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车战是这样的

2015年01月27日17:27   新浪历史   作者:虫二  

  (文/新浪专栏 新史记 虫二)

  在秦以前,战车是战场的主宰,这种超级武器几乎在所有国家都受到重视。早在公元前16世纪的迈锡尼时代,战车在希腊已很常见,但简陋得不成样子,其任务不过是将骁勇的将领运到战场。希腊战车通常安有一个轻型底盘,在底盘上竖立起由弯杆搭成的框架,框架之间用交织的皮革条连接起来,或用柳条编织成防护前胸和身体两侧的屏障。

  严格来说,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车厢,车轮辐条不会超过8根,主要是两马牵引,但也有四马的组合。那个时代的壁画告诉我们,希腊战车很小,无法提供足够的战斗空间,在车上向敌人投枪或射箭只是偶然情况,大约公元前6世纪左右,战车突然从希腊人的视野中消失了。希腊人有自己的军事理念,重步兵是军队的核心,良好的团队精神保证了战斗力,而战车更像是消耗资源的大玩具。

  战车既是复杂的运载工具,也是精密的武器,它是古代制造业的终极产品。大约在公元前15世纪,埃及出现了由四匹马牵引的典型战车,车上配备一名驭手和一名弓箭手;亚述战车防护力要强很多,虽然车上还是二人,但驭手可以用盾牌掩护弓箭手了;波斯的战车则更加完善,车前装备了尖叉,以利于对付敌人坚强的方阵。

  与这些对手相比,中国的战车大概是最完美的。在商周时代,战车的制造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它们大多由四匹马牵引,也有两马或六马的组合,战车采用独辕的方形车厢,有两个直径很大的车轮,大约在1.3米-1.6米,每个轮子有18-26根不等的辐条,车轴两端超出车身的部分叫车毂,大约有半米左右,通常会打磨得得非常尖利,以防止敌人靠近。不过也有相反的例子,公元前284年,被诸葛亮经常挂在嘴边的那位燕国大将乐毅率领五国大军伐齐,一直打到了首都临淄,当时逃难的车辆拥挤不堪,过长的车毂成了催命符,搅在一起动弹不得,幸亏英明的城管队长田单想到了办法,把倒霉的车毂锯掉,这才逃出一命。

图片说明:标准的三人车组,左侧是持弓的甲首,中间为御者,右侧是持戈的戎右图片说明:标准的三人车组,左侧是持弓的甲首,中间为御者,右侧是持戈的戎右

  战车是笨重的家伙,一辆战车就有3米宽,再加上4匹挽马,占地面积至少在9平方米以上,千万不要对车厢空间期望过高,这不是加长版的卡迪拉克,整个车厢大概只有0.5平方米左右,每辆车都要塞进3名全副武装的甲士,拥挤程度跟早班的地铁差不多。3名甲士并排而列,左侧是车长,也称甲首,持弓矢;右侧为参乘,也叫戎右,持戈矛;中间是御者,只佩随身刀剑。三人都有甲胄,特别是驾车的御者,目标显著而又毫无还手之力,因此他的甲胄也最齐全,全身上下密不透风,手臂、颈部和双腿都有护甲。

  古人对于战车的分类是混乱而缺乏逻辑的,《周礼?春官》里将战车分为轻车、阙车、广车、苹车四种,这是把用途和性能混为一潭,既不科学也不合理,这个错误后来被兵圣孙武纠正,他将战车分为轻车、守车两种。轻车也叫驰车,主要执行作战任务,守车也叫革车,主要是运送物资和补给品,有时也可用作强弩的发射平台或人员休息场所。

  战车上的武器五花八门,《周礼?夏官?司兵》说是有五种,就是所谓的“车战五兵”,包括弓矢、戈、戟、矛、夷矛,《考工记》上说是戈、殳、戟、夷矛、酋矛,《五经正义》说是矛、戟、剑、盾、弓,无论哪种说法,狭窄的车厢里塞进这么多要命的家伙,看起来都有点搞笑,虽然这些兵器可以插在车舆上,但这样的车厢跟铁笼子也没什么区别了。

  《考工记》的说法最离谱,五件全是近战武器,连弓箭都没有,在战场上岂不是活靶子?其实,考古发现早已证明,那时的战车根本不会配备这么多武器,通常只有两三件而已。由于车毂的缘故,敌对战车互相迫近时,侧面至少要保持1.6米以上的距离才不会相撞,因此短于两米的武器基本派不上用场。于是《考工记》又出来告诉我们,戈柄的长度是6.6尺、殳是12尺、戟是16尺、酋矛20尺、夷矛24尺。周代的一尺大约合现在的0.231米,换算下来,戈柄只有1.52米,根本无法作战,幸好考古发现纠正了《考工记》的谬误,湖南长沙出土的春秋铜戈就长达3.14米,还算让人信服。殳就是木棍,12尺约合2.77米,长度倒是合适了,但这种以击打为主的武器在车战中有何作用?戟的长度大约为3.7米,可以用来干扰战车操控,或是割断御马的缰绳,使用最为称手。夷矛和酋矛分别长4.62米和5.54米,长得有点过分,舞动这样的武器是困难的。《考工记》也承认兵器的长度应不超过使用者身高的三倍,以秦军为例,甲士的平均身高多在1.7-1.8米之间,使用5.54米的酋矛大概已经是极限了。

  《考工记》夸张地描述了各种武器的作战方式,“五兵之用,远则弓矢射之,近则矛者钩之,然后殳者击之,戈戟刺之”,我们都知道战车上除了御者只有2名战斗员,持弓的甲首不太可能在战斗时换用其它武器,因此按照《考工记》的说法,剩下的一名甲士要使用四种武器,轮番攻击敌人,真是一份高强度的工作。当然,也可能这些武器只是备用品,车毁肉搏时才用得上。

  战车的基本作战单位是乘,它并不等同于今天“辆”的概念,而是指以战车为核心的一个战斗编组,包括战车1辆、挽马4匹、辎重车1辆,还配属有编制不一的步兵,西周时期是每乘配备甲士10人,3人在车上,7人在车下,春秋初期,每乘的人数达到50人,到春秋后期每乘人数暴增到75人,南方的楚国更过分,每乘多达100人。那是个等级分明的时代,战车上的甲士大都是王公贵族,而步兵的地位低下,不仅要配合车兵作战,还要为车兵打杂,跟奴隶差不多。

  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每乘的具体编制变得非常复杂,以楚国为例,每乘有轻车一辆,甲士3人,步兵72人;重车一辆,仆役25人,其中炊事兵10人,维修兵5人,马夫5人,汲水打柴的5人;百人按照卒、两、伍三级编组,每伍5人,5伍为两,4两一卒。春秋时期,庞大的战车部队是综合国力的最佳体现,主要大国都有一次出动千乘的实力,兵力达到7.5万人,个别强国甚至能够一次出动战车四千乘,兵力达到30万,这肯定是夸张了,因为战车形成战斗力需要长时间的训练,否则四匹挽马无法合套,车上的甲士与车下的步兵也难以密切配合。

  如同现代的装甲部队一样,战车对道路的要求很高,即使在由“井田制”产生的广阔平原上,一天的行程大概也就是30里,非正常情况也可日行90里,但这种“百里趋利”的作法,通常被视为兵家大忌。由于很难在短时间改变队形,因此车战必须在开阔的平原上进行,否则就是陷之死地,《六韬》里就提到有十种死地,不宜使用战车:

  1、死地:往者无以还者;

  2、竭地:越绝险阻,乘敌远行者;

  3、困地:前易后险者;

  4、绝地:陷之险阻而难出者;

  5、劳地:圮下渐泽,黑土地黏埴者;

  6、逆地:左险右易,上陵而父子阪者;

  7、拂地:殷草横亩,犯历沮泽者;

  8、败地:车少地易,与步不敌者;

  9、坏地:后有沟渎,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

  10、陷地: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溃陷,前不能进,后不能解者。

  事实上,这些死地包含了大部分已知的地形地貌,剩下的就只有平原了。

  车战是一种特定形态的古板战斗,与十五、十六世纪欧洲盛行的线式战术颇有相通之处,纪律才是取胜的关键,快速机动和突然出击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庞大的战车部队要协调一致可谓困难重重,至于配属的步兵则毫无机动力可言。于是,堂而皇之的决斗成了战争的主题,被毛泽东称为“蠢猪”的宋襄公式的仁义道德也随之泛滥,偷袭、半渡而击、出其不意都被认为是不义之举。通常,战车会排成尽量密集的队形,每前进一段就要停下来整顿队形,这就是《司马法》里所说的“车以密固”。

  至于战车的作战队形,《六韬》提供了一种说法,“易战之法,五车为列,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队间六十步;险战之法,车必遁道,十五车为聚,三十车为屯,前后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队间三十六步,纵横相去一里,各返故道”。周秦时期以六尺为一步,每步将近1.4米,这说明战车和队列之间的间隔是很大的,不仅因为战车体积庞大,也是为了给配属的步兵留出空间。

兵马俑所显示的秦军车战序列兵马俑所显示的秦军车战序列

  根据地形的不同,战车与步兵的战斗编组有三种模式:如果是险要地形,则步兵以横队一字排开,位于战车之前;如果是平原,战车列在最前,后面是呈品字形的步兵。还有一种混合编组,步兵呈倒品字形排列于战车的间隙处,这是一种相对复杂的布阵,可以充分发挥车步协同的威力,但需要平时的严格训练。

  传统上,车战是非常模式化的,双方排好阵势,先以弓矢对射。这不是人们想象的自由射击,为避免误伤,只有第一排战车的甲首才有权发箭,后面的战车不允许超越射击。如果弓箭搞不定,就驱车冲击,这是史书告诉我们的,但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

  战车是运转不灵的庞然大物,出击必须选择最有利时机,一旦冲出去,你很难指望它安然的退回来。为了使甲首的弓箭发挥威力,战车部队会在宽广的正面上实施冲击,当然利用抛物线间接射击也是可行的,但准确性和杀伤力就无法保证了。千万不要相信战车可以反复冲击的鬼话,即使挽马的体力允许,大量战车集中转向所造成的混乱也是难以想象的。事实上,春秋时期的大多数战役会在一天之内分出胜负,一鼓而克才是战车最标准的取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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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车战 春秋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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