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上)(3)

2014年09月26日19:15   新浪历史   作者:儒门会讲  

  慕朵生我们的会讲,是本着切磋琢磨的观点,希望能引发深入的讨论和思考,推动主讲人乃至整个儒家学术的进步。就我个人看曾亦君的观点,套用陈明老师评议蒋庆先生思想的话说,就是“意义很大,问题很多”。我看到,丁耘君已经有些按捺不住了,想必有很多话要说。有请丁耘君!  

丁耘丁耘

  【评议1丁耘保不住邓的中国,也就保不住毛的中国,也保不住儒家的中国

  丁耘:我讲一下,首先关于儒门会讲。前一阵子,我有研究佛教的朋友,对儒门有一个不客气的评论,说现在儒家的会议就是各自亮立场。这种亮立场的思维方式,也影响到儒家对儒门外的言论,也简单地以立场划分,划分为左中右等等。我觉得分类或标签化在方法上虽有一定的 合理性,但是讨论问题,而是以事情本身主导而非立场主导为好。儒家和左派甚至自由主义思想。对我来说,都是可用的资源。问题只在于适用范围和语境。

  比如左中右。诸位可能知道小程子,说过中取决于语境。厅堂和整栋屋子的中是不同的。何止是中,左右也是一样的。任何是左的位置,同时也是右的位置。这是取决于怎么看,和谁比。就今天这场讨论,我想曾亦非常大的贡献就是看我们当前的中国,邓三十多年改革的中国。他提供了一个非常新的视角,但同时又是最古老的视角,换言之儒家的视角。关于改革历程,自由主义、泛左翼与正统意识形态都有自己的解释,但儒家的解释是缺位的。曾的这个解释,是儒家复兴在真正的学理意义和思想意义上的收获。

  大体讲邓的中国或时代,一定离不开与毛的中国的对比。来的路上,陈明问我对邓是什么看法,我讲了一点看法,可能有的朋友听过。我之前讲过,就是保不住毛的中国,也保不住儒家的中国,或者说儒家的中国回不来。我现在在加一句,就是保不住邓的中国,也就保不住 毛的中国。这是我的表述,但是我不是从通三统学说推演出来的。我有自己的感受。要说我是什么派,可能我真的认为我能接受的,就是保守派。不管考虑邓、毛还是其他,都是从保守的角度看的。我从这个角度看曾亦,曾子不像他说的很保守、很改良,而是很革命。因为改良和革命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改革者认为他和自己要 改良的东西有连续性。但是革命者则认为他和他的对象是有断裂和鸿沟的。曾亦对邓做了很多精彩的发挥,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毛邓是割裂的,这个看法其实恰恰是和左派共享的。比如对邓的看法,左翼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说法。大卫。哈维,资本论专家,在他的《新自由主义简史》里把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里根等一起看作 80年代世界性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浪潮的代表人物。另外也有左翼的学者以实用主义看邓,等等。

  曾同样认为,毛邓的断裂,极为重要。这是他整个解说的基础。但我认为,这个方面,我们要看一下邓自己是怎么看的。从这里看毛跟邓有一个连续性,连续性不是指革命性、断裂,但也不是指同一性。例如父子继体,这就有一个连续性,论语说过,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孝子,即使三年后改了父之道,没有同一性,仍是孝子,有个连续性。改,不是否定。改,不要紧,你还是父亲的孝子。

  这个邓和毛的连续性,其他的我不讲,刚才曾亦说毛左出来鼓吹毛的贡献,就是跟邓的改革抢功的。这种论调我不敢苟同。海外有不少中国研究者,立场未必是左派,都有具体的研究,倾向于毛的前三十年,为邓的改革打下了基础。他们有很详细的数据比较。

  改革红利的非常大的部分,是劳动力红利。中国的劳动力红利不仅因为廉价,也还因为素质。例如跟印度相比,中国劳动人口的识字率是非常之高的。中国的劳动力的扫盲率在毛的30年的增长远远高于印度,还不必提平均寿命的增长。据说印度人里能写自己名字的就不算文盲了,这样算也有非常多的文盲。不必说种姓制度、土地制度发展对选拔人才、发挥劳动积极性和基础建设的限制。儒家里很多人对土地革命耿耿于怀。但这样的儒家是很难找到改革成就的原因的。曾亦没有讲到,就是把土地收归国有,为中国的农业稳定、基本建设、交通等等方面,打下了什么样的基础。印度现在也出了志在改革的政治家,我断定他不会成功。为什么?因为印度的根本历史问题是没有一个毛泽东,来一场彻底的革命。没有毛泽东的工作,是出不了邓小平的。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但是我们想到改革的时候有很多,比如说我们改革有很多具体的工作,可以做一些方面的研究。

  毛邓最大的连续性在国体,在政制上。邓壮年的事功就是在毛缔造的这个制度下造就的。如果说,文革以“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的方式为人民民主专政本身带来危机的话,那么邓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强调就是邓对毛自身传统的解释和捍卫。当然,人民民主专政有其内在的张力,在民主与专政之间,在构成人民结合体的各阶级之间。毛时期先用人民民主专政,文革期间改为无产阶级专政,后来邓又改为人民民主专政。邓是在毛自身的思想张力中做了决断,而非单纯的否定毛、与毛断裂。人民民主专政可以偏党国制的,也可以偏群众的主体性。在毛的文革中,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发挥到了巅峰状态。中国近代历史的政治主体向来是交互主体的,即革命政党的主体性,与人民群众的主体性。这种交互主体,是相互构建的。

  在这个问题上,汪晖对中国革命时,包括朝鲜战争的解释是值得参考的,虽然他没有用“政治的交互主体性”这个概念去描述建国与革命的历史过程,但他的描述是符合我说的这层意思的。问题在于,按照毛的矛盾论,交互主体性也处于斗争之中。五十年代末之后,一直到当前,群众主体性与政党的主体性的斗争性不断加强。这也影响到泛左翼内部的争论。即更偏所谓“国家主义”一些,还是更偏群众、底层、草根民众一些。我的看法,还是回到矛盾论,国家和人民不仅是政治上对立的,而是有一个辩证的关系。

  今天是儒家的会,这点我不多讲了,回到邓小平的问题,毛和邓的张力完全可以在人民民主专政内部得以确认和化解。毛和邓当然有差异,但远不是断裂。邓未必是毛的后果,但毛一定是邓的条件。强调毛与邓的断裂,是中国的极右翼与和极左翼共享的前提。极左当然是革命派。极右呢,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同样的革命派。

  曾亦:就是多保留一点毛的主义。

  丁耘:所有的主义、立场,都要放到具体的历史-政治情境下做具体的分析。对历史是这样,对现在的主义也是这样。毛说过,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那么毛派和邓派里,其实都可以再划分左中右。都知道这个毛左的这个说法。但至于邓,邓在井冈山时期就是毛派。那么邓其实可以算毛右,如果文革派是毛左。邓确立理论权威(不仅是单纯的政治权威)的方式,是象毛对待马列、斯大林主义那样对待毛的。但是邓派自己也可以分左中右派,邓力群算邓左,胡赵就只能算邓右了。这个我们不多讲。儒家现在都回到康有为,但现在的历史阶段,与康有为阶段的最大差别,就是革命的历史位置大不相同。这涉及到合法性问题。在康有为那里革命尚未发生,但是对我们来说这个革命已经发生了,革命的政权已经在这里,这个政权不管现在什么样的状态,已经是给定的。这就涉及到曾亦提到的汉代的辩论。汉景帝后来把辩论中断了,因为用儒家的学说去检验汉代的合法性,会陷入悖谬。汉景帝说,就是你可以把马肉都吃了,但是马肝是有毒的,不必去喷了“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我希望现在的儒家,不要成为专做马肝料理的儒家。我问曾亦一个问题,你说邓是改良,改良就是不拆房子。那么邓不拆的是谁的房子?当然是毛泽东的房子!

  曾亦:我这么说你就觉得是拆了毛泽东的房子是吧?

  丁耘:你对毛的态度和邓对毛的态度是不同的。你反复提邓抑毛,让人怀疑毛的房子是否有保留之必要。所以我说邓才是真正的改革派,但如你以刚才的解释方式那样看邓,其实你是革命派。

  我们当前的时代,儒门认为进入了新康有为主义之时代。我对儒家这样热情拥抱这个旗号不以为然。但可以用它阐发些事情,新康之所以新,就是在我们的现在的历史条件是全球化资本主义下的后革命时代。儒家的这一代要有新的贡献,就一定要把历史条件转化为自己理论上的叙述。后革命不是反革命,不是革命,它是在连续中、保守中、有突破有改变。

  最后说一个讲一下汉代这个问题。其实汉是在周秦之间做一个调和的工作,儒家在理论上必须有力地解释汉家法度的这个特定,而不能搞权宜之计、折中主义。汉宣帝说过,汉家自有法度,霸王道杂之。周道是德教,秦是任刑法。我最近在想,霸王道杂之不是一个权宜之计,不是折中,而是对治道的重新叙述。这个杂之在理论上,就是一阴一阳谓之道。在董仲舒那里,阳对应德,阴对应刑法。所以不纯认德教,在理论上就是孤阳不生。道不仅仅是阳。这就是用儒学的方式,用天道的概念,把一朝法度解释进来。现在,大家期待儒家出一个董仲舒,各自在提一个个有竞争力的方案。但是提请各位,对董仲舒绝不能读得太简单。        

  历史的类比都是有偏差的,毛和邓谁更像儒家呢?看起来毛是法家,欣赏曹操。但毛和邓在用人上谁更象曹操,谁更象刘备呢?曹操是不管德行、出身怎么样,就是只要有能力就上。邓的发展时代是怎么选拔干部的呢?毛和邓的时代,谁更加注重共同体呢?是毛还是邓?不管儒家怎么批判毛给出的共同体(单位与公社)都不是自然的共同体,都不是 家庭、宗族,但他至少给出了共同体。邓的时代呢?市场社会的经济、法权逻辑的个体化会摧毁一切共同体,包括家庭在内。当然你们可以以什么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儒之类老话来解释,但现代国家的逻辑自身,是检验所有这些解释的前提。时间有限,我就说这么多。

  慕朵生谢谢丁耘君!下面有请晓东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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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毛泽东 邓小平 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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