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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外部压力的加大是大清“改革”第一原因
  • 戊戌年这一次改革,近因是由于甲午中日战争结局的推动。无论是之前洋务运动的投入,还是狭隘的文化心理上,败于英法说得过去,败于东洋实在说不过去。战后,巨额的赔款压力直接导向清帝国朝野上下,无论是士绅阶层还是失地的被雇佣劳动力,生活乃至生存都要受其直接影响。
        从甲午战败年,到1898年的改革年,两三年的时间,几起著名教案的发生,以及俄、德、法、英等国继续索要殖民特权——这一系列事件是前期历史轨迹的惯性延续。更加深和明确了清王朝的统治危机:如果不变,大清一定要完。北京的朝廷所感受到的政治压力之大是空前的。[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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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士绅层的合作意愿:改革发生的重要前提
  • 康梁群体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这个因为地理的、观念的、人际的等原因得以有机会较早开眼看世界的中国士绅阶层,在家国蒙难的变局时代,首先想到的是上书朝廷搞改革。即便孙逸仙这样的后来的坚定革命派,在这一阶段还是想走这样一条路。
        还有一点容易被忽视的关键因素,那就是当时的清帝国正在经历一场权力交接的漫长过渡过程。甲午战争的失败,导致慈禧太后在政治伦理上陷入被动,光绪皇帝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同情与支持。随后的戊戌变法,在体制构想和政策设计上,许多措施就是围绕从慈禧手中要回权力、加强皇权而展开。[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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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刚:关于袁世凯的历史细节之谜

李刚:关于袁世凯的历史细节之谜

    袁世凯无论从自我利益出发,还是政治伦理上,都有充足的理由说服自己与维新派合作。但是,他有他的合作底线:对自己的政治生命没有负面影响
    现在更普遍的说法是:袁世凯向慈禧太后自我表功的《戊戌日记》系事后补记,其告密发生在慈禧发动政变之后,而非之前。杨崇伊的奏折才是慈禧政变的第一功臣。[详细]
  • 从君主制转向立宪君主制:清廷两个层面的改革
  • 戊戌变法存在两个层面:一个是社会层面的变革;另一个是政府层面的变法。整个维新党人的规模和社会渗透力已达到相当的高度,他们的终极理想。是建立在中国败于日本的残酷事实之上,学习日本,进而建立起日式君主立宪制度。理论层面的,康有为的《大同书》,基本可以看作他的“中国梦”。
        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对光绪皇帝的影响很大,第一要因是日本维新之快速强国;二是铸成皇权稳固之成功局面。值得注意的是,在实际的变法过程中,并没有涉及到制定宪法、建立议会等与立宪政体有关的议题。立宪这个议题,历史没有给与他们机会,但变法仍具有宝贵的现代政治精神。[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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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具体领域:文教与中央官制的改革
  • 戊戌维新时期的教改措施,影响深远,成绩斐然。据统计,从1895年到1898年,各方维新派人士在全国设立新式学堂58座。而各种政治性和学术性社团,仅湖南一地就有南学会、湘学会、地学公会十几个。变法期间民间办学已然成为一种向上的社会新风,正如梁启超所言“民智已开,不可抑遏”。
        中央官制改革,集中体现在裁撤“冗员冗署”。该举措涉及中央人事安排,而人事大权还在慈禧手中。光绪的中央官制变动,就表现出“乘势而进”的随机特征。光绪的用意不仅是所谓中央官制变更,而是建立一个全新的完全听命于皇帝的议决机关,目的在于取代军机处,而这一改革构思也没有机会实施。[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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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刚:大清为何难逃覆亡结局

李刚:大清为何难逃覆亡结局

    晚清七十年,在清廷内部,也发生着实实在在的变革,无论皇室内部,还是官僚阶层,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无不在孜孜追索帝国复兴、崛起之术。特别是在帝国最后十多年(1901—1912年)的新政时期,其革新方案内容涉及的广度与深度都远远超过此前历次改革。锐意改革的举措,而难逃覆亡结局,其背后的原因何在?[详细]
  • 失败之因:皇帝缺乏抗争力量与底气
  • 光绪皇帝迫于现实压力,曾试图寻求军方同情和支持。但慈禧对官僚和军事的控制,相比较光绪来说当然是稳固的,但她其实又是无力的:她对汉人的无奈重用已经证明了这种无力。在权力磁石的作用下,军方或政界的,当权派、中间派、顽固派,出于对激进政策的不满不约而同地走到一起,形成了强大的反对派阵营。
        慈禧太后之所以被顽固派所裹挟,因为当时中国的整个社会文化氛围依旧是偏保守的。正如李喜所先生所说:“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变法的内容和策略上,而在于当时没有出现一个变法成功的整体的社会环境,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强大的促进改革的政治和经济力量。”[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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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启示录:改革不求毕其功于一役
  • 在整个社会氛围保守的前提下,社会改革有没有前行和取得进展的可能性?答案是肯定的。任何社会改革都是一个系统工程,希望毕其功于一役是不现实的。在维新的103天内,以光绪皇帝的名义接连下发了变法谕旨300多条,来自中央政府的变法指导文件在日平均多达3份,希望改革立即成功的焦急之心可见一斑。
        维新派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政治底牌彻底亮出,把改革的最终目标和通盘计划全部公诸于世,在整个社会各个阶层尚未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时,在维新派周围形成对自己有利的强大政治同盟是不可能实现的。新旧之间的妥协在社会变革时期不仅是必要的,相对流血,也是较廉价的代价。[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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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刚:《大清最后十年》

李刚:《大清最后十年》

    清帝国最后十年,清廷提出新政方案,涉及的内容相当丰富,几乎涵盖了当时社会的各个层面。如建立近代教育体系,确定“工商立国”方针、自开商埠、鼓励民族商人走出国门参加国际博览会;修改刑律,添补民法、诉讼法,建立各级审判机构,着手推行行政与司法国家准议会机构和地方准议会机构,筹建责任内阁,等等。[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