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张连红(下):南京杀戮暴行何以发生

2014年12月08日18:05   新浪历史   作者:张连红  

  导语南京大屠杀是人类20世纪历史中无法抹去的污点,回顾大屠杀发生的经过过程,深度思索其发生的原因,防止悲剧重演,是今人使命。为此,新浪历史专访了南京大屠杀研究专家张连红。本篇为访谈下篇,介绍南京大屠杀带给亲历者的终身创伤,分析日军集体暴行的形成原因、以及大屠杀研究在中日两国的争议与困难。

  专访张连红(上):从南京保卫战到南京大屠杀

  (文/新浪历史 新史记 受访人/张连红 采访人/董乐 )

  受访人简介张连红,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江苏省中国近现代史学会副会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等职。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抗日战争史研究。出版和发表有关民国史和南京大屠杀的著作、史料和论文80余篇部。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曾多次获省部级优秀成果奖。

  新浪历史您曾致力于对大屠杀幸存者的访问,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突出的感受?

  张连红:在同幸存者接触交流的过程中,我最突出的感受就是:相对于物质生活状况而言,幸存者精神创伤更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他们更很少得到有针对性的社会治疗。幸存者战后的生存经历各不相同,因此,在精神创伤上的表现也有很大差异,除了部分自我治疗能力较强的幸存者外,许多幸存者则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些精神疾病则日益明显加剧。

  首先,大屠杀经历使幸存者无法摆脱恐怖的记忆。南京大屠杀对于每个幸存者个人而言,日军的残暴、恐怖与丧失人道的恶作剧永远也无法从他们的记忆中遗忘消失,每个幸存者都有一个相似而又不同的悲惨记忆,在他(她)们的记忆中那恐怖的一页永远也无法抹掉。家住头条巷的张秀红在其丈夫去世之后,经过多次犹豫还是第一次向笔者讲述了她12岁时为保住爷爷的性命而被迫遭受日本兵强奸的痛苦经历;幸存者张玉英老人尽管在晚年精神一直处于分裂期,但她却能清晰地讲述她的父亲被日军用刺刀刺死倒靠在她身上的那一幕悲剧;在常志强老人的记忆中,刻骨铭心的痛是,她的母亲被日军刺刀刺得全身鲜血,但在临死之前还挣扎着解开衣服为同样受伤不满周岁的弟弟喂奶,乳房旁边伤口的鲜血还在不停地往外流,他的父亲则被日军刺刀刺死而僵硬地跪在不远处的墙角,当时只有10岁的常志强不知他的父亲已死,一把拉他起来去救妈妈的时候,他的父亲却倒了下去再也没有起来。……

  其次,幸存者在大屠杀之后的生存经历以及无望的期盼更是一份沉重的精神枷锁。因南京大屠杀而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父母的孤儿、失去妻子的丈夫、失去儿女的父母和成千上万被日本兵糟蹋后心中永留伤疤的妇女来说,他(她)们劫后生存经历虽然不是战争创伤本身,但是这无疑也是他们精神创伤的主要内容。杜秀英在其12岁时在孝陵卫遭到一名日本兵的强奸,从此之后她再也没有能够摆脱恶梦般的阴影,三次嫁人都以失败告终。 在大屠杀中,常志强、姜根福、倪翠萍等人都失去了自己的父母亲人,作为大屠杀的孤儿,他们都有属于自己永远无法忘记的生存经历。我在1999年采访中最令人心碎的一例是笔者采访一位84岁高龄的韩秀英老人,1937年12月日军进城时,她已有孕在身,在日军进城后的一天晚上,她的丈夫肖直刚突然被日军抓走了,从此之后,她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期盼她的丈夫回来,儿子生下来后也一直在期盼见到自己的父亲。到笔者采访她的时候,她一直和她的儿子住在一起,终身未再改嫁,我们无法想象失去生活依靠的她,是如何将自己的儿子拉扯长大的,我们更无法想象她是如何熬过这么多苦难的日日夜夜的,漫漫60多年2万多个日日夜夜的等待啊!

  第三,由于幸存者年龄越来越大,体质越来越弱,大部分幸存者均未能摆脱过去的阴影,年轻时的精神创伤开始“复活”,他们经常为恶梦惊醒,他们言行开始日益偏离日常生活习惯,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精神疾病的表征越来越明显。据笔者调查观察,幸存者的精神创伤至少有下列3种类型:精神分裂型、自我封闭型、神经质型。精神分裂型的典型代表以张玉英最为代表,她到了晚年之后,精神完全分裂,整天到大街上去捡垃圾过日,尽管她的退休工资足以度日,显然她捡垃圾的目的并不为了去换钱,而是出于对社会不节约的不理解,她所捡垃圾全部堆在自己的一室一厅的家中。她见人整天提起她在战争年代里的生活多么艰苦以及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救命恩人美国传教士华小姐。自我封闭型的幸存者较多,这些幸存者并不愿意将自己的苦难记忆告诉人们,包括试图希望通过搜集资料为历史作证的调查者,甚至包括他(她)们的亲人,他(她)们在心中祈求这种恶梦一样的过去再也不要停留在自己的记忆之中,在他(她)们在内心中,他们不愿别人去触及这一根伤痛的神经。在调查中,笔者为幸存者拒之门外的例子并不少见。他(她)们一直在试图远离甚至躲避任何有可能引起其悲惨记忆的一切导因。有些幸存者的精神状态一直处在高度警觉之中,有一次我去采访下关一位老奶奶,在她讲述了她的大屠杀经历之后,再三叮嘱我千万不要给她拍照,因为她担心日本人会来报复她,这是很典型的神经质型幸存者的案例。

  当然,也有部分幸存者通过自我修复,走出了过去的阴影。一些幸存者如李秀英、夏淑琴、姜根福等人愿意接受国内外媒体和爱好和平人士的采访调查,为历史作证。在她们内心深处,她们也试图希望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来共享她们悲惨的记忆。还有许多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由于无法忍受日本右派对历史事实的挑衅,主动打电话要求讲述他们在大屠杀中的遭遇与经历。下关区安乐村的夏瑞荣和屈慎行夫妇是主动打电话给报社要求接受采访的,他们告诉笔者,看到日本右派的言行,他们再也忍不住了,他们觉得有责任将自己在大屠杀期间的经历告诉年轻人。常志强老人在1997年则主动跑到纪念馆讲述自己一家的悲惨遭遇,而在这之前他没有向其他人包括他的家人讲述过大屠杀恐怖的历史。 还有一位前文提及的张秀红老人,笔者去采访她时,她已从过去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其中主要原因,一是她的丈夫非常能够理解她精神痛苦,二是她总认为虽然自己不幸遭到日军强暴,但这却因此救了爷爷的一条命。

  新浪历史:在南京大屠杀研究过程中,中方和日方的学者有什么样的分歧?有什么样的共识?

  张连红:我想从如下三个主要方面简单介绍一下:

  一、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概念”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名称:南京大屠杀是指1937年—1938年间侵华日军在南京所进行烧、杀、淫、掠罪行的总称。但最初发生之时,并无统一专指名称,大多用“日军暴行”、“京敌兽行”、“南京大屠杀”等。战后经过东京审判和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审判基本确定了“南京大屠杀”的名称。但在日本,学术著作中对南京大屠杀的称呼往往有两种:一是南京大虐杀或南京虐杀,其意等同于中文的南京大屠杀,在90年代之前学术著作中较多使用,特别是大屠杀派核心人物洞富雄一直坚持使用;而虚构派则拒绝使用这一名称,如使用时则加上引号。二是“南京事件”,最近几年来日本学者使用“南京事件”一词的频率越来越高。“南京事件”是一个中性的名词,它可以指在南京历史上发生的重要事件中的任何一件,当然它也可以专指南京大屠杀的事件。但毫无疑问,尽管在大屠杀派的著作里“南京事件”所指日军暴行的性质并没有变化,但是使用“南京事件”还是不可避免地弱化了“大屠杀”这一事件的性质。这一变化并不仅仅是文字本身的变化,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学术界对南京大屠杀认识上出现的细微变化。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时空概念。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厘清南京大屠杀的时空概念显得十分重要,因为这个问题直接关联到南京大屠杀的规模。中国方面学者在80年代时,由于刚刚开始调查研究南京大屠杀,对南京大屠杀时空概念并没有专门阐述,一般概念的表述是:“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后,在六个星期中,屠杀了无辜市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30万人以上,无数妇女遭凌辱,无数住宅、商店、机关、仓库,被抢劫、焚烧和破坏,全市约三分之一的建筑物和财产化为灰烬。” 这里的时间概念是从1937年12月13日开始到日军占领的六个星期,也就是说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底。从研究专著的内容来看,区域范围专指南京市,即包括7个城区和5个乡区。但是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早在日军占领南京城之前,也就是说在向南京进攻的过程中,在南京城郊的乡区甚至包括紧邻南京的江宁、句容等县日军暴行就已经非常严重,而且各种资料显示,直到1938年3月,日军在城、乡各区的暴行仍然相当严重。因此,中国方面的有些学者近几年来认为南京大屠杀上限时间应该定位12月上旬,以日军进入南京地域范围为起点,下限时间应为1938年3月。在地域范围方面,有学者认为考虑到暴行的时间相同、施暴部队相同、发生地点邻近等各方面的因素,“似以在南京市区12个行政区的基础上,外延至与市区直接相邻的江宁、江浦、六合为宜。” 但大多学者在研究南京大屠杀时还是以当时南京特别市的辖区(即7个城区和5个乡区)为讨论的基点。

  日本方面,大屠杀派以笠原十九司为代表,认为南京大屠杀时间上限为日本大本营下达攻略南京命令、中支那方面军进入南京战区的12月4日;下限应为1938年3月28日“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他认为尽管南京攻略战结束的日期是1938年2月14日,但南京日军的残虐行为仍在继续。关于区域范围,他认为应包括南京特别市行政区域及其周边六个县(江浦、六合、江宁、句容、溧水、高淳)。目前,尚未发现虚构派方面的专门论述,一般他们将“南京”的概念限定在南京城内(甚至将南京城区同南京安全区混淆),由于他们一般不承认南京大屠杀,所以更少明确大屠杀的时间概念。

  二、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

  在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中,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人数争论最为激烈。在中国,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人数也经过了一个不断求证和确认的过程。在战后国民政府所进行的各种社会调查过程中,对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有29.5万、39万、50万等多种过程性的数字。 1947年南京国防部战犯军事法庭在《军事法庭对战犯谷寿夫的判决书及附件》中判定:“我被俘军民被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十九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十五万余具。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 1948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南京的暴行》的判决书中称日军在南京屠杀20万人以上。80年代以来,在人数问题上,中国学者基本上依据南京军事法庭的判决书,同时辅以新发现的资料进行论证研究。其计数方法有两种:一是将集体屠杀的遇难人数195000人和分散屠杀的77000余人相加,再考虑到其他未统计的数字,遇难人数已达30万人左右。二是根据慈善机构、私人、伪政权和日军掩埋的尸体数,得出遇难人数在30万人以上。在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中方主席步平也明确表示,只要承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牺牲者的人数不会成为共同研究的障碍。

  在日本,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却有不同的看法。据2001年日本《诸君》杂志2月号对大屠杀派、中间派和虚构派的问卷调查, 在接受调查的23人中,认为死亡人数无限接近于零或因史料不足无法回答者有11人,这些人都是一直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虚构派重要成员,如渡部升一、铃木明、阿罗健一、田中正明、松村俊夫、藤冈信胜等。中村粲、冈崎久彦、樱井等4人认为死亡人数在1万人左右,原刚认为死亡人数在2~3万人。此5人同上述11人有一定的区别,他们承认日军在攻占南京期间,曾发生过小规模屠杀中国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俘虏。中间派代表人物秦郁彦没有参加这次问卷调查,但他一般认为死亡人数在4万人左右。

  参加问卷调查的大屠杀派代表人物如藤原彰、江口圭一、井上久士、姬田光义、笠原十九司、吉田裕、高崎隆治等都承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但对死亡人数也有不同的选择,除井上久士选择30万人以上(但作了补充说明称至少10多万),其他大都认定在10数万人到20万人之间。不过笠原十九司回答尚留有余地,笠原说:“从现有的研究和资料能推测是十几万到二十万人前后上下,随着今后资料的发掘、公开和研究的进展,被屠杀者数有可能增加。” 笠原的这一观点在他的《南京事件》和《南京事件与日本人》等书中一直都非常明确,其表述前后没有发生过变化。 不过笠原十九司认为,中国官方一直强调30万以上数字的绝对性反而为日本否定派所利用,导致大多数日本国民认为南京大屠杀是中国方面的虚构和夸张。

  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从无限接近于零到10多万、20万、30万人以上,其数字悬殊如此巨大,这在历史学研究中可能是亘古未有的。造成这种奇特现象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第一手历史资料的欠缺,大部分资料均为战后调查的证人证言或战犯口供。其次是在讨论死亡人数问题时,对于处死被俘士兵是否合法有不同的观点。日本虚构派认为日军攻占南京城后,大量便衣兵藏匿在难民区,失去了交战资格,逮捕和处死这些便衣兵是合法的战斗行为,不能将这一数字计算在大屠杀死亡的人数中。 而肯定派和中国学者则认为,不经过审判程序、屠杀放下武器且丧失战斗力的中国俘虏是违反国际法的,而且日本兵在搜捕俘虏的过程中,只是根据外貌、口音等进行甄别,导致许多普通百姓也被当作俘虏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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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南京大屠杀 慰安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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