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知青一代”的前世今生

2015年03月30日17:49   新浪历史   作者:文化纵横  
山东省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山东省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

  (文/祝东力)

  “红卫兵—知青一代”,指的是1940年代末到1950年代中期出生的一代人,也就是所谓的“老三届”和“新三届”,即1966~1968年间的高中、初中和小学应届毕业生,特别以其中的城市人群为代表。限于主客观条件,本文主要谈“红卫兵—知青一代”的知识分子群体。

  迄今为止,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红卫兵—知青一代”在多个历史时刻一而再、再而三地扮演了特殊的历史角色,多次成为历史的亮点,从1960年代(文革初期)到1970年代(四五事件),再到1980年代(启蒙运动),直至今日,从而显著地区别于他们之前、之后的其他世代。

  这里的“代”或“世代”(generation),并非指一般以二三十年为间隔、自然延续的祖—→父—→子的代际划分,而是指分享着相似的成长经历和时代精神的年龄段相近的人群,西方社会理论称为“文化世代”(cultural generation)。“文化世代”以重大社会事件或历史运动为代际划分的标记,例如中国近代以来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等。因此,有时属于某一自然年龄段的人物,却可能具有上一个或下一个“文化世代”的典型特征。

  “文化世代”是观察历史进程、剖析社会变迁的重要角度。中国最早选取这个角度的是鲁迅。据冯雪峰回忆,鲁迅晚年曾打算写一部关于四代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从一个读书人的大家庭的衰落写起,以此反映中国近60年来的社会历史。这四代是章太炎一代,鲁迅一代,瞿秋白一代和冯雪峰一代。文革结束后,著名思想史学者李泽厚区分了六代知识分子,在鲁迅拟讲述的四代之后,又提出了“解放的一代”和“红卫兵的一代”。

  未来一二十年,将是“红卫兵—知青一代”在公共领域的最后一个——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本文打算在李泽厚的基础之上,从“文化世代”的角度,以知识分子为焦点,透视这一代人的生平和性格思想。

  这应该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五代人:从曾国藩到毛泽东

  宏观地看,迄今为止,我们仍处在近代以来的历史大周期内,因为近代以来,“应对西方资本挑战”这个总主题始终没有完成,始终没有改变。

  晚清以来,面对这个挑战,曾国藩(生于1811年,下同)、胡林翼(1812年)、左宗棠(1812年)、李鸿章(1823年)等“洋务一代”,提出的第一种应对方案是“中体西用”,其实质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张到东亚的时代,以传统皇权—官僚阶级的制度文化吸纳、统摄、驾驭西方近代科技和工业文明——这是一项既空前也绝后的历史任务。面对西方挑战,“洋务一代”的感受是十分沉痛的。胡林翼目睹西洋火轮溯江而上,迅疾行驶,曾变色呕血,几至坠马,不久即死于军中。李鸿章则将西方挑战概括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曾、胡、左、李等均接受了完整的传统儒家教育,身处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所造成的内忧外患的局面中,从科举士子进身为封疆大吏。他们的“中体西用”方案如获成功,将是自西汉董仲舒、北宋程朱以来,儒学的第三次大综合,东亚近代史乃至世界近代史也将改写。但是,甲午战败断送了这一综合的尝试,也使中国古典文明趋于解体,由此引发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

  康有为(1858年)、梁启超(1873年)、谭嗣同(1865年)等“戊戌一代”,与孙中山(1866年)、黄兴(1874年)、蔡元培(1868年)、章太炎(1869年)等“辛亥一代”年龄相近,他们同样在洋务运动的时代环境中成长,初步学习了西洋科技知识和政治学说,并共同受到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只是由于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应对方案,即改良与革命,并且由于历史变革的进程总是先吃药(保守疗法)、后开刀(激进疗法),先改良(体制内调整)、后革命(体制外造反),因此,“自然世代”相同的人群便分别属于前后不同的“文化世代”。但是,“改良”和“革命”却殊途同归,都是无果之花——“戊戌一代”的变法不过百日,“辛亥一代”在革命成功后也迅即被边缘化。两个文化世代都未能成功建立攘外安内的有效模式。

  依托少数精英的方案——不论是封疆大吏(洋务),还是科举士子(戊戌)或留学生(辛亥)——不能奏效,动员广大群众的方案便呼之欲出。而要执行这样的方案,首先必须进行意识形态动员,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便成了中国现代史绕不开的下一个环节。

  陈独秀(1879年)、鲁迅(1881年)、李大钊(1889年)、钱玄同(1887年)等“五四一代”,成长于清末新政的开放环境中,大多有留学日本的经历,学兼中西。他们面对辛亥之后、民国初年的社会政治乱相,痛感于换汤(制度)不换药(人心)的现实,致力于对人心、意识、国民性的根本改造。这种对国民的意识形态动员,影响了他们之后的“革命一代”,即毛泽东(1893年)、蔡和森(1895年)、周恩来(1898年)、瞿秋白(1899年)、彭湃(1896年)等早期共产党人,他们的确是“五四一代”的继承者,是“五四之子”——1971年11月,暮年的毛泽东在一次座谈会上仍然说:“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

  “革命一代”早年接受新式教育,成长于民国初年的乱世,在五四时期的各种思潮中探索,并身体力行。这是真正原创性的一代,只有他们才建立了有效模式:列宁式政党、暴力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统一战线等等。毛泽东等作于东南,成于西北,先在江西,后在陕北建立了新国家的雏形。他们从无到有、开天辟地、文韬武略。正是通过“革命一代”创建的模式,中国才走出了近代困境,实现了国家独立和统一,建立了现代国防和工业体系。晚清以来,几代人一直在摸索应对挑战的有效模式,洋务、戊戌、辛亥等均各领风骚、各具光彩,他们的摸索最终完成于“革命一代”,在他们手中开花结果。

  “红卫兵—知青一代”是怎样问世的

  “革命一代”之后,是鲁迅打算写的四代人中的最后一代,以冯雪峰(1903年)为代表。冯年龄较大,属于“文化世代”偏离“自然世代”的典型个案。这一文化世代大多出生于20世纪10~20年代,主要在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左翼文艺、九一八事变和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下接受教育,走入社会,经历了抗日烽火,思想普遍左倾。他们属于“抗战一代”,许多人成为上一代所创建的中国革命模式的追随者。

  再下一代主要出生于1930~1940年代,在中国革命走向全面成功的时代氛围中成长。这是李泽厚(1930年)自己所属的一代,即“解放一代”,按他的描述,这一代“绝大多数满怀天真、热情和憧憬接受了革命,他们虔诚驯服,知识少而忏悔多……作为不大”。尤其是在建国之后,这一代知识分子全身心投入到革命政权的事业中,成为上层建筑、国家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

  总体上看,“洋务一代”最大限度地开掘儒教中国向近代转型的可能性。而洋务运动的失败,则使中国社会的心理和思想迅速激进化了。此后,从改良到革命,从中上层主导的政治革命到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逐级递进。“革命一代”创建模式,取得政权,而与此同时,也日益回复到传统儒家外加斯大林主义的治理模式。国家机器滑向官僚政治,官僚政治逐步保守化。“革命一代”创建的模式日益成为压抑的体制。而在他们之后的两代人,无论是“抗战一代”还是“解放一代”,大多都是“革命一代”的追随者、“革命模式”的接受者,因此也都没有能力应对这个问题。

  毛泽东当然是例外,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超越了作为同辈战友的“革命一代”。为彻底改造国家机器,他鼓动群众造反,发动文革。毛泽东希望:一方面避免欧美多党竞选的资产阶级民主,另一方面又能克服苏联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政治,设想用体制外周期性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过七八年又来一次”),来矫正单一政党长期执政的弊端。文革的初衷,本来是发动基层群众,包括青年学生,对执政党和政府进行批判、监督和吐故纳新。问题背后的实质则是:在现代化过程中,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教育的普及,普遍参与政治的权利诉求不断增长,必然与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相冲突。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是不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都必然要遭遇的问题。

  毛泽东的召唤隔代传递,在正值青春期的中学生那里得到最热烈响应。1966年5月16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指导“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5月29日,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即由清华附中高二学生发起成立。“红卫兵”一词的作者是张承志(1948年)。这一代人,正处于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形成或萌芽的幼稚时期,便遭遇中国与世界政治的大问题,大字报、大辩论,造反、串联,秩序瓦解、权威扫地,而形成了一种大视野的问题意识以及狂放不羁、敢想敢干的性格特征。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毛泽东有一个非常个人化的想法,就是认为苏联变修,原因之一是由于亲眼见过列宁的人太少。所以,1966年8月~11月,73岁的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其总数达1200万人次。他跨越几代人,同青少年红卫兵携手,以期共同推动历史的进步。

  与此相对照,他昔日的战友们,老一辈的“革命一代”,从战争到建设,从乡村到城市,曾所向披靡。但是,当他们突然与改造国家机器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特别是与青少年红卫兵相对峙的时候,几十年来行之有效的“模式”失灵了。刘少奇(1898年)、邓小平(1904年)、周恩来(1898年)、陶铸(1908年)在1966年7月底都曾先后很无奈地说过:“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而这句话,据陶铸说,是一个“中学生小姑娘”讲的。

  文革从1966~1967年的大民主、夺权和武斗,到1967~70年的收缩和军管,经历了放—→乱—→收—→死的全过程,最后做成了一锅夹生饭。对于刘、周、邓、陶等“革命一代”来说,文革固然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其实对于毛泽东本人,又何尝不是!因此,面对混乱形势,1968年夏,毛泽东亲手终结了红卫兵运动。该年底,1966~1968年的三届初高中毕业生近200万人,离开城市,上山下乡。

  “革命”与“启蒙”的双重经历

  “革命一代”曾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包括目标,也包括路径。由于传统模式在文革初期失灵,而文革又未能取而代之,创建新的有效模式。因此,相隔几十年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再度提出。

  重新面对“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不限于“红卫兵—知青一代”,但以这一代人的探索最集中、最大胆。文革初期,政治雷霆曾击中他们,使他们政治早熟。以后,下乡插队或进厂做工,又使他们得到底层的经验和技能,时刻校正着他们的书本知识。总之,一方面是政治早熟,另一方面是底层磨炼,使他们成为近代以来独具特色的一代知识分子。

  因此,文革高峰期过后,“红卫兵—知青一代”开始独立的思想摸索。首先是读书,以李零(1948年)在插队时期为例,他自述说:“我第一次系统阅读马恩列斯毛鲁是在这一时期。联共党史、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文革中的首长讲话和各种资料,第四国际资料汇编,以及右派言论等等,从伯恩施坦到考茨基,从托洛茨基到布哈林,还有铁托、德热拉斯、卢卡奇、阿尔都塞、索尔仁尼琴等等,那是什么‘反动’看什么。”

  在思想的表述方面,较有影响的是张木生(1948年)。他撰写的《中国农民问题学习——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在知青群体中辗转传抄,争论不休。据定宜庄的《中国知青史》介绍,这篇洋洋3万字的长文,从反思斯大林模式,讲到中国农业现状和城乡差别,最后写道:“包产到户证明了一点,农民能够增加产量。我们不拒绝更好的办法,但这个办法在哪儿呢?”其结论直接指向十几年后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其实,结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1968年的政治引力场中一个20岁青年的大胆求索,是“红卫兵—知青一代”桀骜不驯、胆大妄为的性格。

  理论探索需要更多的知识和学术积累。与之不同,感性的文艺直抒胸臆,在年轻一代手中更早便成熟了。在这方面,郭路生(1948年)是代表。与上一代,例如建国后郭小川(1919年)、贺敬之(1924年)奠定的宏大叙事的政治抒情诗传统不同,郭路生开创了个人化的诗歌写作传统,刚一问世,就给同辈人以刻骨铭心的感受,使他们多年后仍记忆犹新。例如,李零是1968年在花园村,北岛(1949年)是1970年春在昆明湖船头,张郎郎(1943年)是在1970年代初的河北狱中……第一次听人朗诵郭路生的《相信未来》。这首诗表达了一代人的心声。北岛后来说:“中国向何处去?我们以往读书争论,有过怀疑有过动摇,但从未有过这种危机感——如临深渊,无路可退。”高峰期过后,文革处在进退维谷的困境中。这种迷茫、幻灭和没有出路的感觉,正是年轻一代的时代感受,对于他们来说,传统已经塌陷,当下没有出路,能够寄予希望的只剩下“未来”。

  从思想逻辑上看,“红卫兵—知青一代”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革命,改造旧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按正宗的文革理论,这是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最高阶段。二是启蒙,在文革高峰期后,经过怀疑和动摇,年轻一代纷纷另辟途径。而不论张木生的包产到户,还是郭路生的个人化写作,在集体与个人、国家与市场、体制与自由……的价值天平上,他们的取向已明显地偏于后者,这正是启蒙主义的价值观。

  1990年代结果

  李零说:“80年代开花,90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70年代。”这一代人在1970年代的思想和文艺活动大多处于“地下”:“地下诗歌”、“地下沙龙”、“地下画展”,还有种类繁多、辗转流传的手抄本。这些思想和文艺活动,只是到了1970年代后期,由于时代转折的机缘才得以公开表达:这就是“四五运动”、“西单墙”、《今天》杂志、“星星画展”等等,它们为结束文革和改革开放准备了舆论基础——改革开放这一重大历史转折,仍然由那些具有原创性的“革命一代”如邓小平等主导,并非偶然。可以设想,如果当时不是他们,而换作他们之后的一两代人长期主政,那么中国很有可能落入一个呆板的“勃列日涅夫时代”。

  进入1980年代,“红卫兵—知青一代”仍主要走在“启蒙”的路线上,朦胧诗、伤痕文学、文化讨论等文艺运动和思想运动,无非是对文革、毛时代、传统文化和历史的批判和颠覆,而倡导个性、自我、宽容、自由等价值。另一方面,在经济学领域,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则是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出谋划策,会议发起者,也同样是这一代人。从文艺、哲学到经济学,贯穿1980年代的“启蒙运动”,客观上为1990年代的市场经济奠定了价值观的前提。

  然而,从总体看,无论是“革命”,还是否定“革命”的“启蒙”,都并非这一代的原创——早年的“革命”来自晚年毛泽东,随后的“启蒙”则来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主流思想。因此,在相继经历了“革命”和“启蒙”这两个阶段之后,“红卫兵—知青一代”必然会有一个综合性的,或者说,否定之否定的原创性的合题。

  1980年代末的国内外重大事件,包括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动荡和解体,冷战结束的历史大变局,提供了一个契机。何新(1949年)在“八九”之后同各国记者、外交官和经济学家进行了一系列对话,系统地表达了他的理论思考。何新认为:在当今的国际战略环境中,“民主”并非一个单纯的价值问题,而是国与国战略斗争的一种手段;20世纪的社会主义制度,是落后农业国以国有制形式,将国家经济政治力量集结为一个强大聚合体,以对抗先进资本主义工业强国的一种特殊的现代化模式;世界经济结构和关系并不合理,国与国之间并不存在和平与发展的平等机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富裕恰恰倚赖于第三世界的贫穷;从全球资源、环境、人口等因素着眼,世界性的社会主义前途是一条通向历史正义之路。这些观点,在1990年代后期逐渐成为“常识”,但公允地说,它们的确是由何新在“八九”之后首先系统论述的。

  何新的生平和性格在“红卫兵—知青一代”中颇具代表性。文革初期造反、串联,之后到北大荒建设兵团,务农做工,其间流浪、读书、写作并被关押批斗,在思想上也同样经历了从“革命”到“启蒙”的过程。与众不同的是,何新较早摆脱了“启蒙”路线,又没有简单回到“革命”立场,而是将以往的知识、理论在1980年代末的大变局背景下加以综合,在后冷战时代较早地形成了一种新国家主义的论述体系。这是“红卫兵—知青一代”真正原创的成熟理论。从学科角度看,何新以政治经济学为主轴,汇聚和概括了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文化理论和思想史等众多学科,形成了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科学”。这种社会科学,对于所面临的每一重大课题,总是能够立体地、多维度地给予解答和说明,从而在深度和广度上大大优越于单一学科的成就。

  何新的观点立场使他成为中国思想界从1980年代向1990年代过渡的枢纽式人物,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预告了中国19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民族主义、新左派和非主流经济学等思潮。

  其实,作为一个“文化世代”,在思想理论层面,也只有经过了1980~1990年代的过渡,“红卫兵—知青一代”才真正成熟。其原因,除了历史变迁的周期外,也是由于这个时期,正是他们年届40岁——古代中国所谓“不惑”、古代希腊称为“鼎盛年”的时候。正是在这时,他们才开始独立地表述成熟系统的思想,而不再依傍前人,或借助西方。

  在思想历程外,性格因素同样重要。何新自述,1980年代与某学者因著述而争议,便写信极尽刻薄挖苦之能事,并夹寄“卫生纸包裹仁丹数粒”(“仁丹”为隐语)。另据社科院人员回忆,某学者著文批评何新的“常识性错误”,何遂致函,自称是“业余拳击协会会员”,威胁要“练上一百回合”。这种表现也许比较极端,但相当有代表性。早年在“乱世”中造反、串联、大辩论、大批判以及底层经历所造就的性格特征,实际上成为他们许多人在思想理论上纵横无忌的人格基础。也许这不是巧合,中国国势在毛时代曾臻于极盛,同时也面临文革所提出的国家机器异化的问题。后文革时代,中国问题并未真正解决,需要思想理论的艰苦探索,需要颠覆、反叛、改造现有国际国内模式和成规。这一任务,也许不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文化世代所能胜任的。

  结语

  “红卫兵—知青”之后,是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出生的“后文革一代”。这一代人大多没有上山下乡的磨炼,且在文革后接受了较正规的中学和大学教育。从整体看,尽管他们有着更好的学术训练并且正当盛年,但是,在思想视野和理论架构上,他们至今仍未超越“红卫兵—知青一代”。这表现在几乎所有学术思想领域。这似乎表明,“红卫兵—知青一代”的历史使命尚未完成。而且,从自然年龄看,他们也还有一二十年的完整周期。还有时间,希望他们有更出色的表现。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文章关键词: 红卫兵 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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