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陈寅恪的“自由之思想”(2)

2015年05月14日10:16   新浪历史   作者:唐文明  

  注释

  [1]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载《陈寅恪集 诗集 附唐篔诗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2-17页。其中除了正文还包括唐篔所录作者语和蒋天枢的补记与笺注。以下简称《挽词并序》,再引此文不另作脚注。

  [2] 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载《陈寅恪集 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46页。从此以下简称《纪念碑铭》,再引此文不另作脚注。

  [3] 李慎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论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载《炎黄春秋》1999年第12期。

  [4] 关于隐者与儒者在伦常问题上所持立场的差异及君臣之伦之于儒教之重要性的详细分析,可参见唐文明:《隐者的生活志向与儒者的政治关怀》,载杨国荣主编:《思想与文化》第十一辑《生活世界与思想世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 《国语。越语下》载范蠡言:“臣闻之,为人臣者,君忧臣劳,君辱臣死。”

  [6] 非常明显,后来贺麟写作《五伦观念的新检讨》,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主调颇为不同,就是因为受了陈寅恪的极大影响,或者更直接地说,贺麟该文实际上就是对陈寅恪在《挽词并序》中提出的看法的哲学阐发。

  [7] 在此还有三点说明。其一,《挽词并序》开篇云“汉家之厄今十世”,以“汉家”来说“清朝”,隐含着陈寅恪所认为的王国维关于夷夏之辨的看法:尽管是满族政权,但清朝仍是华夏正统,理由自然是因为其尊崇儒教。毋庸赘言,这种看法的根据在《春秋》,所谓“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其二,在点出了“一死从容殉大伦”的主旨后,陈寅恪特意刻画了王国维的学者形象,这里并没有前后不一致之处。其三,“养兵成贼嗟翻覆,孝定临朝空痛哭。再起妖腰乱领臣,遂倾寡妇孤儿族”四句,陈寅恪自注为“全诗纲领”,可见,《挽词并序》是紧紧围绕清室之亡来描写王国维的事迹的。

  [8] 《挽词并序》中有“但就贤愚判死生,未应修短论优劣”之句,吴宓、蒋天枢都指出是针对陆懋德《谓王先生不应自杀》而反驳之,足见陈寅恪对以各种理由批评王国维自杀的看法持批评态度。

  [9] 阿克塞尔。霍耐特:《自由的权利》,王旭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一篇。迄今为止,关于自由主义的历史,无论是其观念史,还是实践史,就兼顾规范理论和批判理论两方面而言,最好的著作就是霍耐特这本书,惜乎这一点目前尚未被中文学术界所认识到。本文关于自由观念的理解主要参考了霍耐特在该书中的看法。

  [10] 阿克塞尔。霍耐特:《自由的权利》,第37页。

  [11] 阿克塞尔。霍耐特:《自由的权利》,第47、46页。

  [12] 然而这么说并不意味反思自由是消极自由的发展。实际上,正如霍耐特明确指出的,如果说消极自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代现象,那么,反思自由的思想根源则可以追溯到古代社会。

  [13] 阿克塞尔。霍耐特:《自由的权利》,第62页。

  [14] 在上引《挽词并序》论及“三纲六纪”的那段话里,在“君臣之纲”之后说到“朋友之纪”,看起来是顺文举例,其中或许也有不明言的用意。在古代就有一种理解认为,君臣之伦实际上是来自朋友之伦,虽然二者的规范性要求并不相同。但恐怕陈寅恪更想说的,是以朋友之伦来改造一切当事双方都不对等的人伦。

  [15] 阿克塞尔。霍耐特:《自由的权利》,第81页。

  [16] 阿克塞尔。霍耐特:《自由的权利》,第81页。

  [17] 在儒教义理中,直接指向自由观念的是有关心性的思想。本文侧重讨论人伦思想中的自由,而没有就此对心性思想展开进一步分析。既然在宋明儒学的思想框架里,人伦之理是天理最核心、最重要的内容,那么,天理与心性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在最核心、最重要的意义上就对应于人伦之理与自由的关系问题。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宋明儒者提出“性即理”、“心即理”的命题的意义所在(在此不去细说两个命题的差异)。换言之,伦理自由的问题实际上是宋明儒学的核心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只有将心性与天理的本真关联呈现出来,才能将自由消化、实现在人伦之理中。

  [18] 至于为何我还认为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解释为知识分子的学术操守或追求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除了可以从伦理自由的观念合理地引申出学术自由这一点之外,在我看来,更直接的一个因素来自陈寅恪1953年的《对科学院的答复》。在由其弟子汪篯所记录的那个答复里,陈寅恪通过对《纪念碑铭》中的文字的发挥申说学术自由的理念。他能够这么做的一个客观原因也在于,《纪念碑铭》首先是写给清华师生这个知识分子群体的。

  [19] 以五伦言,父子、夫妇、兄弟对应于家庭,朋友对应于社会,君臣对应于国家。另外,既然亚里士多德说“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动物”时主要指向人的政治生活,那么,相比之下,儒教“人天生就是伦理的动物”的思想则表达出对人的家庭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双重重视。

  [20] 那些把君臣之伦错误地理解为一种纯粹奴役关系的人可能会说,顺着陈寅恪的这种理解,可以得出结论说,王国维殉君臣之伦的行为表明他“自愿为奴”。这种看法实际上是基于对君臣之伦的误解:“君君、臣臣”的表述中不仅包含着对臣的规范,同时也包含着对君的规范,换言之,君有君道,臣有臣道,君臣皆有道。陈寅恪自然明白这一点,自然也不会同意这种看法。另外,基督教文化背景中的黑格尔否认人有自杀的权利,尽管他捍卫“为理念服务”而死的正当性,且承认某些自杀行为可能是“对其人格的英勇行为”。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70节,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79-80页。

  [21]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修订版,第431页。

  [22] 君臣之伦的规范性重构仍然可能且有意义,简单来说,就是将之重构为国家与公民的关系。

  [23] 如果仅仅止于消极自由和反思自由来重新理解人伦,看起来似乎也是一种规范性重构,但实际上的后果可能恰恰带来对这些人伦的解构。就是说,虽然我们倡导要基于现代以来的个人自由观念对传统的人伦思想加以规范性重构,但是,人伦中所包含的个人之间的联系,一定有比自由个人之间的平等承认更多的东西,伦理自由的意义正在于此,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也就不需要谈什么伦理自由了。与此相关,尽管这个思路明显具有黑格尔主义的特征,但恰恰是在黑格尔的规范性重构方案中,存在着一些至关重要的方面是从儒教立场看来根本不能接受的。除了规范性重构不可能植基于黑格尔式的精神哲学这一点之外,黑格尔对家庭的规范性重构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简而言之,黑格尔意识到传统家庭的解体,但没有基于传统家庭概念对家庭进行规范性重构,而是基于一种新的家庭构想——在其中婚姻成了家庭的轴心或几乎成为家庭的全部——对家庭进行规范性重构。这个思想的分叉点当然是我们接下来应当着力的方向,而没有迹象表明陈寅恪、贺麟等人的思考到达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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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陈寅恪 王国维 自由 人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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