赐紫禁城骑马与赐肩舆

2014年12月02日16:43   新浪历史   作者:潘洪钢  
晚清,盛宣怀被格外加恩在紫禁城骑马晚清,盛宣怀被格外加恩在紫禁城骑马

  (文/新浪专栏 新史记 潘洪钢)

  传统社会中,衣食住行皆有规矩,是等级统治的需要。有清一代,各项事务多有规定,是中国统一多民族中央集权制国家鼎盛的表现。另一方面,在皇权集中的历史背景下,也有很多事情并无一定之规,全凭皇帝一人说了算,就是所谓“口含天宪”。赐肩舆与赐紫禁城骑马就是一例。

  中国的皇家园林、皇宫历来讲究规模,越修越大,以至于从宫外步行到其中心,要用较长的时间。这当然可以用提前出发来解决,但对于臣下来说,尤其是年龄较大的官员,每天上朝要走这么长的路,就成了一件苦差事了。因而自五代十国时期以后,就开始有乘马或坐简易的轿子进入宫廷的作法了,但多半只是个别的例子,比如在明代,基本上就没有在禁宫中骑马或乘轿的情况出现。明代大臣们从左右长安门入宫,步行至午门。明嘉靖时阁臣沈鲤带病入朝,行走不便,经常跌倒,为时人所怜。到清代,紫禁城骑马或乘轿,也称为赏朝马,成为对宗室王公及文武重臣的一种非常崇高的礼遇。绝不是今天那些戏说历史的人任意编造的,随便一个督抚就能骑马、坐轿进宫的。赐肩舆或赐紫禁城骑马,虽然没有明确的规定哪些人可以这样做,但从历史记录的情况中,也能看到一些章法。

  清初,仅有少数近支王公准许骑马进入紫禁城,但只能进入外城部分,到景运门外下马,其他大臣只能循明朝旧制,徒步入朝。“国朝定制,王、贝勒、贝子皆乘马入禁门,至景运门下骑,诸大臣一仍明制。”东华门、西华门旁和午门前的左阙门、右阙门外,各立石碑,用满蒙汉藏维及托忒蒙文六种文字镌刻为“至此下马”和“官员人等至此下马”。下马碑至今尚存,显示出一代定制和宫廷威严。正式的明文允许大臣们骑马入宫,始于乾隆时期,主要是考虑到大臣们星夜入朝,遇到雨雪天气,行走不便。此外,内外文武大员立有重大功劳,或受到特别恩宠,也会特许“紫禁城骑马”。如乾隆中,大将军岳钟琪因为讨平“两金川”土司,特赐“紫禁城骑马”,兆惠以征西北回部军功特许“紫禁城骑马”等,退休文臣钱陈群于乾隆三十六年赴京给皇太后祝寿,特命紫禁城骑马,当时视为一种殊荣。到嘉庆时更特许年过七十的大臣,可以在禁城中乘坐一种小轿,从此才有了紫禁城乘“肩舆”的事情。《啸亭续录》有一段记载:说明了赐“紫禁城骑马”在乾、嘉时期的大概情况:

  “乾隆中,上念诸臣待漏入直,每遇风雪,徒步数里,甚为颠蹶,因特许诸阁臣乘马入内,以示荣宠。嘉庆己巳,上特旨诸大臣年逾七十者,赐肩舆入直,尤为旷典云。”(清•昭梿《啸亭续录》卷一,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版,第381页。)

  至于乘轿入宫,乾隆时期,已经有了大臣坐轿进宫的特例,因为有些大臣年老体衰,骑马实际上已经有困难了,如乾隆时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因“年迈不能乘骑”,“蒙恩准在紫禁城内乘轿行走”。嘉庆九年,大学士王杰进宫时,年纪已过八十,特旨准其坐轿入宫,拄拐杖进入内廷,则是极特殊的“恩宠”。(清•赵慎畛《榆巢杂识》卷上,2001年3月版,第72页。)

  以此来看,清前期骑马、乘轿进入大内是一种很高的礼遇,只有年高德昭的老臣才能享此殊荣。在实际执行中,得到紫禁城骑马特权的大臣,并不都骑马,一些人改用一种小肩舆,用一把椅子两边绑上抬杆,由两人抬着入宫。这样一种变通,实际上也是在乾隆时期就有了的。一是考虑到马匹万一控制不好,怕冲撞了宫中仪仗,二是实际上受赐“紫禁城骑马”的大臣,不少人年龄都很大了,有的人骑马有困难,有的人根本就骑不了马。据说乾隆五十五年,乾隆帝曾专门为此发布上谕,特赐紫禁城内骑马大臣中,有人年老足疾上马也觉得困难的人,“加恩准令乘坐椅,旁缚短木,用两人舁行入直。”这样一道上谕,后人称赞“尤为养老尊贤之旷典。”(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二,中华书局,1984年3月版,24页。)关于这种在宫中行走的小肩舆,与皇帝的“步舆”类似,但椅子要小些,而且只由两个人抬行。与上面这条材料中说的“多用二人舁小椅乘之”的情形,还是一致的。这类宫中行走的工具,一般只抬在腰部,而不抬在肩上。

  但就一般情形而言,清代宫禁甚严,没有特许乘马坐轿者是不得如此行事的,而且,特赐骑马者,也不一定就允许坐轿,宫廷禁地,清前期控制还是比较严格的。如:乾隆时吏部尚书彭元瑞,有一次在马西华门内不慎从马上摔了下来,与他同行的大学士朱珪赶紧喊了门外的二名轿夫,把彭抬进宫去。本来朱珪也知道,彭没有被特许紫禁城内乘轿,但事出仓促,也顾不了那许多了。就因为这件事,朱珪被“降二级调用”。从这个故事中也能看出,清代对于宫中骑马和乘轿的规矩,执行得还是认真的。(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七,中华书局,1984年3月版,151-152页。)嘉庆初,给著名权相和珅被定的十大罪状中,有一项大罪就是和珅坐轿子进入神武门,坐椅轿直入大内禁地,可见违反这项制度也是一桩大罪。(清•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七,中华书局,1984年3月版 442-448页。)擅自坐轿或乘马入宫者,无论官职大小,均交刑部或理藩院议处。嘉庆年间,蒙古武职御前大臣鄂勒哲依图、领侍卫内大臣索特纳木多布斋二人,自恃位尊,擅自坐轿闯入禁门。结果是受到嘉庆皇帝的申饬,并交理藩院严加议处。道光间, 乾隆皇帝的第十一子永瑆之孙奕经,自恃皇亲贵胄,擅自乘肩舆直入神武门,结果被革去“兼职”,降为二等镇国将军。未经赏马者,若擅自乘马过紫禁城门,都要受到处罚。

  总的来说,嘉庆以后,准许在紫禁城内骑马和乘轿的范围逐步放宽。嘉庆十年,特许紫禁城骑马大臣年过七十者,以两人抬小椅乘坐。二十四年,下令旗籍大臣六十岁以上,汉臣六十以上并曾赏朝马者,均可乘肩舆入朝,至应下马处下舆。年龄更大些的官员,还可以乘轿入内城。后来更有在紫禁城内坐暖轿的情况出现,道光间,七十七岁的大学士长龄、八十岁的大学士曹振镛、八十六岁的大学士富俊等,都可在紫禁城内坐暖轿,用以御寒,也是对老年大臣的特殊优待。

  赏朝马制度中,后来用的最多的还是二人抬的椅轿,也称为腰舆,与乾隆时用两根抬杆绑在椅子两侧有所不同,这种腰舆是把椅子固定在平板上,两边绑短木杆,行走时并不抬在轿夫的肩上,而是抬在腰部,增加了稳定性和安全感。(清•方浚师《蕉轩随录》卷五,中华书局,1995年2月版, 193-194页。)

  晚清时期,清廷礼制多被打破,而赐紫禁城骑马之制,也变得较为普通了,咸、同以后,得到此种赏赐的人不一定就年老,也不一定有多大的功劳,且得此赏赐的人也很多了,看来已不是什么“殊荣”了。此时,这已是慈禧太后控制、笼络朝臣的手段之一了。如咸丰间,工部左侍郎杜翰、户部尚书柏葰均加恩“赏紫禁城内骑马”。礼部右侍郎刚毅因护送慈禧西逃,李鸿藻因镇压捻军“有功”等,均“加恩”在紫禁城内骑马,慈禧之父惠征官仅侍郎,亦准在紫禁城内骑马。

  同治帝登基时,特命准恭亲王奕䜣在紫禁城内坐四人小轿,这里不仅是乘暖轿,而且是四人抬的轿子,显示出特殊恩宠:“恭亲王以议政王在军机处办理一切政务,勤劳懋着,加恩着在紫禁城内坐四人轿,以示优异。(清•梁章鉅、朱智《枢垣记略•恩叙》卷十一,中华书局,1984年10月版, 109页)这与乾隆时张廷玉、鄂尔泰轿子类似而地位更有甚之,因为此时辛酉政变刚刚成功,西太后着意笼络恭亲王,才出现了这种特殊情况。

  然而不管怎么说,能够赐紫禁城骑马,也还是有清一代对臣下的一种礼遇,也是历史上舆轿制度中一个特殊方面,从中可看到社会生活和政治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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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紫禁城 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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