隆平微微怔住了,随即陷入了深思。老向的话语虽朴实,可他代表了亿万人民的心声和愿望。改良品种,增产增收就是战胜饥饿的唯一出路。

稻田里的知识分子

巨大的创造激情鼓舞着袁隆平一头扎进了忘我的劳动中。在劳动中,他忘记了自己是个知识分子,烈日炎炎的夏日,袁隆平在似火的骄阳下,哈着腰,一株株、一穗穗地辨认,寻找他梦寐以求的混生在稻田里的雄性不育系。他艰辛的劳作,连常年扎在水田里不怕吃苦的农民都自叹不如。

他的行动让人不解,很多农民兄弟都问他:“你个大知识分子,月月有工资拿,每天讲讲课,做做试验多清闲啊。和农民一起吃这个苦,遭这个罪是为啥呢?”是啊,为什么呢?他们不知道,在袁隆平心中藏着一个造福全人类的梦想,让人类战胜饥饿的梦想。每当这时,袁隆平都会手拿烟袋笑一笑,随即又钻进那一望无际的稻田里。【详细】

原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香港回归之路


艰难的中英香港谈判

1982年9月份,撒切尔夫人亲自来北京,还企图来说服邓小平。她说服的理由是什么?她说你们不能这样啊,你们要是收回香港,香港整个要完蛋啦,香港人信心完全丧失了,香港再也不能保持繁荣稳定了。邓小平就打断了她,说:你说是由于你们英国人的管治,香港才能繁荣,我说不是,香港繁荣是香港人他们自己创造的。如果我们双方根本谈不拢,中国将考虑接收香港另外的方式和时间。这句话,撒切尔夫人听了以后,马上脸就煞白了。她不傻啊,她知道小平同志讲的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另外的方式、另外一个时间。

当时英国刚刚在马岛打了胜仗,她的气焰来的时候很高。所以小平同志说,“我们不是阿根廷,你说有可能波动……我们不怕。所以主权问题是不能讨论的,我们一定要在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现在关键在我们1997年以后对香港采取什么政策,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第二个要讨论的,是怎样维持1997年以前的过渡时期,使得香港能够平稳过渡。这两个我们可以讨论,主权问题没有讨论的余地。”

签署联合声明

1984年12月19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再次来到中国,下午5时30分,中英联合声明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签署联合声明的时候,这个铁娘子当然不是心甘情愿的,她把香港看作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她绝对不甘心这么乖乖交出来的。所以她还是千方百计地想在1997年以后继续保持英国在香港的影响。这一点呢,我们也不全部否定她。小平同志讲的,还是要让她(主要是英国人)有信心,能够留在香港,所以我们对英国的这些大公司,汇丰、太古……,做了大量的工作,让它们稳定地留下来。【详细】

戚发轫院士:载人航天从零到皆有可能


戚发轫接手载人航天工程

1992年是中国航天领域的重大转折点。这一年,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正式批复载人航天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决定走有中国特色的载人航天之路。中央对载人航天工程确定了三步走发展战略。接到任务时,已经59岁的他本是有些犹豫的:“在航天领域,载人与不载人是不一样的,载人航天一命关天。”犹豫归犹豫,戚发轫最终还是不负厚望接受了重任,他被任命为载人航天工程中“神舟”号飞船的总设计师。已近花甲之年的他需要再次开辟新领域。

航天人的‘神舟’文化

“在‘神舟五号’第一次载人成功发射时,有记者在采访中问我,你当时为什么不紧张呢?我笑着对他说,我最紧张的时候,是‘神舟一号’发射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简短的一句话,表明了戚发轫在“神舟一号”发射时高度紧张的心情。

要把人送入太空的确不是一件容易事,一路走来,是什么在推动航天队伍不断进步?戚发轫的答案没有丝毫犹豫:航天精神。要把人送入太空,技术上的复杂就不去说了。关键是,载人航天人命关天,必须把安全和质量放在第一位。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要把所有可靠性措施都用上,而且必须要有故障对策。是从‘神一’到‘神五’,再到后来的‘神七’,不论谁是总设计师,航天人都将早已形成的‘神舟’文化,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就是:祖国利益至上的政治文化;荣誉攀登的创新文化;同舟共济的团队文化和零故障、零缺陷、零疑点的质量文化。【详细】

“申奥功臣”何振梁:中国的奥林匹克之路


第一次申奥不能算失败

从1993年的投票结果(与胜出的悉尼只差2票)来看,我们还是很有可能取胜的。但最后没有成功,其中有必然因素,也有偶然因素,必然因素是我们的国家那时发展程度还没有到必胜的阶段,在基础设施、环境等方面还有需要加强和改进之处。

谈到偶然因素,何振梁举例说,我们有两位委员朋友最后没机会给北京投票。一位是埃及委员,中国的老朋友了,我们去拜访他的时候,当时他已经90出头,行动不是很方便,他表示就算坐着轮椅也要去支持北京,但临近投票时医生阻止了他,不让他出国。另外一票是保加利亚的委员,但因为其国内政局变化,护照被吊销了,没办法来投票。还有个别委员被悉尼方面以不能称之为光明磊落的手段拉了过去。此外还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某些政治势力不遗余力地干预。在此情况下,我们仍得到近半数的票,难能可贵。所以为什么我从来不说第一次申办是失败。

为北京申奥情愿拼老命

何振梁说:1994年我就退居二线了。1998年中央决定再次申奥。国家体委领导当时没有考虑我参加奥申委,可能出于好意,但是,举办奥运会是全国人民多年来的梦想,我能袖手旁观吗?何况我还在国际奥委会中担任执委,在国际体育界有众多朋友,可以为申奥工作做点事。并且,我每想到人民在1993年申奥未成的沮丧,那是我心里永远的痛。所以我主动请缨参加申奥工作,在我有生之年,拼了老命也要为北京申奥出力。。

在何振梁心目中,迄今最理想的奥运会是北京奥运会,“我给它打99分。话不能讲得太满,总得有些保留。我要强调的,尤其是人民的全力支持和积极参与,志愿者的热情服务是任何一届奥运会无法超越的。这块金牌比其他任何都更重要。”【详细】


本期责编:胡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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