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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3年3月20日,上海发生震惊全国的宋教仁谋杀案,案情暴露后,全国舆论哗然。孙中山从“宋案”中猛醒,检讨自己曾受袁世凯欺骗,积极准备用武力讨伐袁世凯。黄兴虽然倾向于用法律来制裁袁氏,也不反对武力讨袁。黄兴表示,如果迫不得已要用兵,他自告奋勇到前敌指挥,不能让孙中山冒炮火危险。孙中山讨袁决心很大,但他这时所能组织和影响的革命力量,仅限于苏、皖、赣、湘、粤五省。

    3月25日,湖北革命党人田桐由上海回到武汉。两天后,由季雨霖出面,在武昌昙华林宴请各部队团长以上军官和政界知名人士十多人,会后成立改进团,推季雨霖、熊秉坤、曾尚武为首,以“改进湖北军政,继续努力进行革命事业”为号召,“彰明较著以推翻今政府为主义”,并散发传单,聚众演说,“云非推倒项城(袁世凯)、黄陂(黎元洪)及诸官僚,吾民终不能享共和幸福”。

    1913年5月20日,改进团的重要成员容景芳正在汉口如寿里请客,被黎元洪的侦探破获,当场逮捕在座的旅、团长多人。接着又侦破改进团的秘密机关多处,捕拿数十人。黎元洪命令秘密处决二十多人,同时下令通缉改进团首要分子季雨霖、熊秉坤等。湖北是“二次革命”爆发前夕孙中山、黄兴力争之省。他们派人游说黎元洪,劝他至少保持中立,“勿惑于袁氏之才略能定大局”。岂料黎却抱定“非袁则乱”宗旨,表示“极端拥护项城”,“必力助袁总统”,站在袁世凯一边。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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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凯骂孙、黄“除了捣乱没有别的本事”,黎元洪就攻击孙中山于革命“无丝毫之功劳”,“而黄兴之战功更无足道”。袁世凯下令以“破坏共和”罪名讨伐孙、黄,黎元洪马上表示:“元洪处军人之职,受国民之托,惟知服从命令,拥护共和名誉,生命皆所不计。”黎元洪还配合袁世凯实现对江西讨袁军的军事包围,让湖北成为北洋军的前哨阵地。有人劝黎不要用武器帮助袁世凯打内战,都被黎“严词驳拒”。

    湖北党人自认为时机成熟,可望重演两年前武昌首义时士兵革命的活剧。然而,1913年湖北军队的情况已与1911年大不相同,这时的军队已处在黎元洪集团的严密控制之下。到了6月25日预定起义的这天晚上,虽然武昌城内有二三处纵火发难,但没有得到响应,并且很快被黎元洪派兵镇压下去。黎元洪破获改进团后,在湖北再次进行清洗。时保守的上海《时报》透露:从7月下旬到8月下旬的四十多天里,其中除十天左右“稍为宁静”外,黎元洪是“日有擒斩,连续不绝”。至9月初,被黎元洪屠杀的革命者至少三百余人,“而军法处监狱囚犯由八百余名增至一千有余,几无隙地”。

    经过黎元洪数次血洗之后,湖北革命党人已所剩无几,且难以在湖北立足,因此,在以后的“护国”、“护法”两役中,湖北不仅始终未能掀起大的波澜,而且成为北洋军阀镇压二次革命的前进基地。[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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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都督黎元洪手中握有军权,又有“开国元勋”之名,袁世凯自然不能等闲视之。尽管黎元洪对袁世凯奉命惟谨,袁到底还是不放心把这个非北洋系的人物放在湖北都督的重要位置上拥兵自重,占山为王。他先加以笼络,馈赠“民国柱石”匾额,表彰黎元洪“呕心沥血,煞费苦心”地对付孙中山、黄兴的“二次革命”。继之施以调虎离山计,一会儿要黎“兼领江西都督”,一会儿要黎“兼领湖南都督”,企图将黎元洪调出湖北。

      国民党失败后,袁世凯又多次用“久仰”、“渴慕”等甜言蜜语引诱黎元洪北上,“请君入瓮”。黎元洪当然知道有兵才有权的道理,因此推三阻四不肯离开自己的基地武昌到北京去当挂名副总统。到了1913年11月间,袁世凯实在忍耐不住,就想出一个“霸王请客”的方法,特派自己的头号心腹大将段祺瑞到汉口“劝驾”,胁迫黎元洪立即离鄂赴京。12月8日,段祺瑞突然光临汉口,黎知道不北上已无可能。段祺瑞只匆匆地见了黎元洪一面,就替黎氏准备好了去北京的专车,9日就面催黎元洪启程北上。车行驶到半路上,10日北京就发布了总统命令,派陆军总长段祺瑞权代湖北都督。

     黎元洪到了北京,袁世凯给予黎氏一万元的月俸和两万元的车马费,让他住在当年西太后幽禁光绪的南海瀛台,后移居东厂胡同的将校俱乐部里当寓公。黎元洪无可奈何,成了袁世凯的“政治俘虏”。[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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