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三线建设:深山里的生活交响曲

2014年10月24日18:09   新浪历史   作者:徐有威  
1975年光明机械厂职工子弟小学运动会比赛。时任小学工宣队师傅的刘振余(图片提供者刘金峰父亲,右二)是比赛的裁判。  1975年光明机械厂职工子弟小学运动会比赛。时任小学工宣队师傅的刘振余(图片提供者刘金峰父亲,右二)是比赛的裁判。

  (文/新浪专栏 新史记 崔海霞 徐有威 上海大学历史系)

  在1965-1988年前后24年的时间里,总计有7万余名上海的职工及其家属背井离乡,远赴皖南和浙西深山中开山炸石、架桥修路,硬是在皖南和浙西建出了一方新天地。而在这一如今看来光辉无比的建设工程背后,却是上海小三线建设职工面临的艰辛生活条件和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且这一画面随着历史年轮的不断前进而越加清晰。

  供应时代的物质“享受”

  上海的小三线企事业单位远离上海,即使是在皖南当地,也是远离城镇,交通条件很不方便,生活用品更是严重缺乏,这些客观条件从职工到达的那一天起就随之而来了。厂里的小卖部成为了当时唯一能够获取日用品的场所,凭票供应的时代特征即使是在远离闹市的这里也不例外。

  上海的小三线建在安徽的土地上,行政区划归属安徽,但职工的生活方式却完全是海派的。从全国经济发达的中心城市来到皖南山区,各方面的落差自然是少不了的,职工对此反应强烈。

  为了解决后方职工的日常生活,安定人心,上海源源不断地将包括肥皂、火柴、香烟、草纸、毛巾、手帕、民用线、电筒、电池、牙刷、牙膏、肥皂粉、香药皂、胶鞋、塑料鞋、面盆、铝锅、口杯、热水瓶、针、纽扣、铅笔、铱金笔、练习本、信纸、信封、纸张、糖果、食糖和盐汽水等30多种生活物资,不远千里车轮滚滚地运往皖南小三线,而对于卡其布、的确良等紧俏物资也优先供应小三线职工。

  这些供应物资在小三线职工的手里,除去应有的功能之外还具有了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功能,即与当地村民进行以物换物的交易,实现各取所需。小三线本来是不需要化肥的,但一些企业还是向前方提出了申请,化肥拿到手后就去跟当地人换取鸡蛋和大闸蟹等。当时最为吃香的是肥皂票,因为上海供应的肥皂比安徽的要好很多,据说安徽生产的肥皂用半块之后就搓不出泡沫了,而小三线职工一张1.9元的肥皂票,就可以换到十几到20个鸡蛋。

  日常所用基本能够解决之后,吃又面临了难题,蔬菜供应难以保证,肉类更是不常有,本想通过当地农村种植的蔬菜满足职工之需,但却发现当地大部分地区蔬菜供应能力有限,一些地区可谓奇缺。于是,小三线企业和职工便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寻找食品的自给自足。在当地人看来根本不可能摆上餐桌的东西却成为了上海职工舌尖上的美味佳肴,螃蟹、黄鳝、甲鱼等被当地民众视为“异类”的海鲜类农副产品,很快便成为了后方职工改善生活的首选,节假日、周末便成为职工们打牙祭的日子。时间一长,当地人也开始加入了下地捉“美味”的行列中,有点头脑的村民更是由此和上海人做起了买卖。

  鸡蛋八分钱一斤,大闸蟹两元钱一斤,没有锅就用铜壶放进去蒸、煮,八个、十个地吃,仿佛又回到了上海一样,甚至比在上海还要开心。山区出产的芝麻、山核桃、花生等土特产类食品也成为小三线职工返沪探亲的首选。每逢过年过节,上海定量供应的一些东西,在皖南却可以从老乡家里无限量地购买,返沪职工就大包小包将这些在上海也难以保证足量供应的物产带回上海。面对如此的消费潜力,皖南当地人已嗅到了商机,抬高菜价成为不二的选择,到当地人手里买菜,卖给上海人比卖给当地人要贵,职工们在发现这一现象后,去买菜的时候,就开始学讲本地乡音,这样菜自然就能够买到便宜的了。

  就是在这简单的买卖过程中,还时而有趣事发生。据说八五钢厂68届学生到镇里去买菜,问农民“大闸蟹多少钱一斤’?农民答“八毛”,学生又问“那蟹身卖5毛,蟹脚卖3毛,卖不卖”?农民说“卖”,于是就把蟹脚拔下来,蟹身称5毛一斤,蟹脚3毛一斤卖给了这几个学生。

  除依靠职工自身的努力外,小三线各个工厂也想尽办法解决食堂蔬菜供应不足的问题,养猪、种菜这些原本与工业生产无关的农活此时却成为改善伙食的灵丹妙药。利用厂前屋后开地种菜,利用食堂的泔水养猪,支持职工将所种蔬菜上交食堂,改善企业蔬菜供应成为了一剂良药。

  在红星木材厂,职工利用厂边的荒山,依靠厂内职工有近1/3来自农村、有自己动手搞农副业生产的现实条件,很快就在荒山上开出了20亩土地,当年就收获蔬菜、杂粮一万余斤,还养了11头猪,后来规模更是逐年扩大,耕种土地达到31亩,收获蔬菜22万多斤,职工人均261斤;养猪313头,平均每人每月可以吃上一斤多肉,还养鱼、养鹅、育蘑菇,忙得是不亦乐乎。

这是1971年6月15日刘振余在安徽绩溪县光明机械厂的家的户口簿。“提高警惕 ,保卫祖国”这是当时的最高指示, 印在户口簿的封面上方。在华阳派出所的前面的一大串的名字——“中国人民解放军绩溪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是那个特殊年代的印记。  这是1971年6月15日刘振余在安徽绩溪县光明机械厂的家的户口簿。“提高警惕 ,保卫祖国”这是当时的最高指示, 印在户口簿的封面上方。在华阳派出所的前面的一大串的名字——“中国人民解放军绩溪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是那个特殊年代的印记。

  自给自足的精神“食粮”

  上海,近代中国的娱乐消费之都,即使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它也依然扮演着引领时尚、消费的角色。已经习惯了轧马路、逛公园等“白相”方式的上海职工忽然之间进入皖南山区,所有的业余生活瞬间消失,如何在艰难的条件下寻求精神的支柱,考验着职工的创造力。

  在小三线的多数职工看来,企业当时的生产任务并不算重,工作之余如何在山区自我创造出消磨时光的业余娱乐方式,小三线职工可谓是不遗余力。电影放映队这一在当时农村具有标志性的娱乐方式也在小三线企业异常盛行,放映队每周定期到各工厂轮流放映。在上海有关部门的精心安排下,上海市区一线电影院上映的影片会在第一时间运抵小三线。《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铁道游击队》、《追捕》、《冷酷的心》和《佐罗》等中外经典影片成为了大家的最爱。本来在食堂放,但根本无法容纳多少人,没办法就在野外拉一块幕布当做露天电影院。职工下班后不是先吃饭,而是背一把竹椅子冲到广场上,把椅子放好再去吃饭,吃好饭以后就坐着等天黑。看电影就像是盛大节日,夏天看一场电影,浑身被蚊子咬,冬天穿着棉大衣戴着帽子哆哆嗦嗦坐在那里看,一场电影下来人都冻僵了却依然乐此不疲。

  电影放映在满足企业职工需求的同时也吸引了大批的当地村民,为了看《红楼梦》,露天电影院可谓人山人海,晚上放映,中午已经有村民拿板凳占好了最有利的位置。地面已经没有立足之地的农民,则纷纷站上山头观看。1957年出生的安徽东至县中学生王金忠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还津津有味:“我们小时候想看一场电影,前几天晚上就睡不着觉了啊。”此时的观众早已不分上海人、本地人,更遑论城里人、农村人,共同的精神文化需求暂时替代了文化、生活习惯的地域差异现实。

  据1983年4月1日的上海《劳动报》披露,近年来建立起来30多支工厂放映队,使号称“小三线第一大厂”的八五钢厂,平均每5天可以看到一部新的电影。

  与看电影相比,上海职工对于海派特色的文艺形式似乎更为情有独钟,评弹、滑稽戏和沪剧等艺术形式都成为小三线职工热切期盼的精神食粮。上海人民滑稽剧团、上海市人民评弹团、上海沪剧团和前卫曲艺团等单位纷纷不定期组织到小三线开展巡回演出,每到一处均盛况空前。

  1982年4月,上海人民滑稽剧团赴地处安徽旌德的东风器材厂为职工演出,消息一出顿时轰动四方,接运剧团的汽车一到,车门前就密密麻麻围满了人。附近的工厂听说上海来了剧团,纷纷打电话希望东风厂替他们说说情,让剧团去为他们厂演一场。

  1982年4月24日时任上海人民滑稽剧团党支部副书记的李伦新和时任《解放日报》文艺部主任的丁锡满在上海的《解放日报》上以《把笑声洒向山谷》为题报道了这一盛事。“第二天晚上演出,头一天就有人在剧场上放了许多木条、竹条,像上海的老妈妈买小菜用砖头、破篮排队一样,抢好了位置。第二天一早,那些竹条、木头又变成了竹椅和条凳。演员们走到哪里,那里的人就说‘我们难得看戏,你们一定要多演几个!’这天晚上,一千五六百人,坐的坐,站的站,被独角戏的表演逗得一个个前俯后仰,笑声盈谷”。面对此情此景,时年65岁的上海滑稽戏元老级明星杨华生深受感动, 一口气唱了一个多小时!这些精彩的演出,对于当时处于文化缺位的小三线职工来说真可谓雪中送炭。

  进入20世纪80年代,现代的娱乐方式开始兴起,其标志性就是电视机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中。对于小三线职工来说,对新兴娱乐方式的追求也同样热切,但由于地处山区,电视接收信号差成为困扰大家的最大难题,为了解决这个老大难,小三线职工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当时黄山顶上设有接收台,于是单位组织几个人,晚上带着手电筒、干电池、9英寸的电视机,下午五六点天还没黑的时候就上山开始找地方接收信号,如此反复的工作往往要经过大半个月的努力,才能找到一个合适地方安装差转机,向厂区发送信号才能保证大家能看到清晰的画面。如果碰到差转机受外力影响无法正常工作的话,电视机画面不是模模糊糊,就是出现闪烁不停的“多瑙河之波”,或者干脆来个“看不见的战线”——漆黑一片,常常使得热情的观众为之沮丧。

1984年光明机械厂已经不用军工企业的代号, 大大方方地写上了光明机械厂的字样。 1984年光明机械厂已经不用军工企业的代号, 大大方方地写上了光明机械厂的字样。

  介绍来的“爱情”

  在小三线建设及投产过程中,职工中的男女比例失衡情况日益暴露,青年男职工找不到对象的问题日益严重,由此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也开始凸显,一些年龄在25-30岁之间的单身男职工由于无法解决个人问题而经常无事生非,到附近村镇买条蛇,将蛇皮缠在手臂上,到女职工宿舍取闹;几个男职工为某一个女职工而打架斗殴,以此来发泄自己内心的苦闷等事件时有发生,甚至还发生极端事件。

  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包括上海市政府、共青团上海市委和上海市总工会等上级机关,以及小三线各企事业单位的工会和团委纷纷开动脑筋,为解决青年职工的实际问题而奔波忙碌。

  他们首先想到的解决办法是在小三线企业周边建立以女职工为主的纺织厂,但最终因各种原因而搁置;后来又想利用上海妇联通过与小三线企业职工的联谊活动创造男女双方认识的机会,但也收效甚微。此时,一份报纸上刊登的一则启事引起了八五钢厂这一未婚男职工最多的工厂团委的注意,启事刊登的是上海海运局为常年在海上漂泊的海员征婚的消息,大家顿时茅塞顿开——通过报纸征婚解决青年职工的个人问题。

  1980年,时任八五钢厂团委书记史志定和上海的《青年报》取得了联系,八五钢厂以支付120元广告费的形式购买《青年报》版面,登载本厂征婚启事,宣传小三线企业的优厚待遇和生活条件,以吸引女青年的关注——凡是上海市区、郊区或其他省市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工作的女青年(须具备城镇户口,吃商品粮的),如果与八五钢厂男青年恋爱成功,结婚后可以调到皖南厂里工作。

  这一招收到了奇效,在八五钢厂的征婚启事见报十天的时间里,厂团委就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来信470封!厂团委见此形势,为了提高男女配对的成功率,还专门举办了“六个第一次”的专题讲座,教男青年第一次如何通信、第一次如何见面、第一次如何上门、第一次外出约会应注意的问题等,如第一封信字迹要端正,字句要通顺;第一次约会要准时赴约,不能失信用;第一句话谈吐要文雅,讲话要礼貌;第一次见面衣着要整洁,朴素又大方;第一次登门要量力而行事,不卑也不亢;第一顿饭要谦逊又礼让,尊老又爱幼。

  看到八五钢厂的征婚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小三线的其他企业诸如万里锻压厂、红星木材厂,后方瑞金医院和胜利水泥厂等纷纷效仿,刊登征婚广告的报纸范围也迅速扩大。《解放日报》、《文汇报》、《劳动报》和《新民晚报》等上海报刊多次刊登上海小三线企业为青年男职工征婚的信息。

  从1980年到1984年短短4年时间里,南到广东、云南,北至黑龙江、内蒙古,东到上海、浙江,西至青海、新疆的女青年纷至沓来。她们中有干部、翻译、演员、医务人员、技术员、工人、财会人员、大学生、教师、农场职工、公安人员和营业员等,3000多名小三线企业男职工通过征婚在皖南山区组建了家庭。用八五钢厂领导的话来说,“通过为青年解决个人问题,职工中出现了三多三少:即学技术的多了,热爱集体的多了,争取入党、入团的多了;热衷酗酒的少了,赌博闹事的少了,随便缺勤回上海的少了。”但是从整体上讲,要彻底解决这一老大难问题,单单依靠这个办法还是有局限性的。

  (原标题为《深山里的生活交响曲——上海小三线建设口述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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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上海 小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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