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霍去病墓石刻新探

2013年03月22日20:25  新浪历史  
《逝者的面具》《逝者的面具》
郑岩郑岩

内容简介

古人对于死后世界种种的假设,见于制度、宗教、仪式和书写,更直接呈现于墓葬之中。墓葬既是安置死者肉身的处所,又是建筑、绘画、雕塑和工艺品的集合体,还可以被理解为人们在生死这个最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命题下,以物质的材料、造型的手法、视觉的语言,所营造的具有终极价值的艺术作品。本书以两汉至唐宋时期的墓葬艺术为研究对象,综合采用考古学与美术史的研究方法,深入探讨了众多墓葬所包含的丰富信息,试图揭开那些逝去的面具,向读者展示出不同地域的人们对“生”与“死”的哲学思考,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先民对自我灵魂的深刻认知。

作者简介
郑岩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庵上坊》(合著)。

  一

    西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在征伐匈奴的战争中屡建奇功的骠骑将军霍去病以24岁英年不幸病故。司马迁的《史记》记载了他隆重的葬礼:“天子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阵)自长安至茂陵,为冢象祁连山。”

  出西汉都城长安西北行,跨过渭水,便是咸阳塬。这是从渭水河谷向黄土高原攀升的第一个阶梯。九位西汉皇帝的陵墓由东而西,就排列在这高亢而平坦的塬上,每座帝陵附近散布着众多的陪葬墓,并设有陵邑。武帝茂陵位于今兴平市南位乡张里村、策村和道常村之间,陵区内的陪葬墓主要集中在东部司马道南北和陵邑东西两边。

  关于霍去病墓,《史记》司马贞《索隐》引姚察言:“冢在茂陵东北,与卫青冢并。西者是青,东者是去病冢。上有竖石,前有石马相对,又有石人也。”《汉书·卫青霍去病传》颜师古注曰:“在茂陵旁,冢上有竖石,冢前有石人马者是也。”据此,近代以来,人们将名为“石岭子”的一处封土遗址看作“霍去病墓”,即今茂陵博物馆所在地。经2003年钻探发现,这处封土为覆斗形,底边东西60米,南北95米,顶部南北16米,东西9.5米。其墓道位于封土北面偏东处,长36米,宽6—24米。封土南面偏东有一条陪葬坑,宽6.5米,延伸出封土外面13米。封土西面23米处有一南北向的陪葬坑。

图1 —马踏匈奴图1 —马踏匈奴

  封土顶部、四坡和附近发现14件人物、动物形象的石刻和3件文字刻石,其中既有虎、马、牛、羊、象、猪、鱼、蟾蜍等自然界的动物,也有诸如怪兽食羊、人熊相搏等具有神秘色彩的题材,长度一般超过1.5米,其大者超过2.5米。最为精彩的马踏匈奴(图1)高1.68米,长1.9米,被认为象征着霍去病率领汉兵征服匈奴的功绩。

  在上世纪20年代,美国人福开森(John C. Ferguson)曾对这些石刻的年代及其与霍去病墓的关系提出疑问。2003年的钻探发现,在霍去病墓以北100米处,即今茂陵博物馆宿舍区内有一座墓葬,墓室东西19米,南北21米,墓道西向,长32米。这座墓葬的封土已夷平,旧说为霍去病的“衣冠冢”。最近贺西林根据这些新的线索,就上述石刻与霍去病墓的关系提出进一步的质疑,这对于今后的研究富有积极意义。但是在对遗址进行系统的发掘之前,各种解释都只能停留在假说的层面,故本文暂从众论,取旧说作为立论的基本背景,即仍将石岭子遗址看作霍去病墓。

  长期以来,霍去病墓石刻被研究者当作早期中国雕塑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加以讨论,其图片几乎可以在任何一部中国美术史教材中找到,早已为研究者和公众所熟悉,以至于我们无须再花费过多的笔墨一一详细描述其特征。许多学者都谈到,这些作品体量巨大,多以形取材,因材生形,不同程度地保留有石头的天然形态,动物多为卧姿,马踏匈奴和跃马的四肢间也不予以凿空,以减少镂雕之功,有的甚至保留了石块原有的表皮。

  为什么是这样一种独特的风格?

  这是一个老问题,但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一种常见的做法是将这种风格简单地概括为“时代风格”。问题是,这里所说的“时代”并不是一个准确的年代学术语,而是一种意义宽泛的措辞。在这样的基础上,对风格、形式的描述难以落到实处,所以大量的文章只能套用“深沉雄大”、“气势磅礴”等词汇敷衍。

  与这种做法不同,我倾向于把这些石刻看作与特定年代、地域、人物、事件相关的作品,试图将其风格放置在更为具体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解释,从而将关于作品主题、形式等内部元素的探讨,与社会、宗教等外部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

  实际上,这批作品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从年代、地域和风格来看,我们还应注意到相关的其他几批材料,包括上林苑昆明池牵牛和织女像、太液池遗址出土的一件石鱼、甘泉宫遗址发现的石熊等。

图2—牵牛像图2—牵牛像
图3—牵牛像图3—牵牛像

  《汉书·武帝纪》记载,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发谪吏穿昆明池”。班固《西都赋》:“集乎豫章之宇,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张衡《西京赋》:“乃有昆明灵沼,黑水玄,……牵牛立其左,织女处其右,日月浴室乎出入,象扶桑与汜。”《三辅黄图》卷四引《关辅古语》曰:“昆明池中有二石人,立牵牛、织女于池之东西,以象天河。”文献中提到的牵牛和织女像幸运地保留至今。其中牵牛像位于长安县斗门镇常家庄田间,高2.58米,呈坐姿,头部较大,向左侧倾,面部刻画粗率,头发以錾子凿为阴线,右手举于胸前,左手置腹上,腰部以下未经细致雕琢(图2)。织女像今在斗门镇棉绒加工厂附近,高2.28米,项后垂有发髻,亦为坐姿,身躯较为板直,袖手置膝上,其面部经过后人修补(图3)。两像均采用巨大的四方柱体花岗岩雕刻而成,保留了材料外形基本的轮廓。由于刻工较粗,其性别被当地村民颠倒,早年有关报道也有误判,后予以纠正。

  除了牵牛、织女二像,文献还提到昆明池有石鲸鱼。《西京杂记》卷一曰:“昆明池刻玉石为鱼,每至雷雨,鱼常鸣吼,尾皆动。汉世祭之以祈雨,往往有验。”《三辅故事》记载更详:“昆明池中有豫章台及石鲸。刻石为鲸鱼,长三丈,每至雷雨,常鸣吼,鬣尾皆动。”陈直曾提到:“鲸鱼刻石今尚存,原在长安县开瑞庄,现移陕西省碑林博物馆。”碑林博物馆在1955年6月至1993年1月名作陕西省博物馆。1991年陕西历史博物馆建成后,碑林的许多文物陆续移至该馆。与陈直的说法相近,《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称,有一件石鲸原在长安区斗门乡马营寨村西出土,断为鲸体、鲸尾两截,鲸体长5米,尾长1.1米,鲸体始迁至客省庄(岩案:即开瑞庄),今存陕西历史博物馆,鲸尾仍在原地。刘庆柱、李毓芳也提到马营寨村出土有汉代石鲸,推定为原昆明池中的石鲸,然其描述与《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的文字有较大差异:“石为火成岩质。鲸体浑圆,长1.6,最大直径0.96米。头部雕出鲸眼,尾部弯曲,鲸体鳞纹仍依稀可辨。”遗憾的是,“昆明池石鲸”的说法找不到更为详细的报道,所有提及该石鲸的论著均未提供图片。

图4—石鱼图4—石鱼

  陕西历史博物馆门前水池中陈列一石鱼(图4),承该馆文军女史查检馆内档案可知,这件石鱼为建章宫太液池遗址所出,而不是昆明池中遗物。此物于1973年发现于西安三桥北高堡子村西,为砂石刻成,呈橄榄形,长4.90米,最大直径1米,其头部仅雕出一只眼睛。《汉书·武帝纪》记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在长安城西起建章宫,《史记·孝武本纪》载:“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三辅黄图》卷四引《关辅记》:“建章宫北有池,以象北海,刻石为鲸鱼,长三丈。”发现者对照这些文献,将该石鱼认定为太液池中石鲸。

  斗门乡马营寨村与三桥北高堡子村一在今西安市区西南郊,一在西北郊,相隔较远,上述两说所指是一是二,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值得注意的还有陕西淳化县城北约30公里的好花疙瘩山(古称甘泉山)南梁武帝村西汉甘泉宫“汉武帝庙”旧址(通天台)的一尊石熊。石熊采用长英岩料,以石拟形,雕为蹲卧状,左前爪举至左耳处,其余三爪收于腹前,高1.25米,直径2.93米。距石熊不远处一尊高1.46米的“石鼓”,其上有北宋政和丙申年(1116)游人的题记(图5)。甘泉宫为西汉祭天之地,林梅村推断此熊属于武帝祭祀太一的紫坛殿前的石神石兽之列。但甘泉宫遗址并未作系统发掘,这组材料也未见正式的考古调查报告发表,其性质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图5—石熊图5—石熊

  上述石雕人、鱼、熊与霍去病墓石刻的共性表现在几个方面:其一,其年代皆在武帝时期;其二,均集中在西汉都城长安附近;其三,均与宫廷营造工程有关;其四,皆为形体较大、雕刻粗率的石刻,风格相近。

  陕西城固县张骞墓前的一件被认作“虎”的石兽,也被有的研究者看作这一时期的圆雕作品。从后来发表的照片看,石兽已残,只余躯干及颈部。其腹下凿空,外轮廓呈大幅度的S形,颇似东汉的风格。1957年,山西安邑社村老坟地出土一件石虎,仅头部雕刻较为具体,四肢间未加凿空,也是“循石造型”的作品,风格与霍去病石雕相近,高0.71米,长1.34米。有关报道推定为“西汉墓冢或祠庙前之物”。另外,1985年河北石家庄小安舍村出土的一对石人,据信与西汉文帝时期所修赵佗先人墓有关。由于这三件作品或年代不易论定,或性质不甚明确,或地域相距较远,故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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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周绍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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