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饶事件的再解读(2)

2014年08月20日18:29   新浪历史   作者:  
  我是把这场党内斗争分成两个大背景看,一个是叫政争的背景,一个是权争的背景。也就是从“政争与权争”的双重背景来认识这个事件。

  那政争是指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目标是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这是在建国时期中共和民主党派一齐制订的《共同纲领》中确定的。建立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是中国共产党从抗战以后一直打的旗帜,而新民主主义路线的要点是什么呢?这就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讲的“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但是新民主主义在马列经典作家中是个不经不典的非常话语,你找不到什么叫新民主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意思就是中国的生产力特别落后、特别不发达,处于前现代化的时期,要发展一些资本主义,要多元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然后在生产力发达到一定程度上才能够转到社会主义。这是它的一个本意,也是中国共产党夺取天下的一个旗帜,这是很清楚的。建国以后,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共同纲领》一直到七届三中全会,都是按照新民主主义建国方针,按照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进行建国布局的,而且当时还做出“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计划。可以说新民主主义纲领是中共的建国理念和建国旗帜。

  1952年的时候,情况有了新的变化。朝鲜战争基本上进入了胶着状态,双方开始谈判了。毛泽东这时候就把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提上了日程。1952年10月,刘少奇到苏联去,参加苏共十九大,毛泽东就让他把中共中央的意见(实际上是毛的个人意见),就是现在准备从现在起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告诉斯大林,征求了斯大林的意见。

  此后,中共就开始了建国路线的转变。建国路线转变是纲举目张的根本转变,是牵动大局的一动百动。由此就产生了很多问题与矛盾。比如,人民群众能否接受的问题,党内思想如何统一的问题,特别是中央高层思想统一的问题。在高层,特别是以毛为代表的,在建国以后就为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执行什么样的建国路线,发生过多次的冲突。重要的有四次,这些冲突不仅仅是毛、刘之间,实际上也代表了党内的高层和中层之间的冲突。

  一次是关于刘少奇的天津讲话。进城以后,许多干部把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也带到城里去了,在城里组织什么贫农团,还是采取依靠穷人的做法,分店铺这种事件屡有发生。天津的资本家被搞得很恐慌。刘少奇1949年4月份就到天津解决这个问题。刘在天津讲话安抚资本家,鼓励他们安心生产,其中讲到资本家剥削问题,说从马克思的观点来讲,资本主义对于封建主义来说是一个进步,说你们现在剥削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刘少奇的天津谈话,在当时对稳定城市是有很好的效果,以我们今天的认识水平看,这个观点也没有什么错。但当时党内的一些干部,特别是从农村打土豪分田地出来的干部觉得很不顺耳,说怎么叫剥削有功了呢?我们搞革命不就是要打倒地主资本家吗?高岗就是其中反对最激烈的人物之一。刘少奇处理了天津问题以后,了解到东北在城市工作中也有一些“左”的东西,就给东北发了一个电报,让东北注意一下民族资本家的政策问题。当时刘少奇看到了东北社会部部长邹大鹏给中央的一个报告,谈到了在东北城市政策中的一些“左”的倾向。就是对资本家光讲斗争,不讲团结,急于消灭资本主义等等问题。刘少奇就给东北局发了电报,以天津的情况为例,要求东北也要注意“左”的问题。高岗则不予理会。还说刘少奇这个思想是“右”的,他不支持。毛泽东对于刘少奇讲的这些话,也认为是讲过头了,不合适。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富农党员问题。这是1950年的时候,那时候新解放区刚刚土改,因为东北土改早,很多农民分了土地以后,凭着自己的劳动致富了,就成了新富农。土改后出现的新富农,跟过去的老富农不一样。农民富起来了,就引起人们的一种疑虑:“现在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已经结束,出了新富农怎么办?”特别是有些新富农都是土改的骨干。那时候就产生了这么一个问题,说共产党不讲剥削的,你这三十亩地一头牛,你还得雇人,又成了新富农,你这不是和党的宗旨发生了矛盾吗?刘少奇是坚持新民主主义路线的,他就说出现富农党员不可怕(新民主主义是允许剥削的),允许雇工单干,并且给中组部当时的常务副部长安子文讲了。安子文就根据刘的意见,就这个问题怎么处理给东北写了封信,说允许雇工,而且你现在制止了以后,大家都不敢雇佣了,生产力会受损失。所以他赞成富农党员,赞成党员可以雇佣。对此高岗是不高兴的。而且,高岗背后有毛的支持,毛泽东是不赞成这种做法的,认为只要是搞剥削的,就不能进入党。

  再一次是1951年的互助合作问题。事由是华北局对山西省委互助合作的一个批示。农村分田单干以后,产生的问题除了新富农发财的问题,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战争时期形成的一套组织及生产系统需要转换。现在大家都种自己的地了,那过去的互助合作形式就发生了变化。山西这时候就提出来还要重新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因为战时的互助合作是一种代耕制,有人上前线打仗,他家那地村里用互助合作的代耕方式给解决。现在搞完土改了,不打仗了,搞建设,大家都种自己的地去了,那农村基层组织还怎么管?所以这就带来一个老区农村的组织问题。山西省委就把组织互助合作的方式,实际上也当成了一个重新组织农村党的组织的一个方式进行鼓励。这个事情山西报到了华北局,华北局认为这是“左”倾,报给了刘少奇。刘少奇同意华北局的意见,认为这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在小农基础上是搞不出社会主义的,现在还要发展生产力。从刘少奇的思路可以看出来,他还是主张先发展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搞机械化的农业生产,在机械化条件下再搞合作化,这个思路就叫先机械化再合作化的思路。毛泽东、高岗的思路与刘少奇的思路不一样,他们都是要先组织起来,把组织起来作为机械化的条件。这当中有这么一个差异。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否定了他的意见,而推广了高岗的东北合作化经验。

  其它还有工会工作方针的问题。工会到底是站在什么立场?是站在政府的立场,还是站在工人的立场?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解决。在当时李立三和刘少奇赞成工会有相对的独立性(这个被批判了),高岗表示反对,强调工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毛泽东否定了刘少奇的意见,支持了高岗的意见。从1950年到1951年发生的这些事情中间可以看到,刘少奇是频频丢分,高岗是频频得分。当时高岗所领导的东北是全国的模范地区,各项工作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头。在建国以后的政争分歧中可以看出,毛和高岗是一致的,刘少奇和周恩来是一致的。刘、周坚持的是建国时期确定的新民主主义路线。

  到了1952年下半年,中央开始酝酿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事情,这个政治转轨马上带来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法理上的冲突。建国的《共同纲领》讲的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现在突然搞社会主义社会,那么执政党过去的承诺还算不算数?从党内来讲,中共依据的是七届二中全会决议,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具有两重性。决议基本精神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下建立国家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转变;同时,决议又提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基本矛盾,也表达了要与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方面。所以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双轨制”,可以这样执行,也可以那样执行。所以,即使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作为法理基础,它本身也有两重性的问题。当然从一个国家的法理基础看,还是《共同纲领》明确提出的,是新民主主义的法理。这就是法理上的冲突。

  第二个问题是战略和策略的冲突。对新民主主义,是作为一个战略方针,作为国家的一个确定的能够长期执行的方针呢?还是作为一个过渡性的策略方针?等到共产党力量强大了,组织起群众了,就马上进行改变的一个策略问题。这个战略与策略的问题,带来了另一个冲突。实际上许多资本家,包括城市里的一些个体户在内,在听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消息以后,就大呼上了贼船,因为私有财产就保不住了。因为共产党原来说的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在二三十年后的事情,不是现在就做的事情。这是在社会层面中间发生的另一个冲突。

  第三个问题是理论和现实的冲突。我们可以往后看,毛泽东执政特点是不断求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从建国到过渡也好,我们往后看到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好,都带有这种不断求快的特征。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毛泽东作为一个有宏大事业情结的个人,在事业的无限性和生命的有限性这对矛盾中间,他到底是怎么考虑的?毛泽东在搞革命中,是很务实的,反对王明国际派从莫斯科搬来的“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非常强调本国经验。建国以后,他怎么就由经验主义者变成了一个理想主义者,到最后变成了一个空想主义者呢?

  到1952年底,国家刚从战争状态下恢复过来,毛泽东为什么急于从建国时确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马上转轨到社会主义国家?搞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中共是对民主党派、各界人士有过承诺的,所以毛泽东也很清楚,这个转轨是要有政治代价的。急于过渡的原因何在?我有一个自己的解读: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个不经不典的话语体系,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中排不上位置。中国要在共产主义世界中间说话能够算数,你必须要使你自己本身先是社会主义。所以这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毛对于过渡到社会主义是特别的急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要争取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间的话语权,特别是斯大林在1953年3月突然去世后,争话语权的问题就更放到重要位置,我认为这是急于过渡的一个现实性的因素。

  另外,过渡还牵扯到一个程序理性和非程序理性的冲突问题。在建国初期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懂的什么是程序正义,也可以说对程序一直不怎么重视,到现在也没有对程序问题真正重视起来。变动一个国家体制的事,是改变国家根本的大事,总得要一个形式,不能在执政党内高层这么自己讨论决定,然后传达贯彻就行了。决定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没有一点法理上的依据。不用说全民公决的形式,就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说一种从下而上的民主讨论的形式也可以,但是事实上没有!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订过程可以看出,根本缺乏现代政治的程序理念、法治理念。从以后的历史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决策过程缺乏程序理性的问题。在1949年建国以后,中共特别是毛,讲民主的时候很多,讲法治的时候很少。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中共领导人是把法律看成束缚自己手脚的绳索。从以上的情况可以看出,这次建国路线的大转轨本身就有非程序化的特征。由此带来的问题很多,首先是把所有的矛盾放到了执政党内,集中到党内的高层。从政争的角度来讲,高饶事件的发生正是决策缺乏程序理性的一个结果,没有把国家大事公开化的一个结果。以至于把这么大的一个事关国体的大变动,最后演化成了一场党内严重的权力斗争。这是从政争的大背景上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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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高岗 饶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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