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本无事

2014年09月03日23:42   新浪历史   作者:王炎  
北大静园北大静园

  (文/王炎 北京外国语大学)

  “燕京学堂”沸沸扬扬,媒体一见北大有事,准煽风点火,清静的学府被炒成大众文化娱乐。芝麻大点的事,也是媒体事件。听听北大学生悲情抗议:还我静园,这方草坪承载着北大精神,我们弹吉他、说情话、仰望星空。这里饱蓄北大的记忆、如歌的青春,保卫静园! 如果校方息事宁人,另选个地址,或开放草坪依旧,或不如冷处理一段时间,估计一片乌云散尽,没多大点事。一年到头有多少热点?几件事能留下丁点痕迹?这是校内分歧,与外人何干?但不知这回触动了社会的哪个神经?

  一、

  读北大教授高峰枫《谁的“燕京学堂”?》,两次提问让人联想一些题外话。“北大自北大,燕京自燕京”(引自高文),一个自清朝建校,便是国立京师大学堂;另一个私立美国长老会的教会大学;北大占用燕京校址,后者早被撤消;何缘为燕京招魂?另一个问题,北大有全国最强的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中文、中哲、中国史各科建制齐全,为何叠床架屋,大张旗鼓再搞“中国学”?

  什么是“中国学”?谁都说不清。似乎接续西方汉学、日本中国学或美国区域研究的学术脉络,倒也未必非得明确皈依哪个门派,但肯定不在中国本土学术脉络上,不然北大三个人文系顺手接管了。“中国学”与中文、历史、哲学等学科的方法不同,它把“中国”对象化,像人类学做田野调查观察土著一样。我们自己的人文学,以继承或反思中国传统为主,这与英美国家的英语系、历史系对待本国文化的方式一样。既然燕京学堂对接海外“中国学”,须移情到外人视角中,想象自己是费正清、竹内好、顾彬,以冷眼旁观中国。这需要相当的想象力与自我异化的能耐,土生土长,浸淫于中国文化的学者,架势拿捏得恰到好处,不易。现如今中国高校不差钱,风闻北大间或延聘西方汉学家来京,用英语给外国学生讲中国文化,可保证原汁原味,避免“中国学”洋泾浜化。

  虽说苦心孤诣,若让欧、美、日去研究他们的“中国学”,我们不掺和,本可省去种种麻烦。赛义德说,亚洲研究之类的学科,不关乎对象国,只处理自身与对象之间的关系,着眼点在西方内部。这也没啥稀奇,我们的外国语言文学一样如此,本该从自身关切出发去研究对象国。北大的创意,是把东方学移植到东方本土,怕会“见光死”。凡事怕倒过来想,假如哈佛大学乐意,北大派些英语系教授赴哈佛,在它的英语系外另设“海外英语系”,教师从中国请,学生是华人,上课用中文教英语文学,哈佛做何感想?国人怕也嘘声一片:坑人呀,谁还费那么大劲送孩子上哈佛?学术造假到美国了。

  如此说来,北大中文系还算厚道,没有挑另设“中国学”的理,只抱怨占用了北大的“Harvard Yard” (哈佛老校区、遗迹铜像周围中国游人如织,静园故雅称Peking Yard)。这样比附有何道理?人家强,我们弱,岂有对等之理?中文系怎比海外“中国学”?一门心思想与人家列坐抗礼,根底是义和团的脾气,不识相,不理性,不服必然规律。亚历山大大帝驰骋欧亚,希腊就是普世文化。罗马帝国疆域辽阔,拉丁语便是欧洲学术通用语。新一波全球化(西化)浪潮已冲击百年,英美两个帝国前后相继,其势汹汹,远过历史上任何扩张性文明。中国的教会学校,是新型帝国文明的远东前哨。1950年代取缔它们,不过一时之逆流。如没有“二战”后形成的两大阵营,如中国没在东方阵营的荫蔽下,若非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搞不定小小的朝鲜半岛,无暇顾及教会产业,谅你不敢下此狠手。汉学家修中国史,当笔涉西方侨民遭逐、教会学校被废,每每扼腕唏嘘。“冷战”一结束,全球沉浸在携手共赢的一个梦想中,不断有人呼吁给传教士正名,恢复教会学校名誉。重启“燕京”之名,为人心所向也未可知。

  二、

  当下流行的评判对错的标准:不论事之功效,只问美国之有无。每与人家争辩,我处心积虑罗列一堆论据,结果人家一语定音:这类事在美国如此这般。一言九鼎,在座无不服膺。按此逻辑,我试问:怎么就不能开设“中国学”呢?美国不也有American Studies吗?人家不也研究“美国学”吗?

  深究“美国学”的学科史,便知两边的初衷不同。在19、20世纪之交,美国愈发意识到自己的独特性,好事者不满美国学院继承欧洲学术传统,于是挖掘美国精神内核,从本国的主体视角,重新审视西方文明。两次大战后,美国一跃为头号强国,重新修史的冲动愈难遏制。1950年代,“美国学”正式建制,发展出“神话与象征”(Myth and Symbol)的系统方法论,弘扬美国文学巨匠如爱默生、梭罗、霍桑等,打造西方文明之外的“美国文明”。学科突出的是美国文化的独特性。

  反观燕京学堂“中国学”的目标,主要是中国学术与西方接轨,避免本土知识的“不兼容性”(直说:太土)。聘汉学家按“国际规范”来华授课,带动中国学界走向“世界”(地理位置不详,但别当真以为世界各国,绝大多数国家被忽略不计,只有美国加一、二富国撑起“国际”或“世界”的语义)。更重要的,外国学生来华深造,可设身处地了解中国,同情我们国情之难,给多一点时间融入“世界”。也可提升中国高校的国际地位,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国际学生。为吸引国际学生,只能学美国的“中国学”,以英文授课,交英文论文。

  美国以母语教育无可厚非,我们教中国文化怎么用外语呢?

  西方人学汉语太难,如果只提供人文院系现有的中文课程,没有多少外国学生跟得上,谁还会来华求学呢?

  西方人学中文确实难,中西分属两个不同文明体系,印欧语与汉语之间又没有亲缘关系,思维方式南辕北辙,学对方语言一定不容易。可对中国人也一样难呀!多少中国留学生涌到欧美,没见谁给中国学生开小灶,上中文课。更没听说哪位东亚系的留学生提交中文论文。

  要求同等待遇的脾气又来了,实际情况是学外语的动力不同。中国大城市的幼儿园小班就开始教英语了,小孩中国话还没说利落呢,呀呀学起了英语。还愁将来的英语水平?英语是国际通用语,帝国的语言,西人哪有一样的动力学中文?

  美国人用英语学中国文学,我们学英语文学却禁用中文,在家里搞不平等。中国高校的英语语言文学方向,学生曾一度从本科到博士一律英文做论文,文献、索引也随之源自英语世界,原汁原味才正宗。于是研究的问题意识在国外,本土学术圈没有讨论平台,也无独立于英语世界的学术关切。所以,最高目标是追逐“国际前沿”,结果东抄西凑,无所建树。研究生答辩时,教授们不厌其烦地挑剔论文的语法、拼写错误,博士论文权当英语大作文。有人戏称中国外语类研究生教育是:上完大四上大五,接着大六、大七、大八…。多亏北大外语学院早觉悟,要求博士论文用中文,其他学校才跟进。

  这么一比,还得佩服美国的中国研究。人家自始至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视域,在借鉴大陆、台湾的成果之上,仍未偏离独立的立场,以“亚洲研究协会”(AAS)为交流平台的共同体内,中国研究学者相互切磋、促进,成果显著,虽然在美属边缘学科,如今却反过来影响大陆、台湾主流学界。我们的外语界并不边缘,原创性的学术成果却乏善可陈。只知译介、照搬,求知动力何来?30多年延宕在“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不能自拔,为何总进入不了“漫游时代”?

  三、

  比来比去,无非还是“美国有无”的标尺,支持“燕京”也罢,反对也罢,逻辑一致——向美国看齐。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困境:不凭自己想要什么,只眼盯别人如何行事;别人的眼光规定我们的行为,他人的看法,塑造我们的形象。自晚清落后挨打,一步步迷失天下图景的坐标,惶惶然向异邦寻图存之道。从此落魄失魂,耳目不能自主,只想给人留下“印象”。

  奥运开幕式大搞“印象中国”,不查自己有什么文化,一心琢磨西方想象的中国情调。结果外宾大饱眼福,印证固有的偏见。我们也欣赏异域情趣的自我,还惊喜地“发现中国”。新闻报道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一定援引外电,冷暖不自知,倒好像外国人是政绩的受益者。“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文化走出去”,打造“国际形象”,一套套说辞包装自己,表演性文化从国家意识形态渗透到百姓日常伦理。家长拼孩子升学、留洋,有多少是为子女深造,多少是给自己“挣脸”?国外疯狂购物,竟被吹成“为国争光的爱国之旅”。北大排名本无可争议,非在国际排名榜上争“世界一流大学”,结果被“燕京”闹得惶惶不可终日。搞人文的,成果该让同仁分享,可校方非要求在国外发表,才算货真价实。结果,读者与作者万里相隔,没交集,更无对话。论文既不为探讨问题,难免东拼西凑,组装一件,形式大于内容,发表高于一切。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我们说:你承认,我才在。

  四、

  目睹几十年之怪现状,燕京学堂算什么?随大流而已,无特立独行之举。“燕京”本无事,众人借题发挥。李零教授说,燕京是一滴水,折射一个时代的焦虑。我这局外人也跟着凑趣,说怪话,诛心而论,还是天朝子民不甘在“西化”大潮里做小伏低的封建余孽。一谈中国文化,触及信仰系统,总不能像清谈“知识”一样淡定。其实,大家生活其中,现实比牢骚话惊心怵目,这些大实话谁不知道?不过雅人不愿闻,智者不屑讲罢了。庚子年洋枪打穿了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牛皮,如今文化霸权还剃不了“中国特色”的刺头?以前听毛式口号“历史大潮滚滚向前,顺者昌、逆者亡,螳臂挡车,不自量力”,只觉得虚张声势。全球化大潮一来,才懂此言不虚。不过人家自信满满,不争口舌,不假声色,多做少说。

  二零一四年七月十日完成于北京

  来源:原刊于《读书》2014年9期,本文为未删节版。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文章关键词: 燕京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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