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诞辰说孔子

2014年09月28日11:00   新浪历史   作者:邢哲夫  
9月26日,“2014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祭孔大典在江苏苏州千年府学文庙内举行。图为身穿汉服的表演者演绎“六佾舞”向孔子献上表达敬意。  9月26日,“2014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祭孔大典在江苏苏州千年府学文庙内举行。图为身穿汉服的表演者演绎“六佾舞”向孔子献上表达敬意。

  公元前551年,一位伟大的人物诞生了。那就是孔子。当然,孔子的诞辰,不同的典籍里记载各不相同。《春秋公羊传》记载是鲁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日,《春秋榖梁传》记载是鲁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日,《史记》则是鲁襄公二十二年。因此,不同的旧历诞辰与新历的对应各不相同,学界对此仍然争议不断。直到1952年,台湾当局才决定暂时搁置争议,以程发轫先生所考证的公历9月28日,为孔子诞辰日,并以此日作为教师节,此后,香港、台湾、韩国、马来西亚甚至美国加州也纷纷效仿,以每年公历9月28日作为教师节。2013年9月,国务院法制办出台《教育法律一揽子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拟规定每年9月28日为教师节。

  不管孔子诞辰是哪一天,孔子的伟大已然超越了时间和空间。让我们来简单回顾孔子的一生。孔子孩提时代便与众不同。他对礼仪有着浓厚的兴趣,以至于常常拿祭祀的仪式来过家家。孔子出生不久,父亲叔良纥便去世了。孔子少年时,母亲也去世。孔子在乡人的告知下找到了父亲的坟墓,于是以周礼将父母合葬。这体现了孔子“事死如生”的孝道和慎终追远的关怀。以至于鲁国大夫孟僖子赞其“年少好礼,其达者欤?”这个孟僖子在临终前嘱咐儿子孟懿子,说“礼义是人和社会的主干。无礼则无以立。我听说有个人叫孔丘,是世上少有的明礼之人。如果我死了,那么无论是为了家族还是地位的延续,你们都应该寻找这个孔丘,向他学习。”孟懿子遵照了父命,与一个叫南宫敬叔的青年一起问礼于孔子。于是便有了《论语》中“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的经典对话。

  虽然孔子少年老成,但孔子少年时却并不顺遂。孔子的父亲叔良纥虽然是宋国贵族后裔,但自从祖上迁到鲁国后,便难免英雄末路的命运,屈居于中下级武士之列(可参拙文《孔子先人的故事》)。孔子少时曾做过委吏和乘田,就是主管粮仓和放牧牛羊的管理员。所以孔子也承认“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一方面,孔子有着“君子素其位而行”的广阔心胸,即便是卑微的工作,也全力以赴,在他的管理下,仓廪充实、牛羊茁壮,工作有质有量。但另一方面,卑微的出身并没有消磨孔子向上的心灵,相反,孔子一直在不断学习和进取,一步步从君子走向圣人。这种独特的经历也使得孔子树立了一个信念:人的品第高低并不取决于地位,而是取决于德性,取决于修养,同样,政治地位也并非天定,它同样应该向秉有美德之士开放。这种奇高的心志也促使孔子离开家乡,与弟子南宫敬叔到周王朝的中心向道家创始人老子学习。关于孔子向老子问道的事迹,史学界聚讼纷纭。钱穆先生就认为孔子师事的不是老子而是周朝的太史儋,而激进的革命思想家章太炎甚至妄言孔子欲窃取老子之学不得而谋杀老子,老子发觉而逃脱。不管怎么说,孔子问道老子的事迹更像是一个儒道互补的寓言:老子教育孔子要放弃小聪明,不臧否人物,不要主观臆断,也不要自私唯我。这的确既是老子的智慧,也是孔子的智慧。在《论语》中,我们也不难发现诸如“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不患人之不己知”这一类的箴言,似乎是老子谆谆教诲的某种回响。

  孔子三十岁的时候,便开始了大规模地授徒设教。当然,报酬是一束腊肉。腊肉作为一种象征性的礼物,除了表示学生对师长的尊敬之外,本身并不值钱,也不能成为生活来源。这说明了孔子收徒既愿意多多益善、有教无类,又秉持“礼有来学,义无往教”的师道尊严。孔子自述“三十而立”,这说明孔子心中乃是以教育作为安身立命之道,及自立立人之资。孔子三十五岁那年,鲁国发生了一件大事:鲁国公卿季平子与郈昭伯内讧,鲁昭公发兵击季平子,季平子联合叔孙氏、孟孙氏反攻鲁昭公,鲁昭公大败,逃亡到了齐国。鲁国在权力真空之际乱作一团。一方面是鲁国的内乱,另一方面是“圣人三月无君则惶惶然”,孔子也紧跟着鲁昭公的脚步来到了齐国,做了齐国高昭子的家臣。在齐国,孔子听到了曼妙无比的《韶》乐,竟至“三月不知肉味”。孔子的素养在众人中脱颖而出,以至于齐景公也接见了孔子,并咨询为政之道。孔子的回答就是著名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句话被启蒙以来的无数新人类所诟病,认为这是等级制度和阶级压迫,却不知这句话包含了至为精当的自然正义论:君王要像君王,臣子要像臣子,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一方面它是绝对的,君对臣,父对子拥有绝对的权威,但另一方面又是相互的,君对臣,父对子同样需尽自身的义务。德须配位,位须有德。心胸狭窄之人看到了阶级,而气象开阔者则看到了正义。古老的智慧未必能得到后人的理解,这也是孔子作为圣人之难得所在。当然,孔子的主张得不到齐景公的响应,因为齐国有一个当时和孔子势均力敌的人,那就是著名的晏子。晏子是一个彻底的实用主义者,他认为孔子过分讲求礼乐是不合时宜也不便实行的。这或许是儒家思想和其他诸子的第一次碰撞。在齐国大臣的排挤下,孔子离开了齐国,再次回到了鲁国。可惜他的君王鲁昭公却客死他乡。

  孔子回国后,鲁定公虽然继位,但鲁国依然波诡云谲。鲁国公卿季桓子的家臣阳虎反叛季桓子,并一度囚禁季桓子。而季桓子也同为鲁国权臣,对鲁君常有僭越之意,并且因为使用了国君的乐舞,而被孔子斥为“是可忍,孰不可忍?”。 鲁国已然形成了一个以下犯上的逆向权力链条,地位越低下者反而越是穷凶极恶。阳虎叛乱时,竟然邀请了孔子协助,孔子当然非常礼貌地拒绝了他。在风云变幻的时势中,孔子选择了退修诗书,独善其身。然而孔子的内心也并非单质,用世的情怀与自洁的情操也时刻在心中张力纵横。后来,季桓子的家臣公山弗扰又和阳虎联合反叛季桓子,也像阳虎一样拉拢孔子。我们于是看到了《论语》中非常惊人的一幕:孔子竟然想要答应。孔子答应的理由是:假如有人用我,那么我必然将成就东方的周王朝。我们知道,周王朝乃是孔子心中的“理想国”,孔子毕生的理想,就是兴复周朝的礼乐文明。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能实现自己的理想,那么无论什么手段都是可以的。这种颇有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情怀虽然被《论语》和《史记》记录了下来,但仍然让不少保守的后儒内心不是个滋味,甚至有好心的学者为之辨伪,比如晚清经学大师崔述在其名著《洙泗考信录》中就考证道,公山弗扰叛乱乃是发生在孔子做了鲁国大司寇的时期,而不是《史记》记录的孔子青年未仕时期,而孔子做了鲁国司寇根本不可能襄助公山弗扰叛乱,所以整个事情都是假的。当然,也有激进的史学家不仅相信《史记》的记录,而且还为孔子叫好,比如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书》里,就认为孔子愿意襄助叛乱体现了一种革命的精神。但无论是革命也好,保守也好,这件事的最终结果乃是孔子并没有答应公山弗扰,没有参与叛乱。既如此,我们不妨参照现代史学的一条原则:论迹不论心。既然孔子最终没有参与叛乱,那么我们讨论孔子是否愿意参与叛乱已经毫无意义,因为一个人的内心只有自己才知道,至于有没有对旁人说,那也是无可稽考的事情。

  后来,孔子凭借自己的德性和能力,也凭借鲁定公和世卿季孙氏的赏识,做上了鲁国的中都宰,又由中都宰做到掌管工程的最高掌管司空,又由司空做到掌管刑法的最高长官司寇。孔子做上司寇之后,移风易俗,讲信修睦,原来喜欢欺行霸市的不法商人也不再欺行霸市了,原来喜欢坑蒙拐骗的市井闲杂也不再坑蒙拐骗了。当然,孔子最大的作为还是他五十二岁时在齐鲁夹谷之会上的捍卫主权,以及五十四岁时“堕三都”的力张公室。先说“夹谷之会”:齐国与鲁国在夹谷会盟,齐景公以夷狄之乐“欢迎”鲁定公,这不仅违背礼制,而且也是对客人的一种羞辱。因为音乐是有品第的,它对应不同品第的人。而夷狄之乐属于野蛮和低端的音乐,这对于鲁国无疑是一种羞辱。于是孔子登上台阶来到齐景公面前,义正辞严地指出:夷狄之乐不应该出现在两国会盟之际,请有关部门予以撤除。鲁国的有关部门一时手足无措,后来还是齐景公被孔子所震慑,不得不予以撤除。但齐国铁了心要羞辱鲁国,于是换汤不换药地以侏儒之舞“欢迎”鲁定公,孔子决定来个了断,于是提请齐国的有关部门斩杀这些侏儒。侏儒首足异处。出了人命,齐国再也不敢乱来了。孔子趁齐景公软下来之际,马上向齐景公提出,鲁国的郓、汶阳、龟阴等土地无端遭到齐国的侵占,现在已经到了收回的时候了。齐景公已经领教过孔子的强硬,于是只好答应归还鲁国的土地。夹谷之会,孔子折冲于樽俎之间,维护了鲁国的尊严,收复了鲁国的失地,捍卫了鲁国的尊严。孔子的柔远能迩哲学,也得到了一次充分的实践。

  夹谷之会体现了孔子在外交方面的天分,而“堕三都”事件则比较复杂。当时鲁国由季孙、孟孙、叔孙三家世卿把持朝政,史称“三桓”,鲁定公的权力被架空。不仅如此,“三桓”的封邑里还藏有不少武装,并修筑了坚固的城池,俨然是鲁国的“国中之国”。于是孔子对鲁定公说:“正常的情况下,臣子是没有私人武装,而封邑也不必金城汤池壁垒森严。而三桓的情况却相反,武备充足,城墙超标,不可不防。”孔子意在提醒鲁定公,世卿的力量已然坐大,是到削藩的时候了。于是鲁定公命孔子的学生子路为季孙氏的家臣总管,“打入敌人内部”,然后捣毁敌人。这就是“堕三都”。所谓“堕三都”就是将季孙氏为首的三桓的超标城墙推平,使他们不再具有“国中之国”的装备。但季孙氏和叔孙氏却出人意料地配合,没有反抗。但是季孙氏家臣公山弗扰、叔孙氏家族叔孙辄却负隅顽抗,竟至于以费这个城为根据地,对鲁国王室发起了进攻。孔子保护鲁定公,对公山弗扰、叔孙辄的叛乱进行反击,将叛军击溃,赶到齐国。同时,孟孙氏也开始了反抗“堕三都”的行动,鲁定公也奈其不何。“堕三都”未取得实质性成果,孔子也在其间体现了知其不可而为之,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英雄气概。但我们在瞻仰孔子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发现当时鲁国的情况过于复杂,以至于孔子的“堕三都”事件也处于一个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关系网之中。这件事的一个关键点就在于,孔子“堕三都”究竟是针对季孙氏为首的“三桓”,还是针对三桓的家臣,比如公山弗扰、阳虎一类的人物。传统的观点显然认为孔子是为了张君权而贬世卿,对“三桓”显然是抑制和斗争,但不要忘了,孔子是受季孙氏的提拔才做上高官的,季孙氏是孔子的恩人,而孔子的“堕三都”抑制的恰恰是季孙氏为首的“三桓”的权力。这样一来,孔子便成了一个“大义灭亲”甚至恩将仇报的形象。这也成了一个难以跳过的评价困难。对于此,钱穆先生《孔子传》的解释是“此非孔子欲谋不利于三家,孔子特欲为三家久远之利而始有此主张。故孔子直告季孙,谓依古礼,私室不当藏兵甲。私家之封邑,其城亦不得逾百雉。孔子以此告季氏,正如与虎谋皮。”也就是说,孔子对季孙氏先晓以大义,见志不从,便只能为国家计,为君主计,秉公执法,铁面无私。但这似乎依然与伦理本位人情至上的儒家思想难以兼容。我们不妨看看研究先秦史的大师童书业先生做了一个更为圆融也更为新颖的解释:孔子“堕三都”的对象恰恰是“三桓”的家臣公山弗扰、阳虎等人,而孔子维护的,恰恰是自己的恩主季孙氏。的确,从史实上看,孔子在“堕三都”事件中只与公山弗扰、叔孙辄这些中下级人士正面冲突,季孙氏等人倒是相当配合。童书业先生也认为,孔子要反对的的确是“陪臣执国命”这种违背礼制、威胁君权的现象,但“陪臣”恰恰是公山弗扰、阳虎这类家臣,而不是季孙氏为首的“三桓”,“三桓”恰恰是和鲁定公一条战线的“公室”。童书业先生更将眼光放远,认为孔子对公山弗扰等季氏家臣亮剑,恰恰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改革。什么改革?“孔子之图,在客观上实行中央集权官僚制度,如孔子之谋成,则孔子及其弟子得掌鲁政,彼辈受谷禄,无封土,无宗法关系,实为最早之官僚,孔子改革之历史意义,在此部分废弃‘宗法封建’关系而实行不彻底之中央集权官僚制度也。”童书业先生认为,孔子要废除的是宗法制为基础的贵族制,实现的是任人唯贤的官僚制和君权至上的中央集权制。这也和“《春秋》讥世卿”的儒家立场保持一致。这样一来,“堕三都”不仅在伦理上免于不近人情之讥,在政治上更是一场鼎故革新的伟大实践。但笔者在这里想为“堕三都”做一个更强的辩护:孔子在“堕三都”事件中,或许效忠的对象在历史上有争议,但“忠”的品质则是绝对的一贯的。前面已经说过,鲁国处在一个“陪臣执国命”的逆向权力链条中,地位越低者权力越大,行事越凶恶。那么,如果说“堕三都”针对的是季孙氏,那么孔子效忠的则是鲁定公;如果说“堕三都”针对的是公山弗扰之流,那么孔子效忠的则是季孙氏。换言之,孔子所忠诚的,与其说是某个个人,不如说是一种尊卑有序,天地位育的自然秩序。孔子无法忍受的,是一切犯上作乱者,大逆不道者。秩序是孔子心中的绝对律令,是柏拉图式的“理念”。秩序是孔子毕生追求的理想。当然,为了建立理想的好秩序,有时不得不推翻朽坏的旧制度。但需要注意的是,孔子反对的是“陪衬执国命”的贵族制度,但并不反对上下有序、行止有容的贵族秩序。诚如柯小刚先生所言“孔子反对世袭贵族并不意味着反对贵族文化,拥抱世俗文化。如何在不可避免的礼崩乐坏平等化的天下大势面前,采取贵族的情感立场来应对,但是又不复辟贵族制,这种几乎不可能的任务,恐怕是孔子的核心人物。”总之,无论是“堕三都”还是“张公室”,其间体现的,都是孔子唯义是适的秩序观以及仁者无畏的理想主义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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