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之何种文明:十字路口的抉择

2013年08月30日15:02   新浪历史   作者:许纪霖  
习近平等参观“复兴之路”展览习近平等参观“复兴之路”展览

  自近代之后,中华民族面临外来文明的严峻挑战。历史学家雷海宗七十年前讲过一段很深刻的话,他说,中国过去所遭遇的外敌,一种是像佛教那样有文明而没有实力,另一种是像北方游牧民族那样有实力而没有文明,这些都好对付。然而鸦片战争之后所出现的西方,既有实力,又有文明,都比中国要高级,于是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危机。

  持续了一个半世纪的中国文明危机,至今没有获得解决。到了21世纪,中国虽然已经实现了富强的崛起,有了可以与西方媲美的综合国力,然而,文明依然没有崛起,在“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的时刻,在文明抉择上依然在“摸着石头过河”,更要命的是不知彼岸究竟在何处,陷于“打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文明迷失之中。

  中华文明究竟往哪个方向发展,如何重建中国人的价值共识和制度共识----这些问题今天再也无法以“不争论”的发展主义策略绕着走,绕过文明的经济发展,只会在原地打转,继续在深水区摸石头,我们需要尽快找到彼岸,度过文明转型的大河。

  一, 现代性:一种新的轴心文明

  晚清之后给中国所带来巨大冲击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强大文明?

  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认为:自16世纪之后,在西欧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轴心文明,那就是现代文明。它从基督教文明和古希腊罗马文明这两种古老的轴心文明演化而来,首先在西欧出现,然后迅速向全球扩张,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裹挟其间,正如墨西哥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斯所说,现代化成为一个无可逃避的宿命。

  究竟什么是现代文明?对此已经有众多的研究和阐释。在这里,我们要将现代文明的两个很重要的层次加以区分:一个是价值中立的现代性,另一个是有着明确价值导向的文明。前者与富强有关,后者乃是一套价值观以及相应的制度设置。在晚晴的时候,严复和梁启超都发现西方的崛起有两个秘密,一个是富强,另一个是文明,说的就是现代文明这两个不同的层面。

  所谓富强的现代性,今天有各种不同的概念来表述它:现代化、理性化、世俗化、全球化、资本主义等等。虽然概念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指的是一种价值中性的能力和秩序,它可以与不同的轴心文明与意识形态,从而产生当今世界上各种多元的现代性。具体而言,富强意义上的现代性,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是器物层面的科学技术,欧洲自16世纪开始的科学革命和18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所创造的财富与统治力,所向披靡,无可抵挡。到20世纪演变为信息技术革命、新能源技术革命、生物技术革命等新的形态,继续推进人类对自然与自身的改造和控制能力。现代性的第二个层面是理性化秩序,即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理性化资本主义,非人格化的科层管理制度、核算投入产出的会计簿记制度等等。这套日益普及的现代公司管理制度成功地实现了对整个社会的殖民化,在经济、文化、政治乃至日常生活领域都成为了普遍的秩序法则。现代性的第三个层面乃是一种世俗化的精神追求,即歌德笔下的浮士德精神,体现在对人类欲望的无限释放和追求以及由此带来的冒险进取精神、对金钱和财富永不满足的追求以及节俭勤奋的工作伦理。这一没有价值、没有宗教、没有灵魂的资本主义精神,有自己的生存法则,相信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市场的竞争和强者的赢出将有力地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这套技术性的以富强为目标的现代性,成为当今世界的普世性力量,它面目暧昧,不信神灵,唯独崇拜的是自身无坚不摧的力量。它可以与各种世俗化的轴心文明相结合,除了原初形态的基督教资本主义之外,如今又分化出儒家资本主义、伊斯兰教资本主义、印度教资本主义等等。另一方面它又可以与各种当代意识形态嫁接,发展出自由主义的现代性、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威权主义的现代性等等。这一以中性的资本主义面目所出现的现代性,在今日之世界变得如此之强大,正如齐泽克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所感叹的那样,你可以批判它,却无法找到一个替代性的体制。在这个世界上,现代性无所不在,资本主义无所不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的确终结,科耶夫所担忧的“普遍同质的国家”已经降临。

  现代文明除了富强为中心的现代性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更高级的层次,那就是文明。严复在晚晴的时候将之概括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所谓的文明之体,乃是一套现代的启蒙价值观,它以对人的自由与尊严之平等尊重为核心,发展出一套与古老的宗教可以媲美的现代文明价值观: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等等。这套启蒙话语不仅有观念形态,还有相应的建制设置,那就是福山所说的现代政治秩序三个要素:国家(the state)、法治(the rule of law)和负责制政府(accountable government)。西方现代文明之所以能够征服全世界,不仅靠的是现代性的物质和理性力量,其背后还有一个更强大的文明话语和法政体制,因而它被理解为是一种新的轴心文明,而且比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儒教文明那些古老文明更具有普世的主宰力量,成为主流文明话语和文明建制。它虽然源自欧洲的基督教文明,但在扩张的过程之中,已经不再仅仅属于欧洲,而成为被世俗化了的各大轴心文明认同的普世文明,一种脱离了特殊文明背景的世界普遍精神。

  然而,现代文明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充满了矛盾和紧张: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人文精神与技术至上、民族国家至上与个人的权利尊严、发展主义与社会和谐、无限进取与闲适节制……这些现代性互相冲突的两歧面向,都意味着这个新的轴心文明在其内部发展和向外扩张的过程中会发生分化和裂变,事实也是如此。现代性文明的这种分化,乃是沿着两个不同的轴心而展开,一个是意识形态,另一个是轴心文明。现代性文明内部分裂为不同的意识形态,是19世纪以后发生的。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法国大革命,奠定了现代性的文明基础,这一同质性的现代文明,到了19世纪在其内部分裂为不同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这三种政治意识形态经过两个世纪的冲突和斗争,又互相内化和融合,在当今形成三种典范性的模式:美国式的自由主义、欧洲式的社会民主主义、俄国或东亚式的威权主义,此外还有更多复杂的混合形态。而在20世纪的历史当中,还曾经出现过多个失败了的“反现代的现代性”: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苏联的极权主义、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等等。

  现代文明分化的另一个途径围绕着轴心文明而展开。虽然西方文明到了20世纪彻底征服了全世界,让几乎所有的部落、民族和国家都匍匐在它的脚下,但它同化了众多不具高级宗教和文明形态的民族文化和地方风俗,却从来没有真正征服过古老的轴心文明,无论是伊斯兰教、印度教,还是儒家文明。相反地,西方文明所到之处,激起了各大轴心文明的激烈抵抗,征服与反征服、同化与反同化在文明相遇时同时发生,西方现代文明改造了古老的轴心文明,逼迫其世俗化,向欧洲趋同,但另一方面,成功地内化了西方文明的非西方国家,让现代文明从其母体基督教文明中剥离开来,与自身的文明传统嫁接,创造出现代文明的非西方形态,于是,到了20世纪下半叶,随着东亚的崛起、印度的发展和中东的革命,现代文明的各种变种出现了,现代性不再属于基督教文明,而呈现出可以与各种不同的轴心文明、乃至地方文化结合的多元现代性。

  多元现代性并没有改变现代文明的同一性,它依然呈现出前文所说的富强与文明的两个层次的普世化特征,只是它不再以整齐划一的本质主义方式,而是以维特根斯坦的 “家族类似”的方式存在:普世的现代文明就像一个家族的成员,他们的容貌都有相似之处,但并没有共同的本质。现代文明意味着一组价值,包括富强、理性、幸福、自由、权利、民主、平等、博爱、和谐等等。这些价值按照以赛亚·柏林的说法,彼此之间很难和谐,相互之间经常有冲突。于是对于不同的现代性价值需要选择。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人在哪种价值具有优先性的问题上理解是不一样的。之所以在当今世界有不同的现代性,乃是它们对何种价值优先的理解和处理不同。英美比较注重自由与法治,欧洲大陆突出平等、民主和社会福利,东亚注重发展和富强。不同的现代性,隐含了价值优先性的差异。不过,如果说它们都是现代性的话,一定具备了现代性这组价值中的大部分,具有“家族类似”的特征。不同的现代性既具有相似性,也具有可比性,现代性有品质高下之分,有好的与不好的区别。当一个国家的现代性过于偏重某个价值,比如只注重国家富强,公民缺乏基本的人权保障,或者民主制度有了,却没有相应的法治秩序,贪污贿选成风;或者社会实现了平等,却在普遍的贫穷中挣扎……凡此种种,都不是一种好的现代性,或者说是缺乏普世文明的畸形现代化。

  那么,中国的崛起所象征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现代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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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三统 中国梦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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