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下)

2014年09月26日19:54   新浪历史   作者:儒门会讲  

  如何看待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上)

陈壁生陈壁生

  【评议4】陈壁生:只有经学的重新开展,才能为革命史的梳理提供一个有效的视角

  陈壁生:曾亦兄所讲的内容,为百年来的革命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认识视角。我想对这一问题做一点补充。

  首先,我们今天在一个什么语境中讲儒学,讲中国未来的发展?我想在今天发言的各位可能有一个最基本的共 识,就是我们处于一个“后革命时代”,后革命时代意味着革命已经发生,一切已经转变,生活在这个时代中,不管你是否喜欢,都得面对这百年来的革命史,面对毛、邓留下来的政治遗产。那种以立场的表态替代理性的讨论,是非常愚蠢的做法。民国粉毫无理性地美化民国,与极左派毫无理性地美化文革,一样是政治幼稚 病。

  在“后革命时代”,要如何处理从毛到邓的政治遗产,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这段历史。在目前,主要有两套叙事模式,一是来自左派,在五阶段论的框架下,加上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为指导的革命史叙事。一是来自右派,将革命史理解为追求民主、自由、人权等现代术语的过程。而儒家对这百年革命并没有自己的理解方式——在海外新儒家中,牟宗三的《历史哲学》处理过秦汉问题,徐复观的政论不少涉及中共建国后的问题,留在大陆的熊十力写《论六经》、蒙文通作《孔子与今文经学》,都只能视为对中国革命的消极回应。这些学者的著作,都没有建立起一套有效的革命史叙事。

  而今天,站在传统的角度,怎样建立百年中国革命史的叙事,这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今天儒学要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从这个角度来说,曾亦兄从《公羊》学的角度,对从革命到改革的过程进行政治哲学的阐述,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

  可以说,只有经学的重新的开展,才能为革命史的梳理提供一个有效的视角。无论是左右两派,对革命史的解释,都是建立在“五四”的基础之上,但今天更重要的是站在“后革命时代”的土地上,不是回到“五四”而是回到晚清,来看待这百年来的历史。

  对曾亦兄刚才的讲话,我觉得最后说到的“道统”、“学统”、“政统”三者的区分,有些轻率。宋明理学中,确实分出了道、学、政的区别,但是,在经学系统里面,是否有这样的区别,是一个问题,在经学里面区分这三者,实在是非常困难。

  慕朵生下面有请自强兄谈谈。

肖自强肖自强

  【评议5】肖自强:不能把一般的朝代更替和新制更替混淆

  肖自强:从头听下来,总体感觉是张飞杀岳飞,杀得满天飞。自称儒门中人,又愿尝试建设性地讨论现实政治问题,是一种正能量,值得肯定。但曾亦兄讨论的主题,是非常挑战历史想象力的,因为它牵扯到秦汉与近现代,牵扯到儒家与马克思主义,等等。如果缺乏历史想象力,就会用甲的眼睛和乙的耳朵去比谁看得远,或者用乙的耳朵和甲的眼睛去比谁听得远。这是要不得的。它会使整个讨论失去基础,也会使儒门中人失去面向现实的可能。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应该说都有一个共同愿望,即希望想面向现实的儒门中人,能面向真实的现实,能真正地面向现实,真正地实现儒家的更化复兴。我们不能笼统地说儒家复兴,一定要说儒家的更化复兴。

  我就从方法论谈一谈。我不谈实质的观点。实质的观点大多带有个人的人生经验,甚至有不自知的利益纠葛。这是可以理解而难以讨论的。我就谈可以讨论的。

  我要谈的方法论,是历史方法论,或者说历史比较方法论。比较的结果,可能否弃一方,也可能融合双方,还可能有其他的结果,但首先必须有比较。比较是认识的开始。我的讨论不涉及比较之后的态度和行为,各自可以各取所需,但比较一定要找对比较项。

  先谈谈曾亦兄对儒家革命观和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的比较。他认为儒家的革命观是天命和天道在不同王朝之间的 流变。这个理解是正确的,因为中国古代革命观本就有天命革新的含义。曾亦兄在讲的时候,我便在想,相对于儒家革命观结构中的“天命”概念,马克思主义革命 观中什么概念在结构性位置上是与“天命”一致的呢?什么概念才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观最高级概念呢?

  曾亦兄认为天命天道维持了中国古代政治的连续性,新朝对前朝保持相当的尊重,并给予相应的安置,而马克思主义革命观是打碎一切,不仅是政治革命,而且是社会革命,因此更残酷,更血淋淋,是彻底断裂,缺失可连续的东西。

  用马克思主义革命观中的政治行为和儒家革命观中的“天命”概念做比较对应项,在我看来是很不合适的。在 马克思主义革命观中找“天命”概念的比较对应项,无论如何也应是“生产力”概念。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任何一种经济社会形态开始是解放和促进生产力,后来则是阻碍生产力。这便发生革命。新的经济社会形态则解放和促进生产力。仿照曾亦兄的说法,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革命,便是生产力在不同经济社会形态的流变,连续 性表现在生产力上。生产力不仅是连续的,而且是代代累积升级的。何谓生产力?乃人对自然的关系。由此观来,天命则是天对人的关系。我们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历史任务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而忽视其对世界历史的整体论述。至于由此引发怎样的观点,那是另一回事。

  换言之,做概念比较或观念比较,要注意结构性位置的一致性。我们不能找结构性位置不相一致的东西直接做比较。这是我说的历史比较方法论的第一点,即对不同的同样是历史存在物的观念做比较,不能找错比较对象。

  第二点,我谈谈历史阶段比较的问题。曾亦兄谈毛邓关系、革命与改革关系、人民共和国与民国关系,拿来比较的历史阶段主要是秦汉。我们知道古代的变化是缓慢的,几百年造成的巨大变化,在现在可能只需几十年,甚至几年。也因此,古代变革的结构性历史背景,往往是很长时间段的,多半是几百年。当然,现在变革的结构性历史背景虽然不一定是长时段的,但其结构性广度背景则更加辽阔,往往是全球性的。

  在我看来,和中国现代史可相比较的,不是秦汉,而是战国秦汉。我觉得应把战国和秦放在一起。这样一来, 和中国近代史可相比较的则是春秋时期。这才能在比较中看清楚两者变革的过程,看清楚新制形成的过程和形式,看清楚变革的残酷性及其意义。仅用秦汉变迁来看中国现代史,是看不清楚的。

  众所周知,在古代,任何一个王朝都是从杀伐中来,都是暴力的,很残酷的。而秦制的形成和延续,又不同于王朝更替,经历了春秋战国秦汉,其间的腥风血雨即使到今天,还是刻骨铭心的。我们不能把一般的朝代更替和新制更替混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多具新制更替的含义。

  我们还应注意对历史的感知和对现实的感知的差异。我们对历史久远的血淋淋的感知,往往是不清晰和不强烈的,而对最近的暴力更替往往感觉很残暴。这也是挑战历史想象力的问题。

  由此我们可再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概念和革命概念。众所周知,马克思讨论的革命是指经济社会形态更替。马克思的历史阶段论是经济社会形态论。这也是其生产力概念成为革命观最高级概念的主要原因。这也是邓小平把解放生产力当做社会主义第一任务的马克思主义源头。如果是政治社会形态论,比如封建制与郡县制的更替,则是另一种视野。国内近些年不少人拿政治社会形态论中的“封建”概念来否定经济社会形态论的“封建”概念,只能是张飞杀岳飞。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经济社会形态理论视野?从不同的历史阶段看,在过去经济形态发生一次大的变化,可能需要上百年,甚至上千年,而现在的经济发生变化,可能五六年就有一次大的。这是一个经济变革频繁而直接造成社会总体效应的时代。马克思的经济社会形态论是这个时代的典型哲学,他不仅将时代凸现出来的视野用来指导应对挑战,而且用这个难得清晰的视野重新梳理以往的世界历史。在如何去看这些观念和关系时,我们应该有这个时代意识,有这个视野意识,否则做不到“时中”,做不到“学习”。所谓“时中”思想,就是“与时俱中”的原则和追求。

  曾亦兄讲到儒家强调政治革命,而不主张社会革命。在古代缓慢变化的社会,如何主张和推动社会革命呢?现 在你不把控社会革命,便是社会革命推着你,淘汰你,蹂躏你。一次技术革新,就可能造成比社会革命还深刻的变革。没有社会革命意识,特别是没有社会革命领导权意识和战略导向意识,任由变革产生社会后果,是谈不上政教和作为的。现在闲置资本巨大,技术创新的可策划性大为增強。它推动一种技术革命,就可能将原来所有的努力付之一炬,除了资本和知识,什么都无法积累和积淀。在这个时代,我们必须在结构性位置上找对比较对象,才可能真正地找到切入现实的点。

  现在谈第三点。刚才讨论通三统,一位仁兄引用汉文帝的话。我觉得这是不可缺少的进路。我们谈论通三统, 谈论的是政治和理念。我们说汉代的通三统,总是说何休怎么说,董仲舒怎么说,总是引用何休和董仲舒的观点来看。我认为我们还要看当时的皇帝是怎么自我认知的,要看皇帝的自我认知和这些学者的自我认知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我们可以把汉代知识分子对秦汉的解释跟现在比较,但是在比较之前先得弄清楚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汉代 非主权型政治家或者知识分子的认知和主权型政治家的认知的关系。邓小平对这个时代的自我陈述和我们的认知有什么关系,也得弄清楚。如果董仲舒和何休对汉代 做通三统的认知,而主权型政治家并不把这种认知太当一回事,而是有另一套叙事。这时比较者在通过比较来认知当代主权型政治家时至少要找对比较项。换言之至 少有三对比较项,而且序列不能混乱:当代主权型政治家的自我表述自我感知与汉代主权型政治家的自我表述自我感知、当代儒家式知识分子的自我表述自我感知与 汉代儒家式知识分子的自我表述自我感知、汉代儒家式知识分子汉代主权型政治家的相互表述相互感知与当代儒家式知识分子当代主权型政治家的相互表述相互感 知。

  这几年我反复强调:我们看历史,应该统一历史中人的自我感知和我们对他们的感知。比如说古代的忠君,现 在都认为是奴才思想,但是在古代,忠君者却是最具人格魅力和主体承担的。在天高皇帝远的时代,超越家族与地域局限,坚持维护天下秩序,是大担当者。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古代人的自我认知。我们现在总爱说某个时代某个社会的人感觉幸福,其实是不幸福的;他们觉得幸福,是因为他们有奴才心理。这种认知是不好的。我们要学会尊重他们的自我认知,在此基础上融入自己的认知,我们才有可能从历史中获得智慧,才有可能丰富我们的认知。

  这也给我们提出一系列问题:通三统在董仲舒和何休那里是不是也是一种理想?他们认不认为汉代初步实现了通三统?如果是一种理想,我们该怎么理解这种理想的行动客观性和政治客观性?如果他们认为已经初步实现,我们是怎么相信这种认知的?我们这种相信又具有什么样的行动客观性和政治客观性?无论是理想还是初步实现,董仲舒与何休们又是怎样的人生命运?在这样的人生命运中他们又是如何坚守儒家理想,是以什么样的行动态度看待主权型政治家和体制?当代儒家式知识分子又该如何处理自己的人生命运、理想命运与主权型政治家及体制的关系?总之,以行动为鲜明特征之一的儒门中人,面对复杂的历史与现实,该确立怎样的适宜态度?怎样适宜的态度才能与时俱中地推进无止境的儒化事业?行动者的态度从来是政治的,不可小视。

  第四点谈面向未来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考察毛邓关系?如何考察毛邓关系?无论如何考察,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我们可以不向后看,但是必须向前看。在这个急剧变革的时代,没有向前看,所有的考察都是空的,除非你的思考并不打算面对现实。

  向前看是观天下大势,向后看是明天下之理,看的目的是寻求因应未来的制度,也即式。这便是势、理、式的 关系。只向前看,弄出来的对策和制度,往往不长久,不得不步步被动,此即所谓的危机倒逼改革。只往后看,对未来几十年世界可能会形成的格局缺乏基本考察和 基本意识,弄出来的对策和制度,必是虚得不能再虚的东西。我们讨论毛邓关系,讨论邓的改革,必须对未来几十年世界格局的演变有基本思考,否则根本无法思考 毛邓关系和思考邓的改革,更别说有什么真知灼见。

  说白了,如果看不出谈论者对天下大势有基本的考察,甚至连基本的意识都没有,谈论者关于现实和政治的谈论,基本上不必看,不必听。

  最后谈回归传统的问题。曾亦兄比较毛邓关系,强调邓的改革有回归传统的特点。我这给曾亦兄补充点证据。 从文的形式来看,“共同纲领”“五四宪法”“七五宪法”所有的序言,只追溯一百多年的革命史,而“八二宪法”序言第一句是说“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从宪法书面层面看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但是历史是很复杂的,从来既有文的层面,也有质的层面。刚才丁耘兄讲到毛的革命重建了一种共同体生活,而 邓的改革在摧毁共同体。大家知道,邓的改革被人们定义为市场化改革。中共十八大则将市场提到决定性地位,开始以全面市场化改革为基本特征的全面深化改革。 市场化改革就是把一切的共同体摧毁。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已将这一点讲得很清楚,后来的历史也确实是如此演变的。也许可以进行全面市场化的改革,但不能自 欺欺人,说市场化带来的物质财富一定有利于包括家庭在内的共同体。所以从文的层面看,“八二宪法”比“共同纲领”“五四宪法”更加接近传统,而从质的层面 看,它更加摧毁传统赖以为优势的共同体。

  在这方面,黄宗智老师有相应的方法论。他的一些著作就是采用这个方法写成的。这个方法论就是表达和实践 (实质)。在揭示历史事物的表达层面和实践层面及这两者的悖离层面,他是第一流的。但他的方法论也出了点问题,就是过分強调这两者的冲突和相互否定,而其 实它们都是真实的和值得肯定的。我们既要善于揭示他们的悖离,也要善于揭示他们的相济。悖离与相济共同构成它们的生成力。这也是我们必有的态度和努力的方向。当然最关键的,是揭示之后怎么抉择。

  我就讲这么多,这几点应该说是高度相关的,不可随意缺失,更不可以专业为理由缺失某项或某几项,除非不想看清楚要讨论的问题。它们不涉实质观点,仅供参考。

  慕朵生谢谢自强兄。陈明老师向来是我们的重型武器,因为他是大陆新儒家领军人物嘛!欢迎陈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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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毛泽东 邓小平 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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