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哲学(下)

2015年05月28日15:57   新浪历史   作者:陈颀  
张思德纪念馆张思德纪念馆

  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哲学(上)

  五、为人民服务与统一战线: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策略

  “为人民服务”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革命队伍)提供了个别意志与普遍实体,特殊存在与普遍利益实现统一的一个哲学可能性。然而,这种哲学可能性面临着革命队伍的“个别意志”与“人民群众”的“普遍意志”的现实矛盾,以及革命队伍的“特殊利益”与“人民群众”的“普遍利益”的现实矛盾。对于中国革命而言,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无产阶级不仅面临着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而且面临着无产阶级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这个“主要矛盾”。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争取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是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共产党人实践“为人民服务”,就要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和全国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对于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中心的党的群众路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强调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开明士绅所组成的社会精英阶层的合作。这些社会精英群体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地主,甚至有可能包括买办性质的大资产阶级。 如果说为人民服务的群众路线意味着关心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那么为人民服务的统一战线就必须在考虑党外社会精英的经济利益的同时,考虑他们的政治权利,特别是参政议政权。所以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的第二段直截了当地承诺: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在抗日统一战线的经济政策上,中国共产党在边区和根据地实行的土地政策是“减租减息”而非平分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及其粮食、牲畜、农具等财产。因为无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必须服从于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主要矛盾。所以,“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战争的利益,而不能违反抗日战争的利益”。

  作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组织形式,陕甘宁边区政府实行“三三制”原则,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或者更少,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非党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派及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正如毛泽东所言:“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

  在 1941年1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时任边区参议会副参议长李鼎铭先生等党外人士提出了“精兵简政”的建议,他们指出:“政治军事之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 “精兵简政”的主张立即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会议讨论通过了李鼎铭等人的提案。会后, 边区政府系统率先精简24%的人员, 中共中央多次为推进精兵简政发出指示, 毛泽东亲自为《解放日报》撰写题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到1943年底,边区政府系统和留守兵团进行多次精简,将大批非生产人员转为生产人员,减少了大量经费和粮食支出。不仅在政治和军事斗争领域,在经济斗争领域,共产党领导的边区也取得了胜利。张思德为之牺牲的大生产运动和李鼎铭提出的精兵简政是取得经济斗争胜利的关键。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尽管精兵简政主要涉及到经济政策,但绝不仅仅是一项经济政策,它还是一项政治和军事政策。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一样,处理的是经济因素与政治军事因素的矛盾。精兵简政政策的普遍实行后,对于减少消费,增加生产,减轻人民负担,克服物质困难,提高党政人员素质和工作效率,提高部队适应敌后游击战的战斗力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精兵简政之所以卓有成效,原因在于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民族的利益而非共产党的党派利益放在首位,把军事斗争、政治组织和经济建设结合起来,以抗战封锁的不利环境,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统一战线也因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的“三大法宝”之一。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坚持边区政权的“三三制”民主合作原则,汲取和凝聚了党外人士对于为人民服务的正确意见和建议,为争取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奠定了坚实基础。判断党外人士的建议和意见的好坏标准是什么呢?标准仍然是人民利益。 这意味着,不仅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是“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而且党外人士也没有超越人民利益和抗战胜利的特殊利益。另一方面,共产党为了和只是为了人民利益与党外人士结成统一战线,共产党必须,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保持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和先进性,坚持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所谓联合,就是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就是“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 总之,为人民服务既要求共产党与人民利益有关的最广泛社会精英达成统一战线,也要求共产党保持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和先进性,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核心标准,发展壮大人民的革命理想,在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领导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所有压迫者、被剥削者以及各界社会精英,坚持做好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党的建设和武装斗争的准备。

  六、解放与牺牲: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伦理

  解放人民的革命目标要求共产党人坚持群众路线,彻底为人民利益工作,也要求共产党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接受党外人士的正确意见和建议。

  当毛泽东做《为人民服务》演讲的时候,根据地敌后战场依靠“大生产”和“精兵简政”等经济运动,克服了1941-1942年日军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的最困难时期。而与此同时,日军发起打通华北到华南以至印度支那的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出现大溃败。 因此,要实现民族解放,“在中国人民面前,不但存在着强大的民族敌人,存在着强大的实际上帮助民族敌人的国内反动势力”。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第三段强调了为了实现人民解放,革命队伍需要努力奋斗、不怕牺牲: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毛泽东首先强调“五湖四海”的革命干部的使用原则。五湖四海首先指的是革命队伍的实际人员构成状况,这包括中国的不同省份、民族、年龄、性别的革命者,还包括白求恩大夫这样的非中国籍的国际共产主义者。经毛泽东创造性使用后,五湖四海也一直成为共产党的干部使用的一个基本原则。 “五湖四海”原则,既强调共产党是一个基于共同的革命信仰而走在一起的政党,不是一个基于地域、血缘、种族、宗族或性别的政党,也不是一个搞山头主义、派系主义、地方主义和小团体主义的政党,同时强调在实际组织人事工作中的干部选用的多元化。从领导和团结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一起走上革命道路这个目标来看,共产党还需要从现有的根据地扩展到更广大的地域,解放更多的人民。因此,五湖四海在这里还有强调共产党人特别是根据地干部和战士不能搞地方主义和小团体主义,不能小富即安、骄傲自满,而应当牢记自己肩上承担的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人民的重任,将革命的事业推进到整个民族的解放。

  在中国人民还面临着民族解放的强大敌人的困难时刻,毛泽东号召全党同志要看到光明,看到成绩。什么是光明?光明可分为国际和国内形势。在国际形势上,苏联红军的卫国战争已经将纳粹德国的侵略军赶出本国领土,正反攻南欧。苏联红军和英美法联军已经初露战胜法西斯国家的曙光。在国内形势上,长期的抗日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促进了中国人民的团结和觉悟,中国人民的民主力量不仅包括拥有九千多万人口的强大根据地,也包括正在高涨的全国性的民主运动。 什么是成绩?成绩是革命队伍的蓬勃发展。敌后战场区已拥有六十五万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的人民抗日军队,有了二百多万民兵,有了九千万被解放的人民。 革命军队抗击了在华的敌伪军六分之五,国民党只抗击了了六分之一,已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 看到光明,看到成绩,革命队伍就能在困难的时候提到我们的勇气。

  虽然当时敌后战场区已有九千万被解放的人民,但是,还有二亿五千万人民处于日寇或者军阀的压迫和剥削之下,没有获得解放,还有广大的农民没有土地权、财产权和社会政治权。毛泽东用了一个似乎带有宗教意味的词来形容中国人民:受难者。什么是受难者?一个可能的词源是受苦的人(les damnés)。les damnés这个法语词经过《国际歌》的“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的传唱,成为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词汇。作为一个革命范畴,les damnés本来有著它特殊的文化背景。法语词damné原本是一个基督教色彩浓重的神学术语,指受诅咒(要下地狱)的灵魂,可引申为被社会抛弃的人或社会与政治体系中的“贱民”。《国际歌》中的les damnés指的就是尘世间的不幸者。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受难人/受苦的人是指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受到压迫的现代奴隶:无产阶级们。然而根据李放春的细致考证,直到《为人民服务》写作的1944年,《国际歌》第一句流传的各个中译本,都没有把les damnés译成受难者或者受苦的人,而是译为受污辱咒骂的(瞿秋白1923年《新青年》本)或是罪人(萧三、陈乔年的1926年北伐本,萧三1939年延安本)。因此,《为人民服务》中的“受难”即便采用了《国际歌》的相关中译,但是可以肯定通过中译的转介,受难一词已经没有了法文原文中的基督教含义的自觉使用。

  毛泽东用“受难”来形容中国人民,并非基督教或者佛教词汇延续使用,而是赋予“受难”以新的政治哲学含义:受难的主体是与世界人民同在的中国人民,是尚未获得解放的奴隶、面临强大的国内外敌人的人民;以解放人民为己任的革命队伍,有责任解救尚在受难的人民,使人民真正获得平等自由。因此,不是法律、经济、文化、地域、族群等等因素塑造了人民的“同一性”,而是普遍的受难构成了中国人民的“同一性”。对内而言,“受难”沟通了中国人民的阶级和民族的同一性:作为一个阶级,中国人民受到国内外大资产阶级、国内大买办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民受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内部面临四分五裂的分裂局面。对外而言,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通过“受难者”这一人类的大多数联系起来。在1939年给斯大林六十岁生日的贺信中,毛泽东强调,“全世界上大多数的人类都是受难者”, 中国人民不仅是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受难者,通过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属性,中国人民与全世界大多数人类站在了一起,中国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解救受难的中国人民的责任,需要革命队伍的努力奋斗。什么是努力奋斗?一个是时间上坚持不懈地奋斗,绝不松懈;另外一个是在程度上,为了解救中国人民而奋斗,不怕任何苦难乃至牺牲。1939年5月,在延安庆祝模范青年大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永久奋斗》的讲演,强调了坚持奋斗的政治道德意义。他鼓励模范青年们要“永久奋斗,就是要奋斗到死。汪精卫、张国焘这些人没有这个精神,于是中途变节。这个永久奋斗是非常要紧的,如要讲道德就应该讲这一条……真正的政治道德”。 唯有努力奋斗,永久奋斗,奋斗到死,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到中国人民获得解放和自由,赢得革命的胜利,从而进入由受难的人民为主体世界普遍历史。

  毛泽东把中国人民不仅当作共产党和革命军队的奋斗对象,更赋予人民以最高的政治合法性,就是人民是共和时代的“神”,共产党和革命军队就是人民的信徒。人民在受难,作为人民的信徒,共产党和革命军队有责任解救人民,要努力奋斗,与剥削和压迫人民的人作斗争。有斗争就会流血牺牲。但是个人的流血牺牲不是没有价值的,而是重于泰山的,因为共产党和革命军队是为人民流血牺牲,是彻底为人民利益工作而牺牲,会被所有人民所铭记。这就叫死得其所。

  “为人民牺牲”是为了解救受难中的人民,共产党和革命军队不是因为自身利益或出于高人一等的保护或拯救心态去解救人民,而是“全心全意”和“彻底”地为人民服务。在黑格尔看来,个体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结合、如果在个人的个体性中,特殊性不结合于实践的普遍性,那么它就是纯粹“给定的”、“自然地”,动物的。然而行动中的特殊个人,只有代表是一个共同体的“一般意志”,才是真正的普遍的。因此,作为中国人民这个集体的一部分的中国革命者如果不为解放受难的人民坚持奋斗和牺牲,就不可能真正感动人民,就不可能真正激发中国人民的“普遍的”集体意志。这就是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中鼓励革命队伍的:“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这种把自己当作受难人民的一份子的拯救心态,不仅让笔者联想到崔之元教授引用法国哲学家巴丢( Alain Badiou )所说的“圣保罗的群众路线”。在引用了圣保罗的话“虽然我独立于所有人,我使自己成为所有人的奴隶。对犹太人来说,我变成了犹太人;对法律治下的人来说,我变成了法律治下的人”之后,巴丢说道:“这不是圣保罗的机会主义文本,而是被中国共产党人称之为‘群众路线'的极致发挥——为人民服务。” “圣保罗的群众路线”的实践后果是耶稣与基督徒的同一性的生成,而为人民服务的群众路线塑造的是“中国人民”的普遍性(同一性)的集体意志。中国人民的普遍性并不仅仅因为人民在普遍地受难,而且因为与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军队在通过奋斗和牺牲,实现了受难的中国人民的“解放”。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通过奉行和实践“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塑造了“中国人民”的“集体意志”的统一性。因此,“中国人民”不是一个抽象的政治哲学概念,而是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军队通过奋斗和牺牲的“献祭”而创造和凝聚的一个政治共同体——也就是1949年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为人民服务》第三段末尾,毛泽东强调,奋斗到死、不怕牺牲并不意味着盲目牺牲:“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为什么必须把勇敢精神与谨慎精神联系起来?因为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战争是一个艰苦奋斗的长期过程。 毛泽东也强调,革命队伍中间的平等和友爱,塑造革命队伍的“普遍性”。这是调动基层党员和普通战士积极性的必要策略,更是“为人民服务”这个最高的政治伦理面前,革命队伍人人平等的必然要求。

  通过“为人民服务”,中国人民完成了制宪权主体普遍性的建构以及制宪代表的代表性建构。 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国和制定宪法的政治正当性。“中国人民”的普遍性源于普遍的受难以及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解放的劳动、斗争和牺牲。在“为人民服务”的奋斗和牺牲中,中国人民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通过自身的政治意志完成如下政治决断:通过新民主义革命,打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个敌人,建立新民主主义专政的人民共和国,进而展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正是因为中国人民的“普遍性”的存在,中国人民的政治决断是自由的,中国人民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主权者”,中国共产党则通过“为人民服务”的信仰和牺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制宪权代表”。

  在讨论中国《宪法》的法律效力的时候,在1982年《宪法》序言中的最后一段话常常被学者引用:“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我们论证“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宪政的“最高的法律”,不仅是因为为人民服务是宪法文本的重要原则和基本条款,也不仅因为“为人民服务”塑造了作为政治共同体中国人民,更因为宪法规定的是“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中国革命是中国人民奋斗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无数革命者的“为人民服务”的献身和牺牲。

  在这个意义上,“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凝结成为中国宪法,就意味着中国宪法的“根本法”来源于作为主权者的中国人民的牺牲。因此,“为人民服务”不仅是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建国之本,而且是中国政治合法性和中国宪政的基石,构成中国宪政的“根本法”原则,是“最高的法律”。

  七、追悼会制度:政治伦理与普遍历史

  黑格尔那里,“精神”在它的现实运动中创造世界历史。在毛泽东这里,具备“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伦理的革命队伍在劳动和斗争的实践过程中创造世界历史。在《为人民服务》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毛泽东提倡集体追悼的牺牲的革命同志的追悼制度: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在张思德追悼会,包含着追悼仪式和致追悼词,这两个制度成为现代中国追悼制度基本环节。追悼仪式涉及的关键问题是,谁有资格受到追悼以及谁在追悼?谁有资格被哀悼?毛泽东回答说,只要是革命队伍的一员,只要实践“为人民服务”精神,为革命工作而死,都有资格受到革命同志甚至是全国人民追悼。在中国死亡史上,这是一个破天荒的创举。因为“为人民服务”主体没有血缘或身份性的特殊限制,因此追悼制度的主体面向一切勇于实践“为人民服务”的人。这意味着,尽管被追悼者在生前的地位、身份、能力乃至性别这些天赋的和后天(社会)的“特殊性”存在差别,然而只要被追悼者实践于“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就理应得到革命同志和党外群众(老百姓)对“革命同志”的“普遍性”悼念。追悼仪式的资格标准是“为人民服务”精神的实践,包括(像奴隶一样)劳动和(像主人一样)斗争的综合实践。站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主奴辩证法的角度,“为人民服务”的主体——革命者——克服奴隶与主人的根本区别,既然能像“奴隶”一样彻底为人民利益工作,又能够像“主人”一样在明知人必有一死的情况下接受生死斗争的考验,这样的“人”——也就是革命队伍的同志——在主人的死亡意识中像奴隶一样自由(自主)地创造历史,他们是(劳动的)奴隶与(战斗的)主人的综合体。

  革命队伍通过追悼会制度寄托对“为人民服务”而献身的革命同志的哀思。在劳动和战斗的服务意义上。“为人民服务”革命者既在历史中保存自己的自由和特殊性,又获得了普遍实体的承认。这种普遍的承认的标志就是追悼词。在张思德追悼会上,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和军队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为张思德这样一名普通战士致悼词,使得在场听众以及读者张思德事迹感染和鼓舞。作为一个烧炭(劳动)而死的普通战士,通过《为人民服务》这篇悼词的流传,张思德得到了“中国人民”的普遍承认,对于人的欲望而言,这是最高的满足。对于人的个体性而言,这种承认是在肯定张思德的个体性基础上扬弃张思德的地位、身份、种族等等特殊性,只保留了“阶级”这个最后的特殊性——因为敌对阶级尚且存在。

  追悼会制度不仅是面向革命队伍的一种政治制度,它的更大雄心是推广到人民中间,成为一个普遍的制度。在演讲的最后,毛泽东也希望追悼会制度以及“为人民服务”精神实践能够为更多老百姓接受。这预示着一种比张思德这个(无产阶级)革命者更为“普世”的“新人”出现:一个进行“为人民服务”的不普通的精神实践的普通人。这类新人打破了普通人与伟人的区分,最终指向一个普遍同志的国家中的一个真正的“公民”。 “为人民服务”是最高的生活意义,因为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人。所以“为人民服务”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伦理和根本宗旨,而且是凝聚中国人民的集体意志的最高道德理想。

  通过寄托对牺牲同志的哀思,牺牲的个别意志被普遍意志认同、吸纳和升华,从而进入普遍意志创造的普遍历史。追悼会制度并不局限于革命队伍,而是需要推广到人民中去,使得“为人民服务”政治伦理从少数的革命队伍进入“人民”中去。这蕴含着人民自己意识到自身的个别意志与普遍意志的统一可能性,一旦在历史中沉默的人民就会被革命队伍的奋斗和牺牲的“为人民服务”所感动,人民的意志发生革命,进入“为人民服务”的普遍意志,也因此进入全世界受难的人民追求解放的革命的普遍历史。在一个有朽的世界里,进入普遍历史赋予一个普通个体以“不朽”历史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得以理解毛泽东的论断:“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普遍历史意味着“为人民服务”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民的普遍解放和自由。这规定中国政治的实践的无止境,也蕴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建新的世界普遍政治的可能性:因为中国人民是世界人民的一部分,以自由和平等最终目标的世界人民解放,是无止境的。就此而言,“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政治”蕴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劳动和斗争”创造新的世界普遍秩序的可能性。

  来源:原文发表于《政治与法律评论》(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引用请以纸质版为准。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文章关键词: 毛泽东 为人民服务 政治哲学

分享到:
保存  |  打印  |  关闭

推荐阅读

热文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