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下)(2)

2014年09月26日19:54   新浪历史   作者:儒门会讲  

 

陈明陈明

  【评议6】陈明:回到康有为

  陈明:唐文明最后这句话让我很有些震惊。他这句话很可能意味着儒家政治上真的开始出现分化!也许是树大分杈吧,看来这几年儒学真的发展得有点快,变化有点大。我一直认为与文明的交集和共识比较多,例如对儒教的理解、对自由派的质疑、对左派的批评、对基督教的疑虑等。以前只是觉得他在一些问题上比较激烈,但那都只是程度的问题。现在他这么一说,可谓大吃一惊。这里的差异使得先前的那些交集和共识变得无足重轻了。也许他的话有另外的背景,我的理解存在偏颇吧。这是今天说的第一点。

  其实,我本来想讲讲方法的问题。

  我觉得,从儒家立场或角度来看30年的变迁或近代以来的变迁,是不是应该或可以套用某个特定学派作为视角?我觉得是大可怀疑至少是非常危险的。对于社会发展,作为方法论和价值观的儒家应该也必须表现出某种共同的和基本的属性,而具体的学术主张或分析框架在 这里却是并不重要甚至要注意忽略的,因为它们本身与所处理的问题往往根本就不在同一层面上。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儒家的立场就是孔子的立场,孔子的视角就是 儒家的视角。再去细分什么荀子、孟子、朱子是没什么意义的,反而有可能陷入以管窥豹以蠡测海的窘境,费力不讨好自讨苦吃。公羊学是有一套原则方法和概念,但问题和意义主要跟汉代的问题及其条件联系在一起。到康有为这里,我觉得已经主要是一种修辞,一作为种装新酒的旧瓶子在用了。

  今天的政治分析、批评和建构,首先还是应该从面对的现实问题出发,根据儒家基本的价值,审时度势来建构 基本的参照框架。所谓体天制度,顺时立教就是这个意思。这既是坚持原则,也是实事求是与时偕行——儒家政治哲学甚至儒学本身都是在这样一种常与变的动态平 衡中发展生长的。蒋庆也是从公羊学讲儒家政治哲学,公羊学讲制度,这是好的。但我认为根本上讲还是应该把《尚书》、《论语》、《大学》里的思想论述当作主体和主流,因为那里有基本的精神和原则。制度是应时而作的,价值基础才相对稳定不变。这里有个本末体用,不能颠倒错置以至于胶柱鼓瑟把事情庸俗化。刚才张旭用太祖、定国公这样一些名号来套来解毛、邓,就有这种嫌疑和危险。

  我认为重要的是从近代历史的脉络和问题即救亡语境里来理解毛、邓及其所领导的党和事业。只有这样才能对 这个政治集团的一切,它的辉煌与黑暗、错误到调整等等等等做出合理的解释和说明。这是一种历史的态度。用自由主义或马列主义都不得要领,顾此失彼最终不可 收拾。这些这里无法展开。单说毛、邓实际是不够的,必须引入习大大才构成一个整体性的序列,才可以既见树木又见森林。

  在这个序列里,起点不是什么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工人阶级、也不是什么契约论的基础孤独个体,而是毛所生活的情境,是亡国灭种的近代危机。因此就有了救亡图存的普遍意识或共识,就有了共产党。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作为工具漂洋过海过来的。如果这里还不是很明确的话,那么“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就把这种工具性讲得再清楚不过了。这是既非常正常,也绝对正当。以此为起点,讲什么都错不到哪里去。 而从五四讲起——这是主流话语的逻辑起点,则到最后肯定讲不通,甚至会滑到邪路和老路上去,因为它本身作为近代危机的一种产物一个现象,却因为形成了一套 套理论话语,不仅把救亡这个生存的问题转换成了民主科学的引进这个价值更新的问题,而且借助这套话语系统把近代的历史事实与国人的生活经验给扭曲改变了,这套巫术化的历史-世界图景使人深陷其中难以自拔。就是在这样一套话语里,启蒙、民主、科学以及前面提到的社会主义等等这些工具性的东西突然间就一跃而变成为了目的性的东西!这都是五四惹的祸。

  回到儒家,现代新儒家基本都是在五四或后五四、反五四的语境与心态里工作。他们的工作就是在预设西方价 值的正当性的前提下,通过把自己说成跟人家一样或跟人家不同来维护或论证儒家文化的知识正当性和价值正当性。这当然是有意义的,无论在知识学价值论还是社 会文化作用上都是。但是,也不能不指出,一种文化的知识和价值的正当性无论在历史还是现实的层面或角度讲,它的正当性都是也只能是经由使用这一符号系统的 族群和社会的生活经验和状态来得到阐发与证明,就像“水怀珠而川媚,石韫玉而山辉”这句话所暗示的一样。所以,儒家生命力——我更愿意使用这个词——的证 明更关键的是面向生活世界,在应对解决生活、生命存在的问题时绽放光彩,就像它在汉代曾经做到过的那样。

  康有为就是处在那样一个历史情境之中,就有那样的问题意识和政治抱负。如果说董仲舒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将 由军事征服形成的帝国通过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政治实体,那么康有为则是如何在内忧外患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难以为继的晚清危机中提出新的制 度方案和文化方案以维持这个古老帝国的基本格局并在新的世界史环境中存活下来;君主立宪和儒教国教化正是这两个方案的中心主旨和关键词。那些批评这两个主 张的人,不知他们对这两个问题是否也有所意识?不知他们是否也曾提出过什么相对更好的方案出来没有?

  我最近在提“回到康有为”,是因为国家建构和国族建构这两个被康有为敏锐把握的近代史主题在今天仍然是 一项尚未完成的任务,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左的和右的意识形态大声鼓噪,是因为儒门内部对这个问题还远没有形成清晰的共识,没有对儒门的责任、地位和 意义达成理性自觉的把握,愚者不及而智者又常常太超过——过犹不及啊。

  回到康有为问题,还因为事实上近代中国人的仁人志士实际都是在这一主题下集结,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 育救国甚至宗教救国以及诸如此类的主张纷纷出现就是证明。毛、邓显然不会例外。但是,当这样一种意愿一种意志、一种诉求,在五四的大潮中与十月革命的炮声相遇,共产党就产生了,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目标就确立了。在政党斗争的进程中,这些目标作为话语、作为旗帜渐渐覆盖湮灭了当年如此选择的初衷。工具成为目的,这是一种异化或迷失。它的结果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就是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的民生浩劫。

  邓意识到了乌托邦的欺骗性,用初阶阶段理论将其悬搁,并深情地宣布自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这显然是一种觉悟,是对救中国这一初衷的回归。这不仅可以解释82宪法中对五千年传统的重拾,可以解释党章中对中华民族先锋队的补充,后来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和谐社会的提出都在这修正后的中轴线上。对于执政党来说,对外开放的战略、经济发展的成就都只能说是这一回归和觉悟的副产品。

  邓为什么要说摸着石头过河?因为没有桥没有航标,就是说没有理论指导?为什么没有?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不好使,再回首已是百年身!自由派希望按照启蒙思路想像邓,理解不了为什么邓说既要反左又要反右。这实际不是什么思想问题、价值问题,而是国家民族的生存问题。左要崩溃,右要解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目标是实质性的,它决定了不可能是抽象正义主导程序正义决定。这不是实用主义,这是历史主义,是反乌托邦主义,都是属于救亡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生活在五四这样的一个时代,受到五四的影响。它把五四当做一个最重要的工具,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就是他们真正的可尽的共产党人都是这种思维,他们不是什么理想,他不是为共产主义理想他是为了民主的一个承担,他是一个更基础的东西。

  如果说邓小平的回归和觉悟是基于经验的直觉,因而否定性成为主要特征——初级阶段理论本质上就是一种否 定性理论,那么到习近平提出中国梦就已经是一种正面的肯定的理论了,因为它不是指向一个否定的对象,而是指向一个肯定的目标,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于中国梦可以从“超左右”、“通三统”和“新党国”三个层次进行分析,这里就不展开了。可以归结的一点就是它是从近代史的救亡语境出发的,是从国家民族的内 在需求出发的,是从作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个党的自我体认出发的。这可以说是执政党真正走向成熟的标志。对命途多舛的中华民族来说,这是一个等待已久的结 果,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

  对于儒者来说应该推动这一转变。左派的问题主要是坚持国际共运路线,坚持所谓无产阶级叙事。这虽然对资 本主义、帝国主义有提醒意义,在为红色中国辩护时,也涉及到了建国的问题、涉及到了秩序的问题,拓宽了思考维度,具有理论贡献,表现了一定历史意识,但它本身作为建设的理论是没有前途的。右派关心个人的自由权利、关心制度的正义性,这当然有价值。但它们的实现必然表现为一个历史的过程,只能在一个独立的政治共同体即国家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自由首先是民族的自由,免于异族征服。救亡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康有为的矛盾性就表现在既要维持清帝国的版图疆域,又要 落实现代的制度安排,在二者之间寻找平衡点。这实际也是今天仍然需要寻找的东西。这种关注从价值到方法都是儒家式的。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就是因为那两种方案很难同时兼顾二者。左派右派都可以从康有为身上找打自己想要的东西,但实际执两用中才是真康党。从问题出发,比从一些概念话语出发更重要。这是理 解康的关键,也是我提出回到康有为对的原因。

  慕朵生感谢陈老师的发言。时间已经很紧张了,因为三位上海来的仁兄长途奔波,直接来到会场演讲,非常疲劳,而且待会还要处理其他事情。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加儒家网的微信进行提问,我保证各位学者都会予以回应。下面,请曾亦君做个总结陈词吧!

  【主讲人回应】曾亦:儒家要包容社会主义,但也要意识到根本差异

  曾亦:刚才大家讲了这么多,许多讲得很好,有的没大听清楚。下面,我就最能触动我的话题讲几句吧。

  前面唐文明讲儒家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我的感觉与陈明一样,感到非常震惊。儒家要包容社会主义,这是 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没有意识到儒家与社会主义的差异,尤其忽视了其中那些根本性的不同,对于儒家来说,这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否则,儒家现在复兴,必要性在哪里呢?我记得文明兄对左派的平等思想比较认同,不知文明是否在这个意义上肯定社会主义理念。因为丁耘兄很喜欢平等,甚至不惜去拥抱佛教。但对儒家为说,平等应该是有边界的。就是说,某些情况下可以讲平等,但还有很多方面是不能讲的,譬如,父子之间,以及团体、国家与个人之间,就不能讲平等,否则,可是要出大祸的。左派讲平等,其实是讲过头了,结果经济上导致平均主义,政治上导致大鸣大放,最终的后果就是“文革”,对此,左派必须要进行深刻反思。

  前面丁耘、郭晓东、肖自强都讲到公羊家的“通三统”,我最欣赏郭晓东的讲法,就是说,当儒家赞同新朝改制时,却同时强调不同制度背后那个不变的东西,这就是“道”。我们强调这层内涵,非常有现实意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习总对“去中国化”的批评,以及 回归五千年中华文明传统的呼吁。汉人讲“复古更化”,不外就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左派还是要“与时俱进”一些,不能老是死抱着空洞的理想不放,要真正理解 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和需要,抱残守缺可不行。

  丁耘对儒家误解甚多。至少就我来说,我并不打算“折毛房”。现在的问题,已不再是要准确地理解毛主义, 更不是要恢复毛主义本来面目,对儒家来说,必须在自身中安顿好革命“前三十年”和改革“后三十年”。丁耘兄大可放心!干春松有篇采访,叫《儒家不是还乡团》,想必也是安慰左派的。在我看来,只有如陈明兄说的“回到康有为”,才能真正实现“通三统”,把左、中、右三者的关系安顿好。

  壁生前面批评我不该区分道、学、政三统,其实我有个考虑,就是无论孙中山、毛泽东,都只有政统,都是想 到西方去寻求其政治合法性,却无学统与道统。但是,康有为作为晚清今文学代表人物,又主张国教,推崇孔子为拯救世界之“大医王”,可以说,康有为思想是包 括道、学、政这三统的,其深度和广度,远非后来的思想家可比。

  肖自强是湖南人,跟我算是老乡了,不过,他的话听来却颇费力,不大懂。我就简单回应一下。他里面讲到共 同体的问题,认为毛泽东建立了人民公社这个共同体,而邓小平的改革却把这个共同体折了,这大概算是丁耘忧心的“折毛房”问题。自强这么说,大概忘了我党不少革命史,因为从江西土改开始,就把宗族这个房子折了,后来觉得不妥,才搞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不过,同时又把家庭这个房子折了。邓虽然折了人民公社,却重 建了家庭这个房子,这多少让儒家在今天还有家庭这个最低限度的栖身之地。我们现在都还能认可“孝道”,这表明家庭这个房子还是在那里的。

  当然,我知道,即便我这么解释了,左派也不大满意。因为他们还想把毛主义拨得更高些,即想要在毛主义下面来讲邓、习思想,甚至来安顿儒家。这基本上算是痴心梦想了。一般来说,太祖有功,肯定其建国就够了,是不可能传之久远的;太宗则有德,真正确立本朝道路的只能是邓小平。我们看看古代,如汉、魏、晋、明、清等朝的太宗,都谥为“文”,这与公羊家讲孔子是“文王”,意思是一样的,即都是作为创制立法之主。按照儒家的谥法,以后可以不用提毛主义了。因此,邓小平为本朝太宗,就在于开创了“中国道路”,其后,江、胡、习都是“中国道路”的继任者。我就回应这么多。

  唐文明:我澄清一下,我说坚持社会主义不是要向政府的立场靠拢,而是说,按照儒家的义理,应当坚持社会主义而对资本主义有所批评。虽然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儒家有很多问题,但是我们知道,他们都赞成某种版本的社会主义,这基本上是一个共识性的看法。

  曾亦:如果太讲社会主义,就不大能容纳自由主义的内容了。现在看来,只有儒家才真正能包容左、中、中三派思想。

  唐文明:从儒家义理来说,社会主义其实与孝悌的原则有关。我写了一篇文章,即将发表在《读书》第10期上,在其中我提出一个伦理社会主义的主张,大家可以参考。

  慕朵生好,今天的会讲就到这里。刚才,曾亦君做了一个精彩的讲座,各位评议人进行了评论。我注意到,刚才有几位学者都对出现新的汉武大帝抱有很大的期待。我想,这是历史的呼声。但是,这次会讲提出的问题要比解决的问题多,这正是会讲的意义所在,既打开思维空间和问题视界,同时发出探讨公共问题的声音,以期达到“虽不与政,是亦为政”的目的。

  再次感谢曾亦君和各位评议人,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的大力支持!下一讲,我们将请陈明老师主讲“儒教、国族构建与国家认同”。欢迎各位学者和同学继续参与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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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毛泽东 邓小平 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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