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故里的中国:孔子先人的故事

2014年08月27日15:48   新浪历史   作者:邢哲夫  
孔子讲学图孔子讲学图

  (文/邢哲夫)

  如果有人问“孔子是哪里人?”我们可能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孔子是山东曲阜人。当然,如果按现在的标准,以祖父辈以来定居的地方作为籍贯,这样的回答并不算错。但假如把眼光放得更远看,孔子是曲阜人的回答其实并不全面。

  据《礼记•檀弓》篇记载,孔子临终前曾说“丘也,殷人也”,并交待弟子要按照商朝人的丧葬方式埋葬自己。殷人就是商朝人。商朝是一个较为特殊的朝代。傅斯年先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重要论文《夷夏东西说》中认为,商朝与夏朝、周朝等中原华夏民族政权不同,商朝先人是发源于东北和山东,生活在山东、苏北等地区的游牧民族。与属于“西系”的中原华夏民族不同,商朝先人与东夷族属于“东系”的“野蛮”民族(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殷商人本身便是东夷族)。傅斯年先生的观点,后来也被一些考古发现证实了一部分。总之,商朝是一个东部“野蛮”民族建立的政权,商朝人文明程度相对于中原华夏族来说是较低的。和中原华夏民族的农耕文明不同,商朝建国后仍然一度处于游牧时代,比如多次迁都就是一个证明。而商朝人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也是母系氏族公社的残余。母系氏族公社的痕迹还表现在商朝占卜书籍《归藏》中先“坤”后“乾”的顺序,和《周易》先“乾”后“坤”的男权话语相反。而商朝人注重祭祀鬼神的生活方式,更是被司马迁评价为“小人以鬼”。而孔子就是商(或东夷)这一支“野蛮”民族的后代。孔子先祖的历程至少给孔子两点启示,第一、野蛮的民族只要愿意向先进民族学习,也可以成为先进民族。商朝在入主中原以后,也开始了文明化的进程,比如定都于殷之后完成了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的转化,而精湛的铜器制造和成熟的文字体系更是蔚为壮观。这便是《春秋公羊传》所说的“夷狄可进而为华夏”、“入中国则中国之”:没有永远的落后,也没有永远的先进,关键在于自身是否发奋图强;第二、“野蛮”常常具有文明所不具备的品质。孔子虽然生活在灿烂文明的周代,却并没有为自己祖先的“野蛮”而感到自卑,恰恰相反,孔子从祖先的“野蛮”中寻找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美德,那就是质朴。孔子认为,正是由于周朝过分精致繁琐的礼乐文明,使得周朝的精神风貌出现了文弱和疲软的毛病,而解救的方法,就是商朝人的质朴。所谓质朴,就是崇尚自然的力量,敬畏天地,并弘扬人的力量,砥砺身心。可以说,质朴就是适度的“野蛮”。野蛮当然是需要克服的,但适度的“野蛮”却可以让人和社会保持旺盛的活力和斗志。当文明走向衰朽和没落之际,文明恰恰需要野蛮来匡救和补充。所以,孔子一直都在“以殷之质(朴)以救周之文(弱)”,目的正是实现自己心中理想的人格和国家性格,那就是“文质彬彬”。“文质彬彬”一词,现代人误以为是形容一个人文雅,其实是错的,“文质彬彬”一词中“文”指文明,“质”指质朴,“文质彬彬”恰恰指一个人既要有文明的心灵,又要有“野蛮”的力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甚至孔子认为质朴和文明相抵触的时候,质朴比文明更重要(参董仲舒《春秋繁露》)。正是因为孔子祖先的性格(其实也是自己的性格),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孔子思想的性格。

  孔子不仅仅是商朝人的后裔,更是商朝贵族的后裔。给孔子列族谱当然不是本文的目的,但也不妨在此讲几个孔子先人的故事。孔子是商朝遗民微子的后人。微子是纣王的臣子,一次见到纣王用象牙筷子吃饭,便察觉到商朝要灭亡了,因为君王用象牙吃饭是一种奢侈,而历史一再证明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都逃不了“成由勤俭败由奢”的命运。后来微子的担心果然应验。商纣被周朝灭亡后,微子等人也成了亡国奴,但周王朝为了体现“存亡续绝”的宽大,不仅没有杀死这些殷商遗民,而且还将微子封为宋国的国君。宋国位于如今河南商丘一带,正是殷商王朝的故地。我想微子的内心一定是五味杂陈:山川依旧,物是人非,自己虽然做了一国之首长,可毕竟已成了亡国奴。这个方圆不过百里的区区宋国,和当年商朝建立的中原王朝相比,实在是一个天一个地。而孔子对于商朝亡国也同样是终究意难平,一次孔子读到“殷士肤敏,祼将于京”的诗句时,不禁废卷叹息道“善不可不传于子孙”(可参考《典故里的中国》之《善不可不传于子孙》一篇)。微子的后代中有著名的宋襄公子兹甫。他也是孔子的祖先。宋襄公在与楚国的泓之战中躬行仁义,在楚国还没布好阵的情况下,决不趁机进攻,等楚国布好阵后才应战,结果被楚国杀得大败,自己也受伤身亡。《左传》中借宋臣子鱼之口嘲笑了宋襄公的迂腐,毛泽东早年读书时用文言写的《宋襄公论》也批判过宋襄公,并在《论持久战》中直斥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但注释孔子《春秋》最接近本义的《春秋公羊传》,里却对宋襄公“不鼓不成列”、不乘人之危的行为大加褒奖,以至于傅斯年先生也认为宋襄公乃是“《公羊》之偶像”。其实,无论是作为孔子自己的祖先,还是作为尊重规则、恪守道义的典范,孔子对宋襄公都不可能不肯定。宋襄公身上诚然有迂腐甚至愚蠢的一面,但同样也有高贵的一面。宋襄公尊重规则,维护秩序的行为,恰恰为春秋乱世所必须,作为“圣之时者”的孔子,不会不努力发掘宋襄公身上可供救时的价值。

  宋襄公的儿子弗父何,本是宋襄公君位的继承人,但弗父何却把王位让给了弟弟。所以,孔子先祖便由宋国君主变成了宋国公族。弗父何生宋父周,宋父周生世子胜,世子胜生正考父。据汉代《诗经》三家博士的说法,这个正考父乃是《诗经•商颂》的作者。正考父生孔父嘉。孔父嘉并不姓孔,孔父是孔父嘉的字。而孔子后来则是以先祖字中“孔父”的孔为姓。孔父嘉是孔子的六世祖,他也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大忠臣。孔父嘉的事迹,《左传》和《春秋公羊传》的记录并不一样:《左传》记载孔父嘉的妻子貌美,当时另一个权臣华父督看上了她,想要据为己有,于是杀死孔父嘉,后来又弑宋殇公。而《公羊传》没有关于孔父嘉妻子的任何记录,只是说华督父早有弑君的野心,但孔父嘉又是个大忠臣,只要孔父嘉存在一天,华督父的弑君计划就不可能实现。于是华督父先杀孔父嘉,再弑宋殇公。《公羊传》对孔父嘉用了一个充满赞美的词语“义形于色”。正是因为孔父嘉的“义形于色”,才使得奸臣不敢胡作非为并且必欲除之而后快。前面说过,《公羊传》是最接近孔子《春秋》本义的传记,所以《左传》里的桃色事件,我们不妨可以忽略,只按《公羊传》的说法,把孔父嘉当做一个杀身成仁的忠臣就可以了。

  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防叔出生没多久,曾祖父孔父嘉就被华督父杀死,为逃避华督父的斩草除根,防叔家里的仆人便带着幼小的防叔逃亡鲁国。这便是孔子先祖中定居鲁国的开端。

  踏上鲁国土地的殷商后裔们,或许并不知道,正是这片土地,曾经是他们未开化的先祖生活过的地方,而世事沧桑,星移物换,原来的东夷荒蛮之地,变成了“周礼尽在鲁”的礼乐之乡,实在是让人感慨。防父是孔子的曾祖父,防父生伯夏,伯夏生叔良纥。这一支宋国贵族后裔到了鲁国后,显然没有在其祖国的地位和荣耀。虽然在精神品质上仍然传承高贵,但在社会地位上已经被边缘化了。叔良纥在鲁国只是一个普通武士,但是在晋鲁联军攻打偪阳的战役中,叔良纥大展神威。偪阳守军为了将攻入城的晋鲁联军一网打尽,便将城堡闸门降下来,试图来个“关门打狗”,但叔良纥挺身而出,双手举起了数以吨计的城门,让攻进城里的晋鲁联军跑出来后才松手放门。这是中国战争史上极其罕见的壮观一幕。《水浒传》里的刘唐试图做同样的事,可惜力气不够,被压下来的城门砸成肉泥。后来一些文献传说孔子“力能举鼎”,想必是对叔良纥的故事的一个移植。

  叔良纥举城门的故事十二年后,叔良纥与一个叫颜徵在的女子生下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未来的圣人——孔子。不过可惜的是孔子三岁时,父亲叔良纥就去世了。孔子的母亲曾经在曲阜的尼丘这座山前祈祷,希望神灵能赐给自己一个孩子,后来果然生下了一个健壮的大胖小子。为了表达对尼丘这座灵山的感激,孔子的母亲便给这个孩子取名丘,字仲尼。仲就是排行第二的意思,孔子有一个跛足的哥哥,丧失了劳动能力,所以撑起家庭的重任,便都压在孔子身上了。这是后话。

  孔子是殷人的后代。对于祖先缔造的殷商王朝,他是充满敬爱的,对于自己的祖国宋国,他也难免恋恋之情,而对于郁郁乎文哉的周王朝,孔子也不得不在理智上和情感上心向往之。但生活在鲁国的他,也不可能脱离脚下的大地而沉溺于思古幽情。所以,立足当下而沟通历史,让历史启示当下,让当下激活历史,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孔子的历史哲学。作为历史担荷者的孔子,他自己也在书写着历史,创造着历史。“故宋,新周,王鲁”,在孔子伟岸的“通三统”思想中,我们看到了孔子难以抑制的返本之情,我们也看到了孔子勇于担当的开新之志。心中的祖国、脚下的大地、眼前的未来,三者之间的张力,反而使得孔子得以构建了一个超越民族也超越时代的文化中国,让文化去弥合断裂的历史,让文化去重构统一的中国。以著名学者陈明先生的一句话结束本篇:“孔子生在曲阜,但属于中国,属于东亚,属于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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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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