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张连红(上):从南京保卫战到南京大屠杀

2014年12月08日17:29   新浪历史   作者:张连红  

  导语南京大屠杀是人类20世纪历史中无法抹去的污点,回顾大屠杀发生的经过过程,深度思索其发生的原因,防止悲剧重演,是今人使命。为此,新浪历史专访了南京大屠杀研究专家张连红。本篇为访谈上篇,回顾从南京保卫战到南京大屠杀中,中国军民遭遇的种种不幸,这其中就包括罪名昭著的慰安妇制度的首次大规模推行。

张连红张连红

  (文/新浪专栏 新史记  受访人/张连红 采访人/董乐)

  受访人简介张连红,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江苏省中国近现代史学会副会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等职。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抗日战争史研究。出版和发表有关民国史和南京大屠杀的著作、史料和论文80余篇部。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曾多次获省部级优秀成果奖。

  新浪历史:您认为在南京保卫战中,中方的指挥官有什么样的失误?

  张连红:南京保卫战是一场惨烈的战役。在南京保卫战过程中,从最高指挥官蒋介石到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均一直坚持誓死保卫首都,但是,由于日军推进速度超过蒋介石的预期,当他下达命令要求唐生智可以相机撤退时,唐生智已很难完成撤退任务了。其主要原因一是唐生智没有做任何撤退的准备,二是等到蒋介石下达撤退命令时,由于日军合围南京的包围圈已基本形成,南京守军最佳撤退时机已经失去,最后导致撤退部队陷入混乱,造成巨大损失。

  蒋介石主要是从战略的角度思考要坚守南京。在国民政府上层几乎所有高级将领都认为南京不宜死守,最多可作象征性的抵抗。但是,从战术指挥上来说,你很难将战略意图明白告知部下特别是一线战斗人员,如果一线战斗人员已事先知道南京只进行象征性的抵抗,就会极大影响整个南京保卫战的士气。因此,作为最高决策者虽然明知“用空间来换取时间”、“不在一城一地得失”的道理,但在动员南京保卫战时却必须鼓舞士气,号召誓死守卫首都。如12月7日,当日军攻破句容后,进一步迫近南京之时,蒋介石亲到唐生智的寓所,召开师长以上部队长会议,要“大家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和不成功则成仁的决心。”事实上,蒋介石在配置保卫战部队时,将作战实力最强和装备最为先进的部队都留在南京,如教导总队、74师、88师、87师、36师等,后来又从湖北调来徐元泉的第二军团参加保卫战,这些充分说明蒋介石保卫南京决心异常坚定,对南京的守城部队也抱有极大的期望。

  作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也多次表示要把抵抗进行到底。11月27日唐生智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本人奉命保卫南京,至少有两事最有把握,第一,即本人及所属部队誓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第二,此种牺牲必定将使敌人付出莫大之代价。12月7日,在唐生智的寓所百子亭召开军事会议时,唐生智用悲壮的语气表示要与南京共存亡,不惜为保卫首都而牺牲。会后,他送蒋介石夫妇上汽车时,表示要做到“临危不乱,临难不苟,没有你的命令我决不会下令撤退。” 中国政府发言人宣称:“一息尚存,一弹尚在南京,均必抵抗到底”,显示中国政府誓死抵抗日本侵略的决心,表示要抵抗日本之进攻到一枪一弹。12月9日,日军通过飞机投下劝降信,遭到唐生智的断然拒绝,并且以猛烈的炮击来答复日军的文告。对于日军动摇军心的心理战,卫戍司令部在9日晚上7点发布《卫参作字第三十六号命令》,“本军目下占领复廓阵地为固守南京之最后战斗,各部队应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尽力固守,决不许轻弃寸土,动摇全军,若有不遵命令,擅自后移,定遵委坐命令,按连坐法从严处理。” 还规定“各军所有船只一律交由运输司令部保管,不准私自扣留,着派第七十八军军长宋希濂负责指挥沿江宪警,严禁部队散兵私自乘船渡江,违者即行拘捕严办”。甚至到了12月12日,在接到蒋介石车撤退命令之后,他还让宪兵部队和36师在城内构筑工事,准备巷战。

  唐生智没有给自己留下撤退的船只,也没有考虑过大军在南京失陷时的渡江问题,因为他要实现自己的诺言“与南京共存亡”。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官兵,在12月12日以前,士气十分旺盛,以顽强的意志抵抗日军优势武器的进攻,“守城的士兵抵抗极其顽强”。但是12日晚,当守城部队接到撤退的命令之后,一夜之间,“兵败如山倒”。官兵们接到命令后,大部分就只顾撤退了,失去了与日军拼杀到底的决心,有的甚至成建制的丢掉武器,向人数远比自己少的日军投降。没有渡江滞留在南京城的数万中国士兵,官走兵散,斗志全无,茫然不知所措,成为日军任意屠杀奴役的对象。

  对于唐生智来说,在南京保卫战中,英勇指挥,一直坚持在一线指挥作战,全体官兵亦勇敢作战,进行了十分激烈的抵抗。但是,唐生智在面临日军迫近南京之时,他没有做好渡江撤退的工具和心理准备,一味强调严防死守,害怕承担责任,对于撤退时机把握上缺乏判断,下达突围命令过迟。到了12日下午,当日军攻打城门十分胶着的状况下,唐生智才下达撤退的命令,一方面官兵缺乏这种由“死守”到撤退的心理准备,另一方面由于中日对峙之中,撤退回旋的空间太少,根本无法进行有序撤退了。事实上,撤退命令也未能送达所有一线部队,当前线部队得知撤退消息时,几乎所有军队均向下关江边撤退,但是由于缺少渡江的船只,再加上日本海军已于当晚抵达南京长江沿线,最后导致渡江突围不成,绝大多数部队官兵在求生本能的支配下相互践踏,牺牲无数,最后除少数渡江外,绝大多数被日军残杀。

  新浪历史:我们知道日军在南京还是遭遇到了中国军队的有力抵抗,您对南京保卫战中的中国军人有何评价?

  张连红:由于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且是孙中山的陵墓所在地,蒋介石认为尽管从军事角度来看,南京易攻难守,但仍必须进行防守作战。由于中日军力差异悬殊,南京保卫战持续时间只进行了十余天,南京便很快失守。由于日军多路围攻,导致大量中国守军被围困在城内,最后遭到日军搜捕而集体屠杀,但在南京保卫战的过程中,中国守军面对强大的日军进行了十分英勇而激烈的抵抗,日本官兵的日记中也有不少这样的记载:

  一是中国守军并非一触即溃,而是依托坚固阵地进行了英勇抵抗,日军推进十分艰难。如第六师团的金丸贞行在记载安德门阵地作战时说:“大队已经转为进攻作为第二防线阵地的安德门高地,阵地设有铁丝网、碉堡、战壕等障碍,敌军凭此进行着殊死的抵抗。特别是当夜,曾在第一防线负责进攻的第二中队破坏了铁丝网冲入阵地,夺取高地的一部分。但是由于中国军队的反击十分猛烈,整个晚上他们一直与多次反攻的敌军进行战斗。”又如在雨花台阵地,在中国守军的顽强防守下,日军攻城进展十分缓慢,最后“炮兵部队增援不断增加,空中的战斗机也一架接一架扫射敌方阵地。南京城四周是雷鸣般的炮击声和飞机轰炸声。”

  二是中国守军并非不战而退,而是进行了英勇抵抗,日军也不得不佩服赞美对手。紫金山是南京保卫战中最为重要的防守阵地,当时进攻紫金山的是日军16师团,防守则是国军教导总队,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30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在日记中说:教导总队“这支部队是蒋介石最骁勇的嫡系部队,因此,也是顽强战斗到底的最英勇的部队……和北支那的敌军不同,不愧是蒋介石嫡系军队,进行了数次反击,虽然是敌人,真值得佩服。”根据陆军省情报部编《大陆战史》记载在光华门的战斗时说:“敌人实施的是人弹战术和手榴弹战术,我军伤亡极大,突击队长伊藤少佐也牺牲了,双方都寸步不让。城上城下敌我双方都能听见对方的喘息声和说话声,战斗一直呈胶着状态。10日激战一直持续到11日。先后进抵各城门的各部队尽管都反复突击,但始终攻不下巍峨高大的城墙。”

  三是中国守军并非不战而俘,而是血洒战场,牺牲惨烈。资料显示在7天的保卫战中,在战场上牺牲的国军官兵多达19000余人,其中有朱赤(72军88师262旅少将旅长)、高致嵩(72军88师264少将旅长)、易安华(71军87师259旅长)、萧山令(宪兵司令部少将副司令)、司徒非(66军160师少将参谋长)、罗策群(66军159师少将副师长)、李绍嘉(83军156师468旅长)、姚中英(83军156师少将参谋长)、李兰池(57军112师少将副旅长)、万策全(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第1旅少将参谋)、蓝运东(预备第十师少将参谋长)、刘国用(74军58师174旅少将副旅长)等少将以上军官有13人之多。另有7人是事后追赠为少将,他们是教导总队第1旅第2团团长谢承瑞、第51师302团上校团长程智、72军补充旅1团上校团长华品章、66军160师956团上校团长蔡如柏、66军159师949团上校团长黄纪福、中央军校教导总队3旅上校副旅长雷震、88师262旅524团上校团长韩宪元。其中12月12日这一天,在战场上牺牲的团长以上将领就有11人之多,可见战斗激烈之程度,这在整个抗战期间都极为少见。早在保卫战开始,川军145师师长中将饶国华于12月1日在广德一线战败自杀。当然,日军在攻击南京的过程中也付出了伤亡3893人(因第16师团资料缺,此数字不包括第16师团的伤亡数字)的代价。

  南京保卫战最后失败,当然有较多的原因,但我们不能因为专注研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而忽视国军英勇抗争和惨烈牺牲的历史事实。

  新浪历史:南京沦陷前,南京的普通百姓是什么心态?能否根据您的研究为我们描述一下。

  张连红:在日军占领南京前夕,南京市民的心态经历了较为复杂的变化,在不同阶段其表现形式也多有相同:

  空袭不断,改变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南京市民真正感到战争恐怖是从8月15日日机空袭南京开始的。空袭不仅给南京市民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而更为严重的是其对市民心理安全感的巨大冲击。南京城内接连不断的空袭警报声和飞机重型炸弹凄惨的爆炸声,此伏彼此,互相交错,而且城内还不时可以看到被炸市民的惨状,市民对战争的恐惧心理与日俱增。起初,人们对空袭警报声十分敏感,甚至远处轮船和火车的汽笛声也会使市民心惊胆战。 战争的威胁使许多市民被迫逃离南京,一些家境比较富裕的人大都坐船向长江上游的内地“跑反”,有些市民则前往苏北、皖北等地投奔亲友,还有一部分人则迁往南京近郊各县乡下暂避。 持续不断的空袭和空袭威胁严重破坏了市民的正常生活,甚至也改变了南京市民的生活态度。在正常情况下,“人们都会为阳光明媚的一天而高兴,但是现在我们却担心万里无云的晴朗天空。” 下雨天却成为人们祈求的“好天气”,因为只有阴雨天才能阻止令人讨厌的空袭。在紧张恐怖的环境下,穷人与富人的生命价值奇迹般地拉近了距离,出卖苦力的人变得比平常更有价值了,他们一天出卖苦力所得是平常的数倍。“过去他们工作一天时挣0.4美元,而现在是1美元”,而且所要干的活儿干不完。 在生死无常的情况下,有些人活得似乎也更加洒脱。一些冒着生命危险继续开业的酒馆业,其生意异常火爆,如“酒馆业中山北路之岭南酒家、中央商场之厚德福、夫子庙之别有天等则仍照常开门,多数不怕死而好吃之客人趋之若鹜。” 但更多的贫民百姓每天都在祈求和平的到来,“老百姓是多么希望和平和过正常的生活啊!许多人天真地问我和平何时能到来——仿佛我知道这一疯狂的举动何时会结束似的。” 魏特琳女士在日记中对此非常感慨。

  战争来临,父母担心女儿意外,催生南京早婚风潮: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中国人特别担心女孩子的安全。与往年相比,进入9月之后,南京订婚和结婚的人也突然增加了很多,在南京发行的许多报纸上,登满了结婚启事的广告,一些征婚广告甚至也在大报如《中央日报》、《新民报》上刊登,到了南京沦陷前夕,结婚的人更多。从11月21日起,在南京出版的中央日报因受国民政府西迁影响,一天只刊出一页两个版面,但仅有的版面中关于结婚、订婚的广告启事同往年相比显得特别多,据笔者统计,仅从21日到27日停刊的8天中,结婚和订婚的启事就有50条,其中结婚启事36条,订婚启事14条,而在1936年相同时间里,正常发行的南京中央日报所刊登的广告中,结婚和订婚的启事仅有11条。 结婚和订婚人员突然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许多家长都给已订了婚或成了年的女儿提早婚期,让他们安安全全地完婚,以免日军来了发生意外。” 而更多的贫民则连一些简单的仪式也没有举办,就匆忙将女儿嫁人,家境不好的丁家,尽管缺少劳动力,也只得将女儿丁荣声匆匆嫁给下关一个店铺的伙计。 幸存者戴兴锦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娶了一位由城区来乡区“跑反”的姑娘。

  各种谣言纷飞,加剧市民紧张心态:当人们处在恐慌和无助的情况下,更希望得到和交换相关信息。到了10月份的时候,南京市内的许多报刊诸如《中央日报》、《南京日报》、《新民报》、《新京报》、《朝报》等大小报刊,尽管由于报纸原料紧缺的原因而不得不缩减篇幅,仍十分畅销,“有很多卖报人在街头叫卖,销路良好”,而且可邮送。 除了通过新闻媒体获得相关信息外,人们更热衷于交换也许并非事实的小道消息,尽管政府曾多次禁止传播谣言,但效果并不显著,相反随着许多报刊的相继停刊,正当途径来源的消息越来越少,从此谣言便开始充塞整个南京。“我们生活在一个‘谣言’时代,四周充满了最惊险离奇的传闻。” 有些谣言会带给人们生存的勇气和希望,但在日军迅速向南京推进的情况下,更多的传闻却是负面消极的,它无疑加剧了人们的忧虑和恐怖程度。

  日军迫近,市民到处寻找“安全”:随着11月20日国民政府的迁都、机关公务人员的撤退、日军向南京的快速推进、有关日军残暴的传说、沪宁线及城郊地区难民的涌入等等,南京城中的市民已开始真切地体验到了战争的氛围,恐慌与不安渗透了每个人的心中。在大路上到处可以看到心神不定四处寻找“安全”的人,“城北的百姓往城南搬,城南的百姓往玄武湖搬,玄武湖的百姓往乡下搬,乡下的百姓往城里搬。搬来搬去,好像他们离开原来地方就可以得到无上安全保障似的。” 在市民最为恐慌的时候,留京外国人士所成立的难民区成为人们寄托生存希望的唯一场所。人们对中国军队能否击退日军而固守南京,已开始失却信心。从11月底开始,就有人到处打听“安全区”下落,“我不断碰到一群群妇女和儿童在寻找‘安全区’。她们依稀听说了安全区的事情,想确定一下它的位置。” 12月4日,有一些难民开始陆陆续续搬进安全区。12月8日上午,当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正式发布《告南京市民书》宣布启用难民区的数小时内,“平民移入难民区者不下三万人”。 人们似乎十分相信只要住到由西方人士管理的安全区,就一定会十分安全,“安全区的街道上已经挤满了人,他们对炮击的轰鸣声已经不介意了,他们比我更加相信‘安全区’。” 当12日晚唐生智下达从南京突围的命令后,无法逃离南京的士兵也扔掉武器换上便衣躲进了安全区。

  幻想破灭,难民纷纷涌入安全区:但是,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里,人们如不是万不得已,决不肯背井离乡。在我们采访幸存者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在日军进城之前仍有相当部分市民留在自己的家中,从现已出版的幸存者证言集里,此点也可得到充分印证。 人们也许对日本兵抱有相当幻想,认为他们不会伤及平民,但是,日军进城之后疯狂的烧杀淫掠,彻底击碎了市民的侥幸心理,人们再也无法留在家中,纷纷逃向安全区,在日军进城之后的10天中,南京城内再次出现市民涌向安全区的高峰,金女大难民所在日军占领南京前夕只有难民1000余人,但是仅12月15日一个晚上,一下子就涌进3000余人,到22日时,难民人数已达10000人了。 只有市区面积八分之一的难民区,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却容纳了20余万难民。

  新浪历史: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开始正式大规模推行慰安妇制度,但是日本政府一直否认是军队强征行为,认为是商业行为,当时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有没有观察到日军这一暴行?

  张连红:当时留在南京的西方传教士有20余人,他们耳闻目睹了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事实,留下了许多珍贵的书信日记。尽管当时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根本不可能深入调查,但仅从他们所留下的所见所闻,我们从中可以大致得出如下判断:一是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慰安妇”来源完全是强制掠夺的,根本不是所谓自愿的商业行为。二是在慰安所的妇女过着非人般的生活,随时有生命危险。三是日军在南京推行的“慰安妇”制度极大地伤害了南京逐渐建立起来的现代道德文明。

  关于日军强征“慰安妇”的方式

  在日军占领南京前夕,在南京的西方传教士发起成立了南京国际安全区,以保护战时难民。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西方传教士人身自由受到极大限制,他们基本上只能留在只占南京城区八分之一的南京安全区内,尽管他们无法了解日军占领南京所发生暴行特别是推行“慰安妇”制度的全貌,但仅就他们所留传下来的书信日记,我们大概可以发现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几种方式:一是日军通过大肆抢掠强迫中国妇女充当临时慰安所中的“慰安妇”。日军在攻占南京初期,到处搜捕妇女进入日军临时慰安所的案例非常普遍,当时南京安全区所报告的日军暴行几乎天天都有大量的案例。实际上,到了南京大屠杀后期,日军到处搜捕妇女的暴行一直没有停止。时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的传教士约翰•马吉在1938年1月30日致夫人的信中说:“就在今天(也许是昨天),那位不愿为日本人做事而被抓走杀害的学生的年轻妻子以为现在安全了,到安全区外的明德中学买些东西,这时一辆卡车在她身旁停下,把她抓上去,车上还有其他20多名妇女,她们被带到城南的一所房子里,那儿有日本军官,她们将供他们‘使用’。” 为了能够挑选年轻貌美的女性充当“慰安妇”,日军还通过妇女难民的登记之机进行强行搜捕。南京周边农村地区的妇女也是日军掠夺的对象,她们当中有许多人成为日军慰安所的牺牲品。到了1938年2月中旬,仍有许多妇女也被日军强行带到慰安所。 二是有组织地到各大难民所强行征召。1937年12月24日上午,也就是圣诞节前一天,日军专程到收容妇女难民的金女大难民所,向难民所负责人魏特琳提出要挑选100名妓女到慰安所去。同时,日军还强迫南京自治委员会设立为日军服务的“慰安所”,到各难民所招募“妓女”,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史迈士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自治政府委员会’的第一职责,在日本人12月22日召集之时,就是为日本军队建立三家妓院。”三是日军通过招募洗衣工等谎言,欺骗中国妇女而被迫沦为“慰安妇”。如鼓楼医院外科的威尔逊医生记载,在1937年12月31日,有6名中国妇女“被从难民营里带出去,诡称让她们为几名军官洗衣服……在白天她们洗衣服,到了晚上她们就被强奸了。她们中的五个每晚要接受10到20次的凌辱,而那第六个因为年轻漂亮要接受40次左右的蹂躏。”

  关于“慰安妇”的悲惨生活

  在日军占领南京初期,慰安妇遭受非人待遇。为了不让她们逃跑,不给她们衣服穿。年龄较大的妇女每夜被轮奸10次到20次,年纪轻的和面貌漂亮的每夜多被轮奸40次。 威尔逊医生在1938年1月8日的日记中说:“两天前我接待了一名病人,她22岁,结婚4年了。她和其丈夫在日本人进城那天进了安全区。她的丈夫当晚就被抓走了,再也没看见。她那天晚上也被抓走,带到了城南的某个营房,在那儿她每天要被强奸十几次,一共呆了38天。到此时,她已经身患两边化脓性腹股沟腺炎、列性淋病和大面积阴道肿大性溃疡,因此她就被送出来了,因为没用了。” 许多姑娘在慰安所最后得了十分严重的性病,事实上,在日军慰安所中慰安妇的性病比例很高。“自从日本人进城后,性病的比例从15%上升到80%。军队要大量妓女,不断有人从周边农村抢走妇女,把她们送进城以满足需要。而且因为她们对性病毫无防御力,很快就会染上重病。在这种行当里不再有使用价值,所以就不断地要求新的妇女来补充。” 除了性病,日军慰安所也是交易和吸食毒品的场所。据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贝德士调查研究,到了1938年11月,“在过去几天,一家日本和韩国的慰安妇机构,就买进80箱鸦片。” “有时日本士兵用鸦片来支付妓女和在军需物资供应站干活的劳工。”

  西方传教士对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批判

  西方传教士对日军在南京违背人类良知、公然四处设立慰安所、强征慰安妇的恶劣行径给予了猛烈的批判。日军声称为了担心性病传染,防止影响士兵战斗力,成立了统一管理的慰安所。马吉对此则从日本文化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他在写给夫人的信中说:“日本人似乎是一个没有性道德的民族,在这个国家,一个女子为了经济方面帮助父母而当几年妓女被认为是孝顺的行为,然后再结婚。当然在这方面他们有自己的道德规范,我们与之打交道,这些日本人根本不认为强奸是什么罪行。” 贝德士针对在南京大街上出现的慰安所广告,讽刺说这是“代表装点南京街道之一种象征模式”,成为日本“东亚新秩序的政治工具”。贝德士写道:“南京居民常常回想,在国民政府治理下这里是不允许有有伤风化的淫秽展示的,市政当局严禁各种恶行。现在他们正在了解日本首相宣言的意义,他的国家‘必须尽最大努力把中国提升到日本的文化水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一直致力于现代社会风尚的建立,特别是从1935年开展新生活动运动以来,南京娼妓已基本绝迹,而日军占领南京后推行的慰安妇制度,贝德士认为无疑是对南京处世态度的“彻底革命”。

  专访张连红(下):南京杀戮暴行何以发生

  (声明:作者独家授权新浪网使用,请勿转载。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文章关键词: 南京大屠杀 慰安妇

分享到:
保存  |  打印  |  关闭

推荐阅读

热文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