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郭齐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当下最为紧迫

2014年11月21日11:34   新浪历史   作者:SinaHistory  

  【导语】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到山东曲阜孔府考察并举办座谈会,今年“五四”青年节时,来到北京大学同汤一介先生促膝交谈了解《儒藏》编纂情况,9月24日,参加了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发表讲话。国家最高领导人一年内三次亲近儒家文化,释放出强烈的回归传统的信号,为此,新浪历史专访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教授,郭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下最为紧迫的课题。

郭齐勇郭齐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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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访人简介:郭齐勇,当代“大陆新儒家”代表性人物,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教授。著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儒学之精神》、《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中华人文精神的重建》、《熊十力哲学研究》、《熊十力传论》、《郭齐勇自选集》、《文化学概论》等。

  受访时间:2014年11月20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下最为紧迫的课题

  新浪历史您很关注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现代化的关系,认为儒家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土壤。最近,余英时先生指出,大陆提倡儒家是儒家的死亡之吻。您如何回应?

  郭齐勇:余先生说,历史上儒家曾被专制王权所利用;有两种儒家,一种是具有高度批判精神的儒家,这是真正的儒家,同时又有另一种儒家,是维护皇权的制度性儒家。这话大体上是不错的。余先生对今天中国大陆的现状十分隔膜,又不肯回来看一看,这是很遗憾的。当代新儒家牟宗三讲道统、政统、学统,讲政道与治道,很深刻。余英时先生反对道统,把儒家破碎化了。儒家道统是中国立国之魂。

  我曾于2009年发表了《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现代化》一文,其中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儒家化,这话遭到很多人的批评。其实我说的是大实话,因为中国社会是儒家型的社会。我在拙文中指出,儒家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不断中国化的社会文化土壤或背景。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有着不解之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有两个思想根源,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今天我们要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也离不开调动传统文化资源,特别是儒学传统。我们不应该抽象地教条化地对待儒家传统。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现代化发展之最为紧迫的课题,一是经济与社会的科学、全面、可持续地发展;二是政治与社会改革,构建公平、正义、和谐的社会;三是中国主体性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包括荣辱观的建构,振刷官德与整饬吏治。在这三方面的理念、制度、心理习俗系统的建设中,中国智慧及儒家文化资源都可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

  中国大陆的思想文化是马中西三者的互动交融,现在认识到过去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太过糟蹋,而当前中国人的文化认同、伦理共识与终极关怀都需要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指导、参与、滋润与调剂,我认为这是一大进步。现阶段,在中国大陆谋求传统文化的复兴,如果没有官方推动,光靠民间努力,确实还不行。因此,对于官方推进传统文化复兴的重大举措,我们持欢迎态度,亦可借势把优秀传统文化推广得更好。会不会有政治架构利用的问题,我想可能难免,但知识分子,特别是儒家知识分子应有自觉。中国文化、儒家文化面临“灵根自植”与“更生”的最好形势,我们应秉持儒家的常经、常道,建设性地参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包括对现代社会的负面展开批评。总之,要建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中国文化是本不是末,是体不是用,是根干不是枝叶。

  澄清“亲亲相隐”,防止再回到秦始皇和“文革”暴政

  新浪历史近十年来,就儒家“亲亲互隐”观念,您携手同仁与邓晓芒等学者展开了一场马拉松式的论辩。对于这场扩日持久的辩论,学界与公众各抒己见。一方面,如有的学者指出,反方的观点十分幼稚荒谬,本不值一驳;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社会上确实有人甚至有的儒学研究者赞同邓晓芒诸学者的观点,认为儒家与现实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邓晓芒等学者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观点,而且,社会上居然会有一定的信众?

 

  郭齐勇:“五四”以来,单线进化和新旧二分的文化立场大行其道,造成整个社会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有很多误解。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大陆朝野上下,包括大多数的知识人,基本上把我们的文化精神资源统统作为糟粕,其流风余韵也延续到了今天。正是沿习了这种简单粗暴的文化心态和思维定式,邓晓芒等学者才会把儒家与现实腐败联系起来,要求儒家对腐败负责。他们并没有真切地了解儒学,却总是想当然地解释历史文本,随意联系现实,在下结论前就预设了儒家与现实腐败存在必然联系的前提,不加分析地把现实中所有的罪恶,都荒谬地归因于儒家。这不仅是厚诬古人,也推脱了现代人应当承担的责任。邓先生的所谓“新批判主义”,对儒释道毫不讲道理的所谓“批判”,没有理性,也不讲逻辑,迎合了青年人的逆反心理,对理论、历史、现实缺乏具体分析。他对传统文化有大量误解与歪曲,其批判也只能是隔膜的、不相应的、外在的。我主编了《〈儒家伦理新批判〉之批判》与《正本清源论中西——对某种中国文化观的病理学剖析》两书予以回应,其中收有很多学者的文章,有深切细緻的分析与讨论。实际上,邓先生对有的西方经典也是囫囵吞枣,在理解上大有问题,如他写了几篇论文论说苏格拉底支持“儿子告发父亲”,显然没有读懂柏拉图《游叙弗伦》篇,因为他用的是线性思维。

  您说的现在一些人的误会,是不了解儒家提倡的孝道与“亲亲相隐”、“爱有差等”等命题的具体历史内涵,望文生义,以为儒家只讲亲情,不讲公义公德。实际上,儒家教养对古今的贪腐都有批判、遏制、防治之功。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澄清“亲亲相隐”等问题,就是希望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大众的反省,不要再回到秦始皇和“文革”时期等反人性的、鼓励告奸的暴政,儒学与民主政治可以很好的结合。我们要在理性的、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基础上,全面体察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局限与优长,多作创造性转化工作,使之成为现代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积极因素,参与现代社会、家庭与个人的生活。

  儒家“礼乐刑政”社会治理传统,比当下“管理”更具智慧

  新浪历史2011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将传统的“亲亲互隐”观念在一定程度上纳入了法律体系,应该是这场论辩成果的最好体现。儒学要在当今发挥实际作用,一些合理的思想观念必须参与当代的制度设计、法律实践和规则制定中。就此,您认为儒家的哪些思想资源值得认真对待和借鉴?

  郭齐勇:我们对2011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将传统的“亲亲互隐”观念在一定程度上纳入法律体系,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对于当代的制度设计、法律实践和规则制定而言,儒家有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源,但具体说哪些资源可以通过理性的分析、全局的观照,在进行创造性转化后,参与制度的设计、规则的制定,这需要当代的知识分子一起做努力。最近十多年,儒家的公平正义论是我比较关注的研究题目之一。通过研究先秦儒学中的政治思想,我发现这些资料中蕴含着“实质正义”的内容。孔子肯定、尊重老百姓的生存权与合理的私利,强调民生问题,并不一概反对私利,但反对以权谋私;主张从民间“举贤才”与“有教无类”,开放教育与政治,肯定民众的受教育权与参与政治的权利;强调责任伦理、信用品性、廉洁奉公,作为对为政者、士大夫在公共事务中的道德要求;有关君臣权责的相互要求,含有政治分工与制约的萌芽;提倡中正平和的治政理念等。孟子的政治哲学涉及生存权、财产权的“制民恒产”,论及土地、赋税、商业政策之平等观;有养老、救济弱者、赈灾与社会保障的制度设计;要求政府不仅要养民安民,而且要教民,讲求教育公平,提倡平民参与政治,肯定作为村社公共生活的庠序乡校;尊重民意、察举,官守、言责与官员自律,防止公权力滥用的思想及“民贵君轻”论,“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等革命论等。《周礼•地官司徒》、《礼记•王制》中有关社会公正的论述,涉及的内容很广,包括:荒政,对灾民的赈济及其制度化;养老恤孤扶弱的制度安排;颁职事及居处、土地、赋税、商业之制度与政策;选贤与能的主张与制度诉求;“德主刑辅”,以德教为主,强调刑罚的慎重与刑罚的程序化,隐私与私人领域的保护问题等。

  总的来说,在制度层面的文明上,儒家推动的制度架构,行政、司法制度,土地、赋税等经济制度,征辟诠选制度(荐举、科举考试),文官制度,教育制度,开放教育,平民子弟通过接受教育参与政治甚至最高政治,赈灾的制度,优待老人与弱势群体的制度,具有某种制衡的君相制、三省六部制、谏议制、封驳制与监察制等,这些制度文明中有不少实质公正的内涵与制度设计的智慧,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极大,都可以在现时代作创造性转化。特别是,儒家社会治理传统是“礼、乐、刑、政”的配置,反对寡头的刑罚主义,尤其是强调“自治”,社会空间很大,政府很小,鼓励与培养社会、民众的自治、自救能力。这比今天我们笨拙的所谓“管理”,要有智慧得多。

  国学经典并非“破烂”,是做人的根本

  新浪历史您一直呼吁“四书五经”进教材,反对中学文理分科,引发了很大关注和很多争议。如袁伟时先生指出,“就教育维度看,内容繁复,根本不是孩子们所能理解的。儿童教育的始点应该是培育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怀疑精神”,并批评你们“哄骗乃至强制少年儿童读腐朽的《三字经》、《弟子规》”,结果是“2000年来制造了数不胜数的假孝子,真两面派。时至21世纪,为什么还要贩卖这些破烂?”

  郭齐勇:我十多年来一直呼吁《四书》进中小学课堂,反对中学文理分科,是有感于我们中小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我认为,国民教育、中小学教育对一代又一代国民的基本素养的形成与提高最为关键。但据我的观察,六十多年以来,中国大陆的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中,缺乏国文、国学基本知识和传统道德的教育,近十多年来虽有所好转,但仍然是知性教育太过,德性教育不足;科技教育偏胜,人文教育不及。长此以往,一代又一代国民与自己的文化历史传统日渐隔绝,不知道如何培养人性、陶冶性情,整体的基本素养日渐下降,这是很严峻的问题。因此,我主张取消中学的文理分科,在小学、中学语文教材中按循序渐进的原则增加古代文言文与古诗词歌賦的比例,希望孩子们在记忆力最好的时候,打一点童子功,背诵一些文化经典,接受起码的做人之道,把根子扎正。

  蒙学读物《三字经》、《弟子规》等,国学经典《四书》、《老子》等,都是性情教育、博雅教育的最好教材,其中的“仁爱”思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格言,一直到今天,不仅是中国人做人的根本,而且是全人类文明中最光辉、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岂能以“破烂”视之?

  清人李毓秀的《弟子规》有:“弟子规,圣人训。首孝弟,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晨必盥,兼漱口,便溺回,辄净手。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斗闹场,绝勿近,邪僻事,绝勿问。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声必扬。”“用人物,须明求,倘不问,即为偷。借人物,及时还,后有急,借不难。”这没有什么不好。近代文化人在转化儒家传统为公共道德上做了不少工作。如南开中学前身天津私立中学堂于1904年创立,创办人、教育家严修(范孙)先生立40字 “容止格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这即来自《弟子规》、《三字经》等。

  清末民初,蔡元培先生曾为中学生写修身教材,为到法国去打工的华工写夜校教材,蔡先生创造性地转化本土的文化资源,特别是儒家道德资源来为近代转型的中国社会的公德建设与公民教育服务。他强调,孝亲是美德 ,“国之良民即家之孝子”。反之,在社会交往与公共事务中不忠诚、不庄重敬业、不讲信义,不亷洁奉公即是大不孝。他强调,家庭为人生最初之学校,善良之家庭为社会、国家隆盛之本。他认为,如果私德不健全,则很难有健全之公德。家庭与社会、私德与公德虽有区别,但不是绝然对立的,恰恰是有着有机联系的,是可以推己及人、由内而外的。

  朱熹《家训》:“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见老者,敬之;见幼者,爱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人有小过,含容而忍之;人有大过,以理而谕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勿损人而利己,勿妒贤而嫉能。勿称忿而报横逆,勿非礼而害物命。见不义之财勿取,遇合理之事则从……子孙不可不教,童仆不可不恤。斯文不可不敬,患难不可不扶。”这都是日用常行之道,这些内容来源于诗书礼乐之教、孔孟之道,又十分贴近民间大众。其中关于个人与社会的道德,长期以来成为老百姓的生活哲学。这里就有很多是属于公德的范围,完全可以与现代社会生活相结合。

  诚然,由于涉及人生哲理,经典读物文约义丰,不仅是孩子们,就是成年人也不可能一下子完全理解,但先背住,以后再慢慢理解、反刍,终身受益无穷。这不仅对孩子们学人文有好处,而且对孩子们学科学有好处,对孩子们将来做人、立身行世都有好处。过去一些有名的自然科学家都有很好的文化修养、文史哲的功底,例如数学家华罗庚先生、李国平先生和生物学家吴熙载先生等,都善诗词书法。他们从小都背过经典,接受的教育很全面。我们大可不必担心孩子们现在懂不懂,要担心的倒是孩子会向家长与老师挑战,老师与家长必须懂一点国学初步,也就是要略知经、史、子、集,略懂基本的经典。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主张的经典诵读不是教条化,而是浸润式的、启发式的,与生命、生活融会的引导教育,老师、家长要与孩子一起诵读、交流,通过成人的言传身教,孩子们耳濡目染,在行住坐卧的日常生活中自然养成尊老敬贤、仁民爱物、宽容大度等博雅的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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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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