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的转折与新儒家的思想界限(2)

2014年12月11日16:22   新浪历史   作者:唐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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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从历史的脉络来看,新文化运动的转折最引人注目的自然还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服膺。毋庸置疑,陈、李等人的马克思主义转向与当时思想界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反思也有很大关系,但必须指出,马克思主义者的反思与新儒家的反思完全不在一个方向上:前者认为问题并不在于民主与科学本身的不足,而在于不能将民主与科学的价值真正贯彻到底,因而他们构想的是一种激进主义的启蒙谋划,与胡适一派共同代表了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思潮。从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反思的角度来刻画新文化运动的转折与思想分化的观点,见郑师渠:《欧战前后:国人的现代性反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其中的一些内容以文章的形式发表得更早;汪晖:《文化与政治的变奏——战争、革命与1910年代的“思想战”》,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2]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2页。

  [3]沟口雄三:《中国的冲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56-157页。

  [4]宽泛一点来说,文化更新主义还可以涵盖作为新儒家思想之先声的杜亚泉与作为新文化运动之批评者的“学衡派”的思想。需要说明的是,我不同意使用学界惯用的“文化保守主义”作为这个思想派别的称名,理由非常简单,“更新”比“保守”更能准确地刻画出这个思想派别的思想旨趣。

  [5]为什么“道德”被称为“姑娘”而不是“先生”是个饶有趣味的话题。

  [6]《新民说》中有《论公德》、《论私德》不同部分。《论公德》部分写于1902年,在其中梁启超为鼓吹造就现代意义上的国民意识而倡“道德革命论”,认为儒家传统的伦理与道德皆停留在私德层面。《论私德》部分写于1903年,是梁启超意识到《论公德》部分的言说有很大问题而特意补写的。陈来在《梁启超的“私德论”及其儒学特质》(载《清华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一文中强调了这两部分在思想上的连续性,但仔细分析一下会发现,《论私德》部分与《论公德》部分相比,在如何更新国民道德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一个根本思路上的变化,这个变化意味着,梁启超不仅在根本的意义上取消了“公德”与“私德”概念之间的截然区分,而且明确洞察到了——按照原有的概念区分——私德其实是公德的基础。

  [7]张君劢的思想与梁启超更为接近,可以理解为是对梁启超思想的进一步阐发。此外,提倡东西文明融合论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群体是学衡派。

  [8]相比之下,胡适等自由民主主义者对于“社会性发达”这一面措意极少。

  [9]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我在《隐秘的颠覆——牟宗三、康德与原始儒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一书中的分析。

  [10]这个问题在此无法详细展开,但可参考查尔斯。泰勒的看法,他指出,西方现代社会的世俗化并不意味着去宗教化,而是意味着宗教与信仰的多元化。参见Charles Taylor, A Secular A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另外,西方的历史从启蒙运动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两个世纪,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宗教会衰亡。至于儒教是否宗教的问题,正如李申所指出的,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提出儒教不是宗教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受到启蒙思想鼓惑的梁启超。

  [11]Jean-Jacques Rousseau,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Other Later Political Writings, ed. by Victor Gourevitch,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英文影印本),第146页。

  [12]有关论述可参考尼尔。弗格森:《文明》,唐颖华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13]就此而言,当下的儒门服膺者若不能在文明复兴的高度上看待、审视这些问题,则必然会陷入左右之争而无力自拔。

  [14]参见我在《夭折了的启蒙还是启蒙的破产?》(载《读书》2014年第7期)的分析。

  [15]参见我在“康有为与制度化儒学”研讨会上的发言,载《开放时代》2014年第5期;更详细的分析参见我的专著《敷教在宽——康有为孔教思想申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6]国教与公民宗教关涉的是同一个主题,即宗教的政治整合功能。从某些方面看,二者的差异也是非常微妙的,特别是当国教也承认政教分离的原则时。从历史上看,国教的建立与民族-国家的兴起有密切关系,比如,正是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西班牙、英格兰以及其他很多欧洲国家实行了国教体制。相关资料及对各种可能的政教关系结构的描述和分析,参见W. 科尔. 德拉姆、布雷特. G. 沙夫斯:《法治与宗教:国内、国际和比较法的视角》,隋嘉滨等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16页以下。另外一个相关的证据是,一些极端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建立公民宗教无异于建立一种弱版本的国教——我们由此可以推论,建立国教无非是建立一种强版本的公民宗教而已。参见Ronald Beiner, Civil Religion: A Dialogue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art II. 至于康有为,与大多数人印象相反的是,康有为提出国教主张,正是为了实行政教分离,参见我在《敷教在宽——康有为孔教思想申论》下篇中的分析。还有,国教与公民宗教都有可能指涉具有实际建制的宗教,也有可能仅仅停留于一些抽象的教条。干春松在《宗教、国家与公民宗教——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孔教设想与孔教会实践》一文(载《哲学分析》,2012年第2期)中认为康有为的国教概念实际上就是指公民宗教,这个看法很有见地,但必须指出,康有为的国教并不是仅仅指向一些抽象的教条,与卢梭《社会契约论》中的公民宗教构想有很大不同。

  [17]参见唐文明:《定于民与定于一:民主建国的两个步骤》,载《读书》,2014年第10期。

  [18]参见丁耘:《大陆新儒家与儒家社会主义——以梁漱溟为例》,载《文化纵横》,2010年第2期。

  [19]参见唐文明:《定于民与定于一:民主建国的两个步骤》,载《读书》,201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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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新文化运动 启蒙 新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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