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和《中国青年》:运动中保护报刊干部(2)

2015年11月23日10:39   新浪历史   作者:同舟共进  
1978年8月,胡耀邦接见《中国青年》和《中国青年报》参加青年团十大筹备组的成员。1978年8月,胡耀邦接见《中国青年》和《中国青年报》参加青年团十大筹备组的成员。

  1959年“大跃进”期间,《中国青年》为了紧跟形势,发表“火烧中游思想”的文章,说什么“应该与右倾机会主义割席而坐,彻底划清界限”,“反右倾机会主义应该大搞群众运动”,等等。胡耀邦见到文章后,把总编辑邢方群请到他的家里,讲自己经过调查研究了解到的情况。原来这年春天,耀邦同志出差苏州,在东山亲眼看到素称“鱼米之乡”的苏州在闹“春荒”:许多戴着红领巾的孩子在采野菜。“这不是表明缺粮吗?地县级干部自己不敢讲实话,还老围着你说,一亩地要打好多千斤稻子,这不是自欺欺人、搞浮夸吗?”耀邦讲完这些话后,随即指出:作为刊物的领导,应该了解下面的实际情况,进行独立思考,不能盲目“紧跟”,等等。说得这位总编辑不断点头称是。

  更值得人们称道的是,胡耀邦有一颗善良和明辨是非的心。他对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极左路线洞若观火,而对在运动中无端(或可能会)受到打击的干部和群众,总是满怀热情地采取各种方法进行保护和帮助。这里也举两个例子:

  1962年,刘志丹烈士的弟媳李建彤撰写了历史小说《刘志丹》,先在《工人日报》发表,并准备在工人出版社出版。为了弘扬革命传统,《中国青年》刊登了其中一个章节。这年8月,中央召开北戴河工作会议期间,康生在会上提出《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是“习仲勋反党集团”的一大“阴谋”。这样一来,《中国青年》也就被牵连了。当时,胡耀邦也在北戴河开会,立即打电话给杂志社,要求把发稿的情况迅速搞清楚,写成材料送给他。之后,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这份材料被印成会议资料,发给与会人员。由于胡耀邦处置及时得当,《中国青年》编辑部相关人员逃过了一劫。然而,就我所知,当时《工人日报》和工人出版社许多有关人员,因得不到上面领导的有力保护,被康生整肃,工人出版社原社长高丽生受尽酷刑,被折磨致死。

  再说一件许多人都很熟悉的事:1980年代,《中国青年》的“潘晓讨论”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也有不同观点。在《工人日报》的一份“内参”上,发了一篇带有倾向性的资料,质疑这个讨论中“潘晓”署名的真实性。耀邦看了以后,作了带有批评性的批示。《中国青年》编辑部的同志对此很不理解,总编辑关志豪给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反映编辑部组织潘晓讨论过程的真实情况,并给耀邦提了点意见,措辞比较直率和尖锐。当时,耀邦同志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因关志豪写信的事已流传在外,中宣部有人主张对此事进行追查和处理,被耀邦制止了。耀邦说:“关志豪曾经是我的下属,我对他很熟悉,不用调查了。”

  可事情并没有完。1983年12月,距“潘晓讨论”结束近3年以后,华中工学院党委向胡耀邦和有关部门送上一份材料——《〈中国青年〉关于人生意义讨论散布大量错误观点必须澄清》,建议在这次“清理精神污染中,必须对两青年报刊认真进行清理”。胡耀邦在这个来信材料上批示说:“这件事用不着再大肆翻腾,注意一下就可以了。”这样,《中国青年》编辑部的同志们又逃过一劫。几年以后,《中国青年》的“潘晓讨论”在媒体上得到公正的评价和一致的赞扬。

1988年,胡耀邦为了纪念《中国青年》创刊65周年,写了贺词:“长风送乳燕,摘斗传佳音。”1988年,胡耀邦为了纪念《中国青年》创刊65周年,写了贺词:“长风送乳燕,摘斗传佳音。”

  在运动中保护报刊干部

  至于胡耀邦在1957年反右运动、1959年“反右倾”运动、“文化大革命”,乃至1983年“反精神污染”等运动中,对团中央内外许多挨整(或即将挨整)的干部和文化人进行保护和帮助的事,那是数不胜数、有口皆碑的。这里只说1957年反右运动中,耀邦同志如何用心保护和帮助团中央报刊干部的一些情况。

  胡耀邦对反右运动是有看法的。运动开始时,他带队到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联欢节结束,这年9月,他回到乌鲁木齐后,立即打电话到团中央机关询问运动的情况,当得知机关和直属单位已划了50多个右派,《中国青年报》社长陈绪宗、副总编辑陈模,各部室主任丁望、王亚生、吴一铿等一批业务骨干,统统成了“右派”时,耀邦非常吃惊地说:“损失惨重啊!哪有这么多的右派?”即下令团中央机关马上停止划右派。

  丁磐石是当年青年社“火已烧到身边”,差点被划为“右派”中的一个。老丁在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同我说过:“我在反右派运动中检查思想:觉得肃反采用‘逼、供、信’对敌斗争的方式审查干部不对;很欣赏费孝通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等等。团中央组织部一位副部长看了我的检查说:‘这不是右派,又算什么?’幸亏耀邦同志及时回到北京刹车,我才没戴‘右派’帽子。”

  鄙人早在1954年参加肃反工作时,就被内定为“右倾”了。主要原因是,我在进行外调工作时,没有完成领导规定的任务,把涉嫌“叛徒”“国民党党员”和“历史反革命”的几个社内肃反对象的问题落实,反而实事求是地还他们以清白。1957年鸣放期间,社里安排了“肃反工作总结”的党支部会,事前通知我准备提意见。

  我在支部会上就自己所见所闻,讲了实话,提出“肃反可能有扩大化”的问题,因此被“钓”,划为“右派”。事后,有同志向耀邦同志反映了我平日的表现和肃反真实情况,耀邦在团中央右派下放“劳动改造”之前,同各直属单位负责人谈话时,列举了团中央报刊一些人的名字(其中包括鄙人),说:“这些人虽然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但他们都是有才能的,经过劳动思想得到改造,仍可以回到本单位工作,可以再入党。你们一定要好好帮助他们。”耀邦同志这些话,语重心长。根据他的这个指示,鄙人“摘帽”后,没有改行“下放”外地,而是继续留在《中国青年》从事原来的编辑工作。

  中国青年社的同事在政治运动中得到耀邦同志直接关怀和帮助的,还有张继尧和黎秉宁:他俩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1954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国青年社工作。张继尧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唯一的罪状是:他在鸣放期间在中国人民大学听过林希翎的一次讲演。有人问他,林希翎讲得如何?张边点头边回答说:“她有些话还有点道理。”就是这么一句话,一个点头,被划为右派,被人们戏称为“点头右派”。张继尧摘帽后被分配到内蒙古工作,在那里语言不通,水土不服,工作和生活相当困难。他想回天津老家工作,不得已求助于青年社。青年社把情况反映给胡耀邦。耀邦同志毫不犹豫,当即给天津市委书记陈伟达写了一封信,帮助张继尧解决了问题。

  黎秉宁1958年调离青年社,去内蒙古从事学校工作,在“文革”两派斗争中挨整,夫妻双双被下放到农村劳动。黎不得已来到北京,找到耀邦的家,向耀邦求助。耀邦同志热情地接待了他,恰好当时胡克实(团中央书记处原书记)也在座,他俩都同情和支持黎秉宁。结果,耀邦同志写了封信给内蒙古区委书记梁步庭,让黎秉宁回到原单位。后来,黎秉宁移居美国,在芝加哥一个华人老年公寓当经理。我2003年旅美见到黎秉宁时,他对耀邦充满感谢之情。

  1954年,耀邦同志在一次同我和江明同志的谈话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毛主席写过这样的题词:救死扶伤,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依我看,革命的人道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我认为,不能把毛主席的题词仅仅理解为医务工作者的“救死扶伤”,其内涵应该更丰富、更广泛……无产阶级并不是只讲革命,只讲斗争;也讲爱心,讲人情味,讲对同志、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尊重、关怀和爱护。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才是可爱的,人们才能从中感受到更多的欢乐和温暖。

  60年前,他独具慧眼,敢于突破传统意识形态,提出“无产阶级也讲人道主义”,十分难能可贵。耀邦同志当年的这个理念,成为他后来以大无畏的精神顶住逆流,大力平反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的思想理论基础。

  1988年,耀邦同志为了纪念《中国青年》创刊65周年,写下贺词:“长风送乳燕,摘斗传佳音。”这两句话,既是对《中国青年》的鼓励和期望,也反映了耀邦同志对这个刊物及其人员始终不渝的关怀和呵护。

  50年后回首往事,不胜浩叹,对耀邦同志当年过人的胆识和勇气,充满着由衷的感谢和崇高敬意。

  可贵的“耀邦精神”

  1987年,胡耀邦辞职,两年后去世。有人认为,耀邦去世的讣告中没有写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大遗憾。

  著名学者郭罗基曾把“耀邦精神”概括为“民主精神、人道精神”。胡耀邦不仅是民主、人道思想的倡导者,也是践行者。他是民族的良知,反映了时代潮流和绝大多数国人的共识。

  著名学者艾瑞克•弗洛姆在其《为自己的人》一书中,对“人道主义良心”一词作了这样的诠释:人道主义良心不仅代表着我们所表达的真正的自我,而且也包含着生活中我们之道德体验的本质。人道主义良心中,保存着对人生之目的的认识,保存着实现这种生活目的的原则。把成为他人之工具当做自己的原则(无论它显得多么高贵),都会使人变得忘我、不幸、顺从、失去勇气,这是对人的良心之要求的违反。

  我觉得,胡耀邦的思想精神实际上已上升到人类共同价值和道德本质的更高层次。由此看来,耀邦同志缺少一个称号,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

——2015年9月于北京,为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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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中国青年 胡耀邦 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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