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上)(2)

2014年09月26日19:15   新浪历史   作者:儒门会讲  

  二,经济特区和“一国两制”正是公羊家讲的“存二王后”

  儒家对待革命和改革的这两种不同态度,其实在《公羊》学中有完整的理论依据。按照董仲舒与何休对《公羊》的总结,主要有“三科九旨”,即通三统、张三世与异外内。所谓“通三统”,就是当新王朝建立以后,如何处理与前面两朝的关系问题。汉人尤其重视“通三统”,为什么呢?因为汉朝承暴秦而兴,所以,汉人必须解释秦朝的灭亡,以及汉人代秦的合法性。公羊家对秦二世而亡这种历史经验的反思,深深影响到后来中国 的政治思想及中国道路的选择。这是《公羊》学理论对中国政治思想的首要贡献。

  讲到“通三统”,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到甘阳的说法。在甘阳那里,主要是处理毛、邓与传统这三者的关系。另外,按照传统《公羊》学的理念,对今人来说,还必须处理本朝、民国与清朝的关系。其实,这两种意义的三统关系,到目前都还没有真正处理好。不过,我在这里讲“通三统”,主要是由此理解儒家的革命论。记得在太仓开会时,有些朋友否定儒家讲革命,我不大同意。刘小枫写过《儒家革命源流考》,读来非常有意思,可资参考。

  儒家讲的革命论,其实有两个来源:其一,对汉朝代秦合法性的理解。这是现实政治的需要,这对汉人是很迫切的问题。汉景帝时,信奉道家的黄生与治《齐诗》的辕固生就此有一番争论,辕固生借助历史上的汤武革命来论证汉朝政权的合法性。

  其二,“通三统”理论。“通三统”是以夏、殷、周为例来讲王朝之间的循环,背后有“天命”观念的依据。 就是说,三统之循环不过是同一个天命在不同王朝之间的流转变迁。譬如,周取代殷,并不是否定殷曾经享有天命,而不过是因为殷末子孙之不肖,天命就从殷人那里转到周人这里。可见,前朝与新朝都有政治的合法性,都曾享有天命,关键是如何保有天命。因此,儒家讲革命,既主张政治统治的更迭,又强调不同政权之间的 连续性,即都是出于圣人的构建。

  何休讲“通三统”时,认为新朝对前朝应有两种态度,即“谦让之礼”与“师法之义”。所谓“谦让之礼”,意思是说新朝之有天命,并不是自己了不起,而是因为前朝子孙之不肖,新朝之谦让,实际是天子在上天面前的谦恭而已。至于“师法之义”,意思是说历朝治国的 办法,虽有忠、质、文的不同,但都是由圣人所制订,因此,前朝那一套典章制度,是值得后王取法的。因此,“通三统”的精神落实到制度上的安排,就是“存二 王后”。所谓“存二王后”,就是新朝建立后,封前两朝子孙为百里大国,并允许在其各自的封国上保留前朝的典章制度,这样,每当新朝要进行制度方面的变革时,就可以到这两国去学习、借鉴。这是古代的“一国三制”,其精神与邓小平的“一国两制”,并无根本不同,其中的内涵都是肯定制度、文化上的连续性,这与 革命的精神是完全不同的。

  记得八十年代搞经济特区的时候,政府和媒体对“一国两制”有这样的解释,即我们搞特区是开放一个窗口,目的不仅是让我们可以透过窗口看外部世界,也是让外部世界那些优秀的东西可以通过这个窗口进来。显然,这种说法正是公羊家讲的“存二王后”。不过,开放窗口与敞开大门还是有区别的。在儒家那里,孔子观夏、殷礼而之杞、宋,显然是有目的、有选择的,同样,我们学习外国,绝不是要融入西方世界,而只是把西方那 些好的东西拿过来而已。这就是“师法之义”,否则,完全照搬外国,自己这一统就没了,就不是“通三统”了。

  至于近现代人讲的革命,则与儒家的革命观完全不同。我们读《共产党宣言》,里面说“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 链,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所以,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旧世界的意义只是锁链,是革命必须彻底打碎的。显然,这里面看不到对旧世界的尊重和继承。并且,儒家 讲革命,通常是政治革命,即易姓更迭这种政权转换而已,但对于现代革命党来说,范围则广泛得多,扩展到社会革命、文化革命,乃至语言、人种的革命,可以说,过去的一切都将成为革命的对象,足见现代革命的残酷。

  并且,政治革命通常是一次性的,一旦完成政权更迭后,革命就结束了,剩下的事就是安抚那些前朝的旧臣,以及心怀不满的人。但对于国、共两党来说,革命则是多次的,甚至是不断革命。本来孙中山是主张一次革命的,但辛亥革命后,胜利果实被袁世凯拿去了,孙中山 不甘心这种安排,就搞了二次革命,后来还搞了三次、四次革命,最后干脆说革命必须进行到底,不限次数。江湖上都讲“愿赌服输”,但孙中山却是百折不挠,不信这个命,一定要最后取得胜利,于是中国现代史就呈现为一波接一波的革命浪潮。孙中山以后,蒋介石这么说,毛泽东也这么说。可以说,就对革命的理解而言,孙、蒋、毛是一脉相承的。

  去年,我和陈壁生到台湾逛书店,我买了两本研究清遗民的书,非常高兴,还对壁生炫耀了好一阵。后来,他买了一套劳乃宣的线装全集,亦很是得意。劳乃宣也是清遗民,看来我俩对清遗民的孤忠是颇为欣赏的。大概自周武王灭商后,中国历代都有忠于前朝的遗民,譬如,孔子就对伯夷、叔齐很是表彰。我觉得这些人很了不起,“不食周粟”,让人神往。在古代,由于儒家思想的缘故,对遗民都能容忍,甚至在价值上也是充分肯 定的。但是,到了现代社会,遗民就容不下了。北洋政府时期还好,随着国民党北伐的成功,弄出了一个“反革命罪”的名目,来打击那些不积极投诚的死硬份子。 共产党继承了这一点,而且还发扬光大,不讲善恶,完全以对新政权的忠否来论是非。现代国家太强大了,也许是太脆弱了,竟然容不下这一小撮心怀故国的读书 人。民国时有一位叫林琴南的人,他在清朝并未做过官,按照儒家伦理,就是未曾“食君之禄”,故不必“忠君之事”,但是,他在清亡后,先后十一次谒拜清帝 陵,且自比其心为“犬马恋主”,真是令人感动!由此,可见在儒家革命论那里,有着一种难得的宽容。但是,现代革命观完全是诛除异己,不讲人情。

  三、邓小平干脆终结了革命

  至于邓小平的改革,则可由公羊家讲的“张三世”得到理解。按照汉人的理论,《春秋》记载了鲁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的历史,这二百四十二年的时间可分为三个时期,即所见世、所闻世与所传闻世,又可称为太平世、升平世与衰乱世。按照这种说法,《春秋》是把一国 的历史分成三个时期,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治理办法。这意味着什么呢?无论怎么调整政策,都没有突破一国或一朝的框架。这就是改革或改良,也就是康有为讲的 “维新变法”。可以说,《公羊》三世学说主要是解决王朝内部的政策调整和自我变革问题。

  不过,到了康有为那里,因为面对西方人的逼迫,就把三世说与《礼运》中讲的大同、小康结合起来,并糅合 了西方的进化论,从而形成一种理解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理论,很有点像马克思主义讲的“五阶段论”,就此而言,不可能完全是改良或改革的学说了。汉人因为要 解决代秦的合法性问题,故思想的重点在“通三统”,但是到了刘逢禄那里,则出于对清廷“满汉大同”政策的解释,故突出了“张三世”中“治自近者始”的内涵。其后,到了刘逢禄的弟子龚自珍,提出了“自改革”与“劲改革”的区分,其意思是要求清廷进行自我改革,否则,就不免被他人“劲改革”,也就是被革命 了。可见,在龚自珍这里,突出了改革不拆旧房子的内涵。因此,后来康有为依据三世说讲“维新变法”,正是本于龚自珍的“自改革”之说。

  康有为的三世学说有一点很特别,就是把“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进化看成是政治制度的变革,也就是 “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的演进。这对于我们理解清末政治思想极为关键。康有为认为,中国自三代以后,几千年都处于据乱世,其原因就是因为君主专制;至于西方,由于实行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则已进入升平世乃至太平世。在这个模式中,较之君主立宪,民主共和是更高的目标。

  目标决定手段。如果以民主共和为目标,其手段只能是革命。据现在看到的一些史料,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 曾有意与孙中山合作,共谋推翻满清的革命。但是,当康有为得蒙圣恩进京,立即就斩断了与孙中山的合作,而一意搞君主立宪了。可见,康有为的三世学说里,其实有很革命的内涵。至于君主立宪,实可由君主专制通过渐进改良而来。毕竟君宪只是对君权作出一定的限制,而民权亦不同于民主,君主依然高高在上。就是说,对清廷来说,实行君宪是可以容忍的,是一种政治上的妥协。所以,康有为变法既然以君宪为目标,就不必采取那么激进的策略,不用推翻清廷,只要实行改良就够 了。

  因此,目标越高,手段就越激烈;目标若能调低,手段也不妨温和一些。邓小平搞改革,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变化,就是调低了我们的目标,即不再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这样,目标与手段相配合,通过改革就能达到小康社会了。如果依然要实现共产主义,那在实践中就只能像毛泽东那样搞不断革命了。小时候,我成天追问父母何时实现共产主义,总觉得这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当然我父母也说不清楚。等到邓小平上来后,就让我 彻底失望了,觉得今生好日子是盼不到了。可以说,正因为邓小平不再以共产主义为目标,所以才能在现实中采取一种稳健的步调。以前官方说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这话被左派批评得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这意味着前进没目标,是经验主义,甚至还嘲笑不小心摸到深水区,就把自己给淹死了。不过,我对此另外有个理 解。小时候我在农村呆过,常常要趟水过河,那时就特别小心,先寻到一块石头,站稳了,然后再寻找下一块石头,每一步得非常谨慎小心。所以,“摸着石头过 河”这句话,正是对改革最好的描述。不快不慢,不温不火,这就是改革的基本精神。可见,不论是康有为,还是邓小平,他们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主张渐进 的改革。

  康有为是以君宪为目标,后来孙中山则要实现民主共和,并且还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似乎很了不起,却 使中国因此乱了几十年,其后遗症到今天还没有完全消除。后来,共产党觉得国民党的目标太低,又搞出一个高级纲领,这就是共产主义。所以,共产党指责国民党 是“反革命”,这是有充分理由的。不论从理论上,还是出于北伐成功的现实,国民党不再像以前那么激进了,这自然就成了“反革命”。但是,共产党则是将革命 进行到底,在这个目标的指引下,夺取了全国的胜利,又夺取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然而,随后大跃进失败了,文革也失败了。最后,到邓小平这里,革命干脆就终结了,从而现代中国完成了一个“改革-革命-改革”的轮回。

  我们在太仓开会时,有人提到革命本身的悖论,即革命者必须不断革命,否则,终将成为革命的对象,即反革命。好像确实是这样,我们翻翻党史,发现除了毛泽东,大部分“久经考验”的革命家,都曾经不同程度被打成反革命。在我党的历次路线斗争中,革命者莫不搞残酷斗情、无情打击,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的革命性。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非常能说明问题。

  不过,邓小平搞改革,只是在实践中“拨乱反正”,但在理论上,对革命的问题并未彻底进行反思,只是讲“不争论”而已。我们现在回到康有为对革命的批评,对于我们澄清过去理论的谬误是必要的。

  至于康有为对革命的批评,主要有如下几点:其一,以法国革命为例,证明革命的破坏性。其二,预测了革命 导致民族的分裂。辛亥革命爆发后,蒙古、新疆、西藏就出现了分裂的要求,至于三十年代“伪满洲国”的建立,更是革命的远期效应。更后,则在苏联、南斯拉夫的革命那里得到了验证。此外,康有为没有说到的一点,就是最近十多年,高举革命旗帜的却是西方列强,他们通过革命颠覆了许多民族国家的政权。现在,我们已 不敢讲革命了,因为我们早已成了西方人革命的对象了,这真是历史的吊诡!所以,中国的左派不要糊涂,当慎言革命,否则不免中了帝国主义的圈套。

  四、以回归孔孟道统为目标

  最后讲一点,张旭兄对儒家的贡献非常大,因为他首先提出了“新康有为主义”这个概念。我们当初都没有想到这点,张旭却替我们想到了。这个名称非常好,可以概括目前种种回归康有为的思想或学术的努力。

  那么,我们为什么主张“回到康有为”呢?首先,干春松和唐文明都说到一点,现代的各派思潮,不论是左翼 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右翼的自由主义,以及新儒家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其思想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康有为。但是,康有为比这左、中、右三派有着更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尤其是最关键的部分,如君主制和国教论,尚未得到后人的重视,值得我们重新进行思考。

  其二,熊十力、梁漱溟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学,是“接着宋人讲”,是对宋明理学的某种复活。康有为则不同, 是晚清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其学说中丰富的制度资源,对于今天的制度重建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而且,经学上承中国文明之源头,其内容的丰富性远非宋明理学可比。现代新儒学的全部努力,不过是以西方形而上学的范式来改造中国思想,自居卑弱,缺乏抗衡西方学术的意识。经学则立足于民族复兴这个大背景,全面构建 中国的学术与思想,并能提供目前现代中国构建所必须的种种制度资源。因此,回到康有为,同时也是学统的回归。

  其三,儒家素来主张渐进改良的政治传统,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正道。这一百年来,或出于现实的逼迫,或出于理论的误导,一味追求高远目标,结果在现实中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因此,回到康有为,就是对儒家改良主义政统的回归。

  最后,这意味着道统的回归。过去,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看成道统所在,视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政权合法性的依 据。因此,六十年代,中苏论战得那么激烈,目的就是为了争夺道统。在当时人们看来,如果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好像政权就不合法了,江山也坐不稳了。现在虽不再以马克思主义为合法性来源,但是,我们似乎并没有找到新的合法性基础。我觉得,还是应该效法孙中山晚年的做法,即以回归孔孟道统为目标。前些天,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了“去中国化”的严厉批评,似乎多少意味着,中国或传统将成为新的道统依据。真是令人期待!我就讲这么多。谢谢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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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毛泽东 邓小平 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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