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的劳伦斯:现代中东的形成与冲突的源起

2016年04月29日16:42   新浪历史   作者:王炎  
土耳其当年留在汉志铁路上的小火车土耳其当年留在汉志铁路上的小火车 小火车车厢

小火车车厢

亚喀巴海景亚喀巴海景

  火柴迸发火焰,摇曳着烧向手指。火苗燃尽,镜头渐隐,画面跳切一抹晨曦,广袤沙漠的边际上喷薄欲出。镜片的屈光看似热气升腾,背景由殷红渐褪至橙色,霞光铺洒沙丘绵延。大漠与晴空之间,隐约两人的剪影,寥寂地骑行骆背,缓缓踏入一轮旭日。音乐响起,镜头拉近,一人身穿阿拉伯长袍,是贝都因向导,一人英军戎装。这是影片《阿拉伯的劳伦斯》的一段场景,壮美而抒情。1916年10月,T. E. 劳伦斯从开罗出发,穿越大漠到Wadi Safra (今沙特),拜会费萨尔王子,此行成就他的阿拉伯传奇。为确保高清画面的质感,导演大卫·里恩用70毫米彩色胶片,而非通常的35毫米,架起当时属实验性的Super-Panavision 70摄影机,长焦球面镜头捕捉风卷沙丘、两粒驼影蠕行广漠的黎光蜃景。一部史诗,一个人的灼日苦旅,揭开宏大历史冰山的一角,通向现代中东的诞生。

  一

  在开罗的英国陆军部有位世故的外交官,举荐劳伦斯去汉志(今沙特西),去了解起义的阿拉伯人有何抱负,说:“世上只有贝都因人和上帝能在沙漠里找到乐趣,对一般人,沙漠是烈火炼狱”。劳伦斯回答:“会有趣的”,便是划火柴的特写镜头。这是大卫·里恩的伎俩,塑造最拿手的人物类型:外文弱而内刚毅,日瓦戈医生、皮普、阿齐兹医生莫不如此。而历史上的劳伦斯乃中东专家,无须指点。上牛津大学时,便只身穿越大漠,考察十字军城堡,徒步叙利亚、巴勒斯坦(今以色列)1700多公里。毕业后为大英博物馆考古挖掘,走遍阿拉伯,稔熟各地方言风俗,对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巴勒斯坦的地理地貌了然于胸。

  “一战”前夕,他名义上为巴勒斯坦地理基金会勘测西奈半岛,实际受命英陆军作战部,考察奥斯曼从西奈攻打苏伊士运河的可行性。这次业余间谍,让他熟悉了军事侦察技术,大战一爆发,他即刻志愿参军。而奥斯曼帝国果真加入德奥同盟,以前考古的地区遂成敌后。一个冷僻的专业,大英帝国却视作珍稀资源,劳伦斯被派开罗参谋部地理处任中尉。他性耽翰墨,落落寡合。军官们的印象是他邋遢轻佻,恃才兀傲,嬉皮做派。但案头工作很出彩,琐碎的地理勘测,经他之手,读来如身临其境。土耳其军官的情报,经他生花妙笔,栩栩如生,仪容动静跃然纸上。他的报告在开罗与伦敦之间反复传阅,做文学赏读,给朝九晚七的机关生活平添生趣。刻薄的史家评价劳伦斯:虽然名噪一时,历史功绩却乏善可陈,只凭器识文章——自传《智慧七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1926年),才笔妙天下。

  且不论功过是非,只读一下他的实地观察,也佩服在与阿拉伯人摸爬滚打多年后,他能言常人之所难言:

  闪米特人(阿拉伯和犹太人)是自由的,因极度匮乏反而失却物欲的镣铐。其思想非黑即白,不容灰色与暧昧,易走极端,偏执而不妥协,且不守规则。如此思维发展不出系统性的哲学,也难创作深邃的艺术,但抽象艺术很发达;虽不能造就现代工业,信仰却执着一贯。闪族的巨匠对观念直觉超群,输出三大世界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改变整个世界,而留在沙漠给自己的,却是外人难以理解的信仰。[i] (T. E Lawrence, Seven Pillars of Wisdom. P. 17.)

  西方文明源自美索不达米亚,犹太教进入古罗马而衍生出基督教,在中世纪的沙漠上又孕育出伊斯兰教。我们如今谈文明冲突,有意无意间指教义纷争,而劳伦斯身处文化与种族犬牙差互的中东,提醒我们:地理环境对信仰的塑造,或胜过宗教经典,沙漠让人对自我与世界,徒生别样的认知。

  二

  里恩曾走访约旦、西班牙、摩洛哥和加利福尼亚,精选“理想沙漠”,以演绎劳伦斯的阿拉伯。那场初会费萨尔的戏,摄于约旦的Wadi Rum,乃唯一实景。劳伦斯曾转战于此,爆炸破坏汉志铁路。Wadi(山谷)Rum(高耸之意)因劳伦斯而成著名景区。坐在皮卡拖斗上,我四周红沙、黄草、白云、无边无际。沙漠旋风如疾驰往来的战马,兔起鹘落。红色的砂岩丘、褐色的花岗壁,与电影毫无二致,半个世纪前的电影,而山川依旧。我们的向导也是贝都因人,一个20岁的文静小伙,也白袍头巾。贝都因人逐草而居,原是游牧民,现已定居,不远处便是贝都因村。他们仍不务农,宁做旅游生意,在约旦是少数民族。世代相习的沙漠生存之技,能辨沙表面草蛇灰线、寻觅人踪马迹。

  小伙子手指烈日之下:“这是劳伦斯去亚喀巴的路,他就在这儿扎营,然后去那边爆破铁路”。听似亲历百年前的历史,曾跟随劳伦斯转战亚喀巴与汉志之间。贝都因人骁勇善战,他的祖辈曾为阿拉伯起义立下汗马功劳。一簇枯黄的灌丛前,他指点说:“初冬雨季一来,败草返绿,鲜花烂漫,沙漠一片生机”。但当风瑟瑟的枯草,与他口中的花团锦簇,两种画面实难切换。劳伦斯在回忆录里写到:

  沙漠浩瀚、贫瘠而无情,生长于斯难免自觉卑微如芥。空气、阳光、风沙与无垠的空旷,天、地看似两张微尘不染、澄澈一色的蓝、黄大幕,人在其间如一沙砾闪灭;神近在咫尺,人浑然不觉,沙漠之神超然无形,是非人格、非道德、非伦理的存在;祂不关涉世界与人,也非自然之神,乃存在本身。从不褫夺,永远赐予,为万物之源,世界只是映照其身影的镜子。[ii](Lawrence, P. 18-9)

  与奥尔巴赫不谋而合,《摹仿论》比较《旧约》与荷马时,也称沙漠让犹太人的信仰神秘、超验,无形的神祗即存在本身。

  向导把劳伦斯挂在嘴边,不过投游客所好。其实,约旦人不喜欢这部电影,它把一个西方顾问拔高成阿拉伯的救世主。1916年大起义,存在不同的版本,英国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德、法、俄各有自己的故事要讲,可算“全球史”的经典案例,从单一国别视角只能管中窥豹。其实,电影版与历实相去最远,却通行世界,影迷几代相传。劳伦斯的《智慧七柱》也饱受史家批评,却仍影响甚广。从1935年劳伦斯去世至今,每年有研究新作出版,几成一准学科。为何有“劳伦斯现象”?人们到底着迷什么?且不论电影手法或自传文笔,这段历史的幽灵依然游荡,不时让世界史脱轨,转入歧途。劳伦斯介入、书写历史的方式弥足珍贵,足以启迪不同文明碰撞时,相处与自处的态度。我们如今争论西方价值是否普世,无非义理之辩驳。劳伦斯却身体力行,从荣辱与共的交道中揭示,异质性文化间可以呼吸相通,但非制度或观念的强加,而始于人际间的伦理常情。西方不再是地理或文化上自足的净土,没有其他文明做参照,其价值无从谈起,须身处文明冲撞的界面上,才能鉴识文化价值的适应性。

  三

  “一战”前,阿拉伯尚未发现石油,英国插手中东主要考虑其战略地位。策反阿拉伯,是为从背后捅土耳其一刀。奥斯曼统治阿拉伯,可追溯到1517年,苏丹塞利姆一世灭掉开罗的马穆鲁克王朝,从阿拔斯王族后裔手上夺下哈里发头衔,集政教于一身,号称伊斯兰世界精神与世俗的主宰。麦加的谢里夫也献出圣城钥匙,伊斯兰正统派的中心移到君士坦丁堡。浩瀚帝国西跨巴尔干和保加利亚,东至南乌克兰、格鲁吉亚,西至布达佩斯,南到地中海东南沿岸直至阿尔及利亚,东南到波斯湾、伊拉克,囊括逊尼派穆斯林分布的整个地区。

  但到19世纪中叶,奥斯曼已风烛残年,衰落成“西亚病夫”,英、法、俄等列强齐聚病榻周围,切齿之声可闻。连暮齿衰颜的奥匈帝国、新兴小国如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也来凑趣,蚕食其边疆,分一杯残羹。苏丹苦撑时局,割地赔款,只求衰而不死。埃及趁机与之争锋,英、法则伺隙钻孔,怂恿双方内斗消耗,坐收渔利。埃及的财政、司法、行政大权、以及苏伊士运河最终落入英、法的鼓掌。英国只看重治权,宗主权仍属奥斯曼,人民的精神和思想则留给埃及国王照管。这种“保护领地制”(protectorate)史称“埃及模式”,即主权、治权、意识形态三者分离。从中东殖民经验中,英国凝练出“阿拉伯东方殖民统治体系”,欲作战后瓜分奥斯曼中东遗产的“标配”。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均适用,法国在叙利亚也照方抓药,战后则升级为国联托管体系(Mandate System)。1980年代中英香港谈判,撒切尔夫人竟再提主权、治权分离,惘生时间倒错之感。

  设在开罗的英陆军情报部和外交部中东局,总理中东、印度和苏丹的殖民事务,派劳伦斯拜会麦加的统治者哈希姆家族,协助其造反。族长侯赛因是汉志之王,默罕默德一脉嫡传,今约旦王室的祖辈。麦加和麦地那均属汉志,哈希姆家坐享穆斯林朝圣两圣城的进项,外加奥斯曼的基建投入,盆满钵溢,本无不臣之心。风雨飘摇之际,土耳其人唯恐寒了阿拉伯人心,不碰胡赛因的奶酪,还免税、免兵役,增加投入,讨好唯恐不及,侯赛因在一亩三分地里倒也逍遥。然而,土耳其青年党的革命,刺激了这位麦加的大谢里夫。

  奥斯曼与大清有同病之雅,衰极思变,质疑起本土传统,相信西方启蒙可富国强兵。1908年进步军官政变,强持苏丹恢复宪政。逃亡海外的康有为闻讯致信摄政王载沣,以土为鉴,早行宪政以免兵变。青年党人反对泛伊斯兰神权,效法欧洲世俗化,搞奥斯曼民族主义。民族自决和人民主权的思想,也早播散到巴尔干和阿拉伯,希腊、库尔德、亚美尼亚、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纷纷闹民族革命,要脱离帝国的扼辕。青年党对外族比苏丹更残暴,只认枪杆子里出政权,无情镇压,其血腥莫过于亚美尼亚种族清洗。帝国往昔的宽松民族政策,曾勉强维持形式上的统一,神权政治也维系过脆弱的穆斯林认同,但世俗化和政治平权加速了大厦的崩解。

  古道虔信的胡赛因视青年党为伊斯兰叛逆,不满奥斯曼主义对穆斯林特权的剥夺,与帝国渐生嫌隙。英人洞若观火,一边派密使谗间哈希姆家谋反,另一边游说奥斯曼脱离德奥同盟。英国原来恨苏丹皇族的顽固,首相威廉·格莱斯顿曾说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嗜血成性、腐败、野蛮、是“让人咋舌的土耳其人”(the unspeakable Turk),寄希望于受海外熏陶的青年党。他们果真上台掌权,英国却改口了:“青年党人都是激进的无神论者,模仿西方却不真懂西方思想,东西杂交出来的最坏品质——狡诈、背叛和暴力,还不如皇室雍容高雅”。[iii] 英、法已从殖民经验上升到“国际主义”,会巧妙利用民族矛盾为己利,不屑教化蹒跚于民族主义泥沼的东方。以明治维新崛起的日本是个刺激,东方也模仿西方的殖民逻辑,列坐抗礼。所以对东方必须分而治之,讲利益至上的现实原则。侯赛因会在奥斯曼和英国之间两面敷衍,他既怕土耳其切断粮道,又需要英国的军火和顾问,为琵琶别抱计。直至1916年他才决意借英国打同盟国之机,从君士坦丁堡夺回哈里发,重建阿拉伯帝国。至少恢复汉志昔日辉煌,雪耻沙特家族在1803年对圣城的涂炭。麦克马洪(Sir Henry McMahon)(中印边界出名的外交官)不失时机地承诺:如阿拉伯起义,打败奥斯曼,则帮侯赛因建立包括汉志、大叙利亚和伊拉克在内的阿拉伯王国。

  四

  电影里没有侯赛因这个人物,只有他的三儿子费萨尔,是位矍铄老人,似千修百炼的先知。其实,费萨尔当年才31岁,剧本将父子合一,估计怕人物太多、线索繁杂,观众难以理解。全片的重头戏在突袭亚喀巴,“西部传奇”式的大场面,将情节推向高潮。切莫将电影当史实,从Wejh(沙特)到亚喀巴之间并没有一片无水的绝命沙漠,内陆攻打亚喀巴也非不可预料。史实是劳伦斯绕道迂回两个月,佯攻汉志铁路,迷惑土军为日常骚扰,路上招募霍威塔部落兵数百,于1917年7月2日突现大漠之上。土军炮口指向海岸,防守不及,达到突袭效果。但不像影片阿军风卷残云、大开杀戒。实际上部落兵一到前线,便躲在驼峰后放冷枪,寸步不前。午后烈日当空,他们索性躲阴凉罢战,拉锯胶着了三天,直等到英战舰海上助攻,海陆夹击才迫使土军投降。此战为劳伦斯一生的辉煌,为费萨尔夺下红海出口,打通英军供给,又封锁了麦地那城,还可长驱直入巴勒斯坦,为将来进军叙利亚打下铺垫。

  地图上红海看似出壳的蜗牛,伸出两根触角,左为苏伊士湾,插入埃及至地中海岸,顶尖是苏伊士运河。右边触角是亚喀巴湾,短而细,尖顶是亚喀巴市。《旧约》摩西分开红海之处,在湾口最窄的堤篮海峡。“一战”亚喀巴还是个渔村,如今是著名的旅游城市,约旦唯一出海口。热带风情,碧海蓝天,约旦人视之珍宝。土耳其炮台遗址尚在,竖着一面硕大无朋的起义大旗,入口镌刻“1916”,纪念百年前的浴血奋战。脚蹚柔暖沙细的红海,我眼前浮现劳伦斯与阿里海边嬉戏的镜头,阿里投下的花环,被夕阳映红的海浪卷起。这个场景不像这里实拍,因为海面如一泓湖水,澄澈如镜,可鉴天光云影。埃及、以色列、沙特三面围住秀丽小城,位置之重要,据当地人讲,萨达姆在位时,从伊拉克斥巨资为约旦修港建路,只为使用这个出海口,巴格达至亚喀巴的高速路仍是约旦的交通动脉。

  五

  攻克亚喀巴后,劳伦斯总结经验,认为阿拉伯人长于单兵,弱于协同,善守不善攻。他不顾英国同事的偏见,主张以阿军之长,打游击骚扰战,避免正规战,破坏铁路桥梁,策应英军主力。大马士革至麦地那的汉志铁路,为土军补给运兵的生命线,一旦瘫痪,便封锁了南端的麦地那,使西奈半岛和巴勒斯坦的驻军陷于被动。这条铁路部分路段运营至今,马安至亚喀巴的支线上,仍停泊一辆百年前的土耳其小火车,车厢里沙袋、机枪,纪念起义往事。劳伦斯的游击战术已成世界军事史的典范,美军镇压伊拉克武装叛乱时,重读《智慧七柱》,研究阿拉伯人游记战的规律,吸取土耳其的教训,2014年出版《短刀战》(Knife Fights),将反恐战争理论化。

  战局对奥斯曼越来越不利,穷极之下想起了宗教的亲和力,号召帝国各族穆斯林对基督徒“圣战”(Jihad)。侯赛因不屑这种渎神伎俩,你与德国基督徒勾搭成奸,却诡称穆斯林打基督徒?觉得自己才应真主之召,驱赶世俗的党棍,而不反省自己也向英人暗送秋波。“阿(拉伯)体西用”无非遁辞,自欺欺人。历史证明,哈希姆家族从未逃脱英国鼓掌。劳伦斯对民族主义与宗教身份的变脸戏法了然会心,不光土耳其打两手牌,侯赛因也会玩民族主义,当时各部落尚未产生阿拉伯整体观,侯赛因已鼓吹讲阿语的政府,会给阿拉伯带来和平。[iv] 更有趣的是,阿军与土军打仗时,仍沿袭“讨敌骂阵”的古老习俗,双方互吐污言亵语,当土军骂阿拉伯人为英国人、对方反诘土军是德国人时,谩骂才到最高级,厮杀不可避免。其实,中东各方无不依草附木,西方染指随处可见。那时世俗政治与宗教信仰互为表里,如臂指之相使,伊斯兰尚未原教旨化。

  “十月革命”爆发,布尔什维克俄国退出协约国,公布了《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的细节。侯赛因如梦方醒,阿军人心涣散。早在1916年5月,英、法、俄秘密签订《赛克斯-皮科协定》,以便战后瓜分奥斯曼在阿拉伯、黎凡特(地中海东部沿岸)的领土。一个背对背协议,英国以阿拉伯起义为筹码,压法国退让叙利亚利益,又以法在叙的既得利益,敷衍侯赛因的领土要求,叙利亚一个闺女许两家。巴勒斯坦问题上,麦克马洪既承诺将来归哈希姆王国,利诱侯赛因父子作战;又馋涎犹太金元,与犹太复国组织密商,炮制《贝尔福宣言》,称巴勒斯坦为犹太家园;同时派特使去君士坦丁堡,以保留其宗主权为饵,劝奥斯曼脱离同盟国。巴勒斯坦一个闺女许三家。最终英国谁也不给,战后自己“托管”,若非犹太人以恐怖袭击烦走英国,以色列能否建国也成问题。

  劳伦斯早风闻有秘密协定,毕竟不同政客,他良心备受谴责,对上司克雷顿说,希望在赴大马士革的路上被打死,了断欺瞒阿拉伯人的煎熬。[v] 《贝尔福宣言》一公布,哈希姆家族与英国更貌合神离,一味要钱、要重武器、抢占地盘。劳伦斯站在阿拉伯一边,全力协助其独立,建议费萨尔北进大马士革。1918年10月,阿、英两军一道夺下这颗阿拉伯明珠,奥斯曼统治结束了,欧亚帝国行将就木。劳伦斯开着吉普车“蓝色迷雾”驶入大马士革,街上欢呼、庆祝、劫掠、烧抢,腾腾如沸。英将军艾伦比(Alenby)在入城式上通知费萨尔,按《赛克斯-皮科协定》叙利亚归法国保护,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受英国保护。费萨尔在绝望中无力地抗辩,英国仍以法国关系为重,首相劳合·乔治说:“与法国的友谊值10个叙利亚。”劳伦斯身心俱疲,写下:“烛光般的梦影被胜利的阵风吹灭了。”他黯然离开大马士革,打道回府。

  六

  古代帝国攻城掠地,武力征服异邦为己有,霸占主权和领土,奴役人民、控制文化和信仰。古罗马、阿拉伯、波斯、奥斯曼、奥匈或大元帝国莫不如此。“一战”前后,沙俄、奥匈、奥斯曼、德意志、大清帝国相继崩解,一个时代终结。殖民体系却得以延续,以特许状形式,政府利诱私人或企业去权力薄弱的“荒蛮”之地,开疆拓土,重商主义的掠夺模式,比帝国占领更有生命力。中东的英国殖民模式进化了,“保护领地”不在意主权或文化,只专注财政与司法治权,理念接近现代商业管理,经营细分、目标精准。

  “一战”之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和平原则》,以实现永久和平。《国联盟约》(Covenan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以国际法形式,规定主权国家普遍平等,但主权资格未必如此,尚存西方文明国家与非西方不文明国家之分。非基督教、非白人地区,纵有国家政治形态和领土属权,也进不了“国际大家庭”(family of nations),不享受国际法的平等,[vi] 在殖民问题上尤为突出。南非将军斯姆茨(J.C. Smuts)提出战败国殖民地归属问题,如胜者继续吞并败国的殖民地,争夺战利品的战争将循环不尽。国联成立后,战败的奥斯曼在中东的属地,既不该转手给战胜国,也不能像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白人殖民地那样独立,而被认定不能自理其政,理论上交由国联监护,待日后民族自决。国联无法直接监护,只好像未成年子女的父母因犯罪而被剥夺抚养权那样,法院判给殷实家庭监护。《国联盟约》第22款规定:“最可行的原则是委托发达国家监护这些民族,发达国家以其资源和经验,能最好地履行国联托管的责任…..。”以西方文明标准评判主权,让日本很不舒服,它已相当发达、实力雄厚,于是建议《盟约》增加不同种族一律平等的条款,被西方拒绝。[vii] 日本虽是常任理事国,但属东方国家,其资格主要因军事实力强,但在殖民问题上受制西方,扩张野心难以满足,便于1933年退出国联。而被托管的领土,理论上保有主权,只暂时冻结,治权由托管国代行。国联托管实际是“保护领地”模式的翻版,只独少了些特许殖民的暴力,多了些文明优越的粉饰。

  在英国训政下,费萨尔建起大叙利亚议会,1920年自任国王,深得人心。但叙利亚已许给法国托管,法国不顾当地民意,悍然出兵赶走费萨尔,解散国会,多次血腥镇压起义。费萨尔流落伦敦,多亏劳伦斯感念旧情,恳求英政府重新安排他的“工作”, 回报哈希姆兄弟的浴血奋战。英国便把费萨尔塞到伊拉克做傀儡国王,安排侯赛因二儿子阿卜杜勒当外约旦国王(王室延续至今)。老王侯赛因仍留在麦加,顽冥不化,咬定麦克马洪的承诺,自立阿拉伯之王,并接续被罢黜的奥斯曼苏丹的哈里发头衔,但穆斯林应者寥寥。他不接受《凡尔赛协定》,也不承认《贝尔福宣言》,英国大为光火,弃他而去,任由觊觎汉志已久的沙特瓦哈比教派进犯麦加和麦地那。结果侯赛因败走麦城,客死安曼。英、法任性地用卡尺勾勒出现代中东版图:外约旦、沙特、英托管巴勒斯坦和伊拉克、法托管大叙利亚、黎巴嫩、以及独立的土耳其相继出现。有个笑话,丘吉尔拿着尺子划约旦与沙特边界,身边有人碰到他的臂肘,地图上便有个莫名其妙的曲线。除埃及、伊朗、沙特和土耳其外,“英法之子”国家一直不承认这些边界。不久前,ISIS (伊拉克与叙利亚伊斯兰国The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Syria)发文,声称要铲除《赛克斯-皮科协定》分裂伊斯兰而强加的国界。“一战”放出笼的怪兽,在“二战”和冷战期间肆虐欧洲,刚刚驯良,却在中东依然咆哮。

  “二战”改变了世界格局,1941年罗斯福与丘吉尔发表《大西洋宪章》,尊重各民族选择自己的政府形式(英国理解的各民族在欧洲内部)。联合国宪章再次确认世界各民族享有自决权,第三世界纷纷独立。后殖民时代,文明与不文明之分过时了,却出现新的区分:“了解西方价值的民主国家与闭关锁国的专制国家”。[viii] 以捍卫人权、重建民主之名,武装干涉主权仍具合法性。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一次次干涉,让非西方国家愈发反感,以暴力推行一元价值,与中世纪独尊一教的宗教战争何异?“9.11”、查理周刊、巴黎恐袭,恐怖主义的理由也是价值不宽容。近来读到分析恐怖主义的各种观点,有人说西方国家的移民政策与社会不公是恐怖的根源,社会学的解释显然避重就轻,回避实质。有人将罪过归于伊斯兰教,说它自古蕴含暴力,始终与西方势不两立,本质化的叙述本身是原教旨主义,其简化与偏执,是极端思想的根源。也有以殖民史为恐怖辩护的,称西方咎由自取。这暗合了极端组织的宣传策略,利用创伤性的历史记忆,蛊惑极端思想。历史与现实之间哪有线性的因果?

  中东曾有沉重的过去:列强干涉、精英受挫、伊斯兰教政治化、发现石油与世界的能源依赖、以色列建国、冷战格局的坍塌等。拿历史可以方便地解释为何中东产生恐怖主义,但不该忽视另一维度,即思想原教旨化席卷全球。美国接替英国,在全球营建一体化的新型帝国,启蒙价值前所未有地被推向内部与外部的风口浪尖,自由、民主、人权冲撞异质文化时,必须开放自身,杂糅异己。但现实却是,一边呼唤安拉,另一边高举民主;一边喧嚣圣战,另一边指责人权。一边要回到默罕默德时代,不顾先知讲经的语境在麦地那与麦加之间,另一边则言必称卢梭、孟德斯鸠,罔顾先贤面对的乃18世纪欧洲社会内部。针尖对麦芒,纯粹化的冲动将鲜活灵动的思想简约成黑白两立,谁都不容价值相对化,更无视我们已生活在你中有我的多元文化里,伟大的传统被平庸的头脑教条化。

  攻下大马士革后,劳伦斯与费萨尔依依惜别,写下:“阿拉伯人柔软似水,也刚劲似水;曾波涛涌入大马士革,也从此潮退;一旦时机成熟,大潮还会兴起。[ix]

  (作者:王炎 原载《读书》杂志2016年4期)

  [i] T. E Lawrence, Seven Pillars of Wisdom (Australia: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Library). P. 17.

  [ii] Ibid., pp. 18-9.

  [iii] Jonathan Schneer,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The Origins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New York: Radom House, 2010). P. 243.

  [iv] Lawrence, P. 69.

  [v] David Murphy, Lawrence of Arabia (Oxford: Osprey Publishing, 2011). P. 25.

  [vi] Nele Matz, Civilization and the Mandate System under the League of Nations as Origin of Trusteeship in Max Planck Year Book of United Nations 9 (2005). pp.61-2.

  [vii] Ibid, pp. 63-4.

  [viii] Ibid., P. 93.

  [ix] Lawrence, pp. 20-1.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文章关键词: 阿拉伯 劳伦斯 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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