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如何为朱德儿子“逼婚”

2015年02月06日17:18   新浪历史   作者:周海滨  

  赵力平1926年出生于河北定县大定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44年经组织介绍,在贺龙的撮合下,三张铺板一拼,与朱琦结婚。解放后,赵力平任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组织科科长,1957年任天津中心妇产医院副院长,1979年任中国农业银行天津分行副行长,1988年离休。

  赵力平与丈夫朱琦育有四子一女,分别是朱援朝、朱和平、朱全华、朱新华、朱国华。其中,朱新华是他们唯一的女儿。而最小的儿子朱国华则在1983年9月“严打”期间,以“流氓罪”被枪决了,死时年仅25岁。

  1997年刑法修订,“流氓罪”被删除。很多人为朱国华打抱不平。对此,赵力平女士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特约撰稿人周海滨的专访时,坦然做了回应。

  赵力平身材偏瘦,但精神矍铄,说话娓娓道来,对于唏嘘往事,非常释然,“想得很开”。

朱德与朱琦夫妇朱德与朱琦夫妇

  (赵力平|口述 周海滨|撰述)

  朱琦的生母和养母

  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的前夫人尼姆·威尔斯1937年在延安第一次见到爹爹,她说:“我当时对他的印象是这样的:他是中国少有的人物,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是那样的一个军人,认为战争并不是一种功业,而是结束苦难的一种手段,这在中国更属少见。他无疑地是一个宽宏大量的多情的人。”

  的确,爹爹是一位军人,但很重情意。由于烽火战乱,他一生先后有过4位妻子。

  我爹爹的原配夫人是肖菊芳,他们是在昆明认识的。肖妈妈的爸爸在昆明有个货栈。爹爹从上海到云南陆军讲武堂考试,步行就得70多天,那个时候爹爹没钱,在路上生病休克了,肖家救了他,爹爹就在肖家养病。

  养病期间,爹爹总是每天早起扫院子、挑水,特别勤劳。肖家父母一看,这么好的人呐,爱劳动,还朴实,就把还在师范学校上学的女儿肖菊芳介绍给了爹爹,爹爹和肖妈妈就这么在一起了。

  他们结婚后生了一个男孩,那就是我的丈夫朱琦。生产之后肖妈妈得了妇女病,数月后病故。朱琦出生时,爹爹发现他右耳际有一根细细的“拴马柱”,于是为他取小名“保柱”。

  朱琦还小,爹爹带着不方便,朋友就介绍了四川泸州人陈玉珍与他结婚,陈玉珍是一名比较进步的青年学生,婚后一直带着朱琦。

  朱琦很小的时候,陈妈妈就把他带走了,有人说他1917年出生,有人说1919年出生,他自己也说不清。陈妈妈对他就像对自己亲生儿子一样,特别好。爹爹很感激陈妈妈把朱琦养大成人。

  朱琦由陈妈妈带到十六七岁,直到1937年,他在泸州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我上泸州去过两次,陈妈妈祖上的房子还在,结婚的床、结婚的东西还在。

  康妈妈比爹爹小20多岁,一生也充满了传奇色彩。她15岁参加革命,17岁上井冈山投奔红军,领导妇女闹革命,泼辣能干。1929年,红四军由赣南进入闽西,占领了闽西重镇长汀,部队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休整。

  就在休整期间,经过贺子珍和曾志的介绍,爹爹和康妈妈结婚了。尼姆·威尔斯曾写道,在延安采访时,她与朱总司令夫妇和周恩来一起吃饭时,见康克清顽皮地敲着朱德的手臂,而这位红军总司令也微笑地看着自己年轻的妻子,心里好像有说不出的高兴。

  拒绝了组织介绍的对象

  朱琦被抓壮丁后没有暴露身份,要是暴露了身份就被杀了。后来,在周恩来的努力下,组织找到了朱琦,1937年底将他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朱琦1938年到了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

  毕业后,爹爹把他送到前方去了,让他去打日本鬼子。朱琦打仗当中腿脚负伤了,甲等残废,也不能打仗了,分配到抗大七分校的校部,当队列科的科长。

  康妈妈找到抗大七分校的校长彭绍辉,让他给朱琦找个对象。那时候找对象还得经过组织批准组织调查,还得查三代,后来调查完找到了我。

  我1926年出生,老家是河北定县大定村。我父亲赵鸿儒很早就参加了八路军,大哥赵士珍、二哥赵士斌也都参加了革命。

  1944年,抗大七分校女生大队教导员顾玉玲通知我到大队部来一下。我们校部有一队二队,我在二队。当时我也不知道朱琦是谁,队部里头有几个人坐着,有个男同志,当时也没介绍他是谁。人家看我,我没看他。他走了以后,校部说没事,让我回去。

  第二天,顾玉玲指导员问我说:“小赵你看那人怎么样?”我说:“上次那人啊?我没看他呢。”指导员告诉我那是谁,说想给我介绍总司令的儿子。我说:“我现在多大呀,18岁,太小了,不行。我们那有风俗,找对象得通过父母,父母不同意还不能结婚。”当时我一直没同意。

  后来我问我一个同学,也是好朋友:“你说,指导员给我介绍对象,是总司令的儿子,我跟不跟?”我朋友说:“那么大的官肯定不跟,大官不自由。”朋友们都反对。

  几个月以后,组织上把我们调到一起了。我从女生大队调到了七分校校部,分配在队列科当参谋,负责统计工作,归朱琦领导。我工作上向他汇报。天天见面,那时我还是坚决不同意。

  有一次,他说:“咱们两个怎么样啊?组织跟你谈了吗?”我说:“谈了,不怎么样。你们家官太大了,我们家是老百姓,不行。”他也就不敢再说什么了。

  其实,我对他的印象还行,比较热情,也挺客气的。

  贺龙“逼婚”

  1945年9月,七分校校部迁离延安,转移到晋绥根据地的内蒙古丰镇。我和朱琦都到了一二零师司令部,他当通讯科科长,我是文书科参谋。

  后来贺龙天天动员谈话,他是晋绥军区司令员,这是交给他的任务啊。贺龙和甘泗淇将军的夫人李真没事吃了饭就说,小赵出去遛遛吧,遛遛就问我想好了没有。

  有一次,贺龙跟我谈话说:“咱们快进张家口了,小赵,你们两个的事定下来,定下来我们就进张家口了,不结也得结,结也得结。同意不同意?什么时候结?”他说:“我是司令员,我说了算,我签字,说结婚你们就算结婚了。”他拍着桌子说:“怎么还没同意,还等什么?今天不同意也得同意,朱琦哪不比你好?马上结婚!”

  说完,贺龙就写了一张条子:“批准朱琦同志与赵力平同志结婚。”边写边说:“这是你同意的,可别说我逼你的,我没逼你。”

  条子写好后,交给了政治部,算是我和朱琦的结婚证书。

  1946年3月23日,我们在丰镇结婚。晋绥军区司令部的人都来参加了,摆了五六桌,差不多三十多个人。贺龙主持的婚礼。他叼着烟斗眯缝着眼睛说:“我的任务完成了。”

  进了张家口,我们照了结婚照,朱琦给他爸爸一张,我送给舅舅一张。解放后,我去找婆婆肖菊芳家的人,发现都没有人了,肖妈妈的亲弟兄、孙子辈都没有了。

  大约一年后,1948年8月,我才第一次见到爹爹和康妈妈。西柏坡首长住得也挺简单,都是窄窄的小窗户那种房子。

  见面时,爹爹穿着一件褪了色的旧军装,待人和蔼,慈祥的脸上总泛着笑容,言谈举止间一点架子也没有。我心里一下踏实了,拘束感也消除了。

  康妈妈还笑着说:“你们早点要个孩子吧,爹爹喜欢孩子。”我和朱琦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三天就早夭了,由于怕引起他们伤心,我们没有告诉两位老人。

  不久,铁道部需要人,朱琦去了石家庄铁路局当工人。因为爹爹说要从头学,已经是团级干部的朱琦先当练习生,后来又当火车司炉,三年后当副司机,又由副司机转为司机,学会了开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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