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国翔:“出”“处”之际见儒家

2014年01月21日12:16   新浪历史   作者:彭国翔  
许衡问师(国画)许跟虎 作许衡问师(国画)许跟虎 作

  在陶宗仪(1329-1412)的《南村辍耕录》中,有这样一个故事。面对忽必烈的屡次征召,南方大儒刘因(1249-1293)坚辞不出,北方大儒许衡(1209-1281)则慨然入朝,一度成为国师。在赴大都的途中,许衡特意前去拜访刘因。刘因对许衡之举不以为然,当面质问。许衡答曰:“非如此,则道不行。”随后,许衡也反问刘因:不出仕,如何推行儒家之道?刘因则答曰:“非如此,则道不尊。”

  当然,据历史学家的考证,这一故事应该是虚构的。许衡和刘因不可能有如此的一番会面和对话。不过,故事虽是虚构,其中的寓意,却涉及儒家传统最为重要的价值观念,值得思考。

  这两种价值取向,在儒家的话语中可以用“出”与“处”这两个字来形容。孟子所谓“大丈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可以说已经从某种意义上揭示了这两种不同的取向。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当然要求以儒者自任的人出来做事。在古代,就是要在政府部门担任职务。在今天,就是要抛头露面,即便不直接在政府任职,不直接成为富商巨贾,也要与有权有势的人保持密切的关系,以便对其发挥影响力。孔子一生栖栖遑遑,奔走各国,是为了推行其理想。孟子著书立说,也是在理想和抱负无法实现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所谓“退而与弟子万章之徒作《孟子》七篇”。孔子虽然曾有“欲居九夷”和“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想法,但面对隐士之流,他还是讲出了“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的悲壮之言。因此,许衡的讲法并没有错,如果不“出”,儒家的价值理想是难以推行的。

  但是,另一方面,真正的儒家投身政治、参与社会,从来都是为了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以便百姓不仅能够安居乐业,同时也懂得礼义廉耻,过一种文明而有教养的生活。出仕的目的如果只是为了谋求个人功名富贵,哪怕再有学问,都会被认为是与自家身心性命了无关涉的“口耳之学”。满口的仁义道德,也只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幌子。“伪君子”、“伪道学”之名,就是针对这一类口头讲得天花乱坠而其实俗不可耐的人。尤其在功名利禄的诱惑面前,最能够鉴别出一个以儒家为名的人是不是能够符合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的大丈夫标准。因此,面对最高权力的征召,刘因的坚辞不就,安然自处,强调“非如此,则道不尊”,就完全体现了儒家传统一贯的“道高于势”、“从道不从君”的操守。

  两者相较,大概许衡的选择更为艰难。因为在一个专制的权力系统和污浊的官僚体系中,鲜有不被裹挟而去成为其中一份子的人,要做到“转法华”而不为法华所转,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所以,在现实世界中,像许衡那样的儒家,基本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大部分人即便以“非如此,则道不行”为标榜,恐怕也只是徒有许衡之名,其实不过是“曲学阿世”的公孙弘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刘因的不“出”而“处”,看似比许衡深入虎穴容易做到,其实却是非常之不易。鉴于现实政治如朱子所谓“千五百年间,尧舜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乎天地之间”,真正的大儒,古往今来都是处在权势的边缘,对荣华富贵保持冷眼旁观,为民间疾苦常发不平之鸣。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儒家人物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持有士大夫(scholar-official)的身份,而是更多地以学者的身份存在了。任何人都不免享受众人瞩目、镁光灯之下的满足感,学者也不例外。但是,对于真正的学者来说,那种满足感是在追求知识、思考真理确有建树而获得世人认可的情况下,附带产生的。其原本所求,在于追求知识、思考真理本身带来的乐趣,并非世人的瞩目和拥趸。而追求知识、探索真理,往往需要孤独和寂寞。这也算是一种“出”与“处”的差别。如果一个人享受世人瞩目和拥趸的乐趣超过其求知思理所获的乐趣,那么,这个人天生其实不是学者的气质。即便最初因偶有小成而获得世人注目,也势必沉溺于镁光灯照射所带给自己的满足之中,对追求知识、思索真理终感乏味,再也不能悠游其中而享受学术的乐趣。相较之下,一个真正的学者,永远具有求知思理的内在冲动的追求。在这一过程中所获得的乐趣和享受,也始终大于世俗众星捧月所能给予的满足。这两种人,只有后者具备天然的学者气质。无论其实际成就大小,都会对学术甘之如饴。前者不免终于“公知明星”(celebrity),后者积力久可成“博学鸿儒”(luminary)。孔子所谓“为人之学”与“为己之学”的差别,也正在于此。

  当然,现代儒家的“出”与“处”,还不只是在于能否谨守“学者”的本分,不沦为那种哗众取宠的“公知明星”。在现代社会,儒家必定要发挥真正“知识人”的角色,这是儒家传统一贯的精神气质所决定的。不过,作为儒家的“学者”或“知识人”,既非那种“学无专长”而只会“从流东西”的“公知明星”,又与一般的“知识从业员”不同。真正的儒家学者或儒家知识人,必定是“公共知识人”。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这种特殊涵义的‘知识人’(按:即公共知识人)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人’的充足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人’,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的私利之上的。”只不过,与古代不同的是,由于不再具有士大夫的身份,儒家知识人在现代社会更加远离权势,而作为一种独立的批判力量发挥作用。孔子所谓“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说得正是不直接参与政治,同时却又以文化和教育的力量对政治发生影响。刘因当年虽高卧不出,但并不等于不关心政治、参与社会。事实上,他虽然退而自处,潜心著书立说。但文字流传所及,反而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荣华富贵的诱惑,不仅是当年刘因所面对的。在当代的中国,更是儒家所面临的一大考验。尤其是改革开放迄今,在财富急剧积累而其获取与分配却缺乏规范的情形下,中国大陆成为“掘金”的热地,以至于全世界各种人士纷纷汇聚于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假许衡之名易,行刘因之实难。出处之际,能够坚持儒家的文化与价值原则,拒绝“同乎流俗、合乎污世”,才真正算得上体现了儒家的风骨。在当代儒家的学者中,有两位堪称翘楚。

牟宗三牟宗三先生

  一位是牟宗三先生(1909-1995)。牟先生1949年离开大陆,并不是因为认同国民党的政权,而是他早已预见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新中国成立后将会蒙受荼毒。完全可以想象,假如他没有离开中国大陆,在“文革”期间几乎是必死无疑的。那样的话,《心体与性体》、《佛性与般若》、《才性与玄理》、《中国哲学十九讲》、《现象与物自身》、《圆善论》等在中国哲学史上一系列里程碑式的杰作,就不会问世。改革开放之后,大陆各方多次邀请这位哲学硕儒回来,甚至以专门举办有关其思想的研讨会为由,可牟先生全部拒绝。他不止一次说:只要大陆放弃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他马上回去。由此可见这位哲儒对于文化与价值原则的坚持。不过,为了帮助两位孙女到台北和香港,他不惜以八十高龄,往返罗湖桥,亲自办理孙女的入境手续。这里体现的,却又是一位老人对亲人的满腔慈爱之情。

余英时先生余英时先生

  另一位是余英时先生(1930—)。余先生1950年离开大陆到香港新亚书院求学于钱穆先生,1955年负笈哈佛。而在1978年带领美国汉代代表团访问中国之后,余先生就再未回到过大陆。有人尝以此为由来说余先生对大陆有成见,殊不知余先生在海外华人中其实最富中国情怀。多年以来,他对中国大陆的社会状况、民间疾苦了如指掌,为了建设一个公平与正义的社会不懈陈词。纵使在美国没有那种可以在华人社会中享受的特权,余先生也毫不在意,甘之如饴,在他的小书斋中沉浸于古往今来的精神与思想世界中,既有像《朱熹的历史世界》那样厚重的学术作品不断问世,又时时有针对华人世界尤其中国大陆各种社会问题的切中时弊的肺腑之言。这里我仅举一例,2010年美东地区暴风雨,电力和天然气系统阻断。余先生和余师母曾经度过一个黑暗冰冷的夜晚,一度不得不住进普林斯顿的宾馆,等到电力和燃气恢复、警察依电话救援的先后顺序帮助排清地下室的积水,两老才得以返回住处。可以想象,余先生如果回到中国大陆,即便不唱赞歌,只要不唱反调,以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崇高德望与学术成就,所到之处,势必众星捧月,可以享受无数的特权。这种荣华富贵,正是如今很多海外回归人士孜孜以求的。事实上,确有某位也是在知识界享有大名的海外回归人士,曾经以种种他自己在中国大陆所享有的特权,劝说余先生回来。余先生的故乡安徽,据说也曾派专门的代表团赴美邀请。但是,余先生绝不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迎合权势。那种世俗的荣华富贵,在余先生价值系统中,根本处在很低的位置。较之那些改革开放之后纷纷投身中国大陆这块“热土”的人士,仅此一例,已足见余先生的这种自“处”之道的节操与风骨。所以,余先生不回中国大陆,非但不能说明他对中国没有感情,反而恰恰证明了他是一位真正恪守文化与价值基本原则的儒家人物。

  余先生和牟先生在学术思想上各有侧重,所见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有趣的是,在权势的面前,两人的出处之道,却又不谋而合,高度一致。南宋大儒陆象山曾说:“千圣同堂而坐,其议论不必尽合。”朱熹和陆象山之间,用清代史学大家章学诚的话来说,也是有着“千古不可合之同异。”然而,另一方面,真正的儒家人物,在出处大节的问题上,从孔子的“为己之学”,到孟子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再到刘因的“非如此,则道不尊”,又是一脉相承,千古一心的。牟宗三和余英时先生,恰可以说都是这一精神价值的现代体现。“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真正的狂者,必定是有所不为的狷者;而真正的狷者,也必定是择善固执、直道而行的狂者。牟宗三先生已经辞世近20年了,方今之世,海外华人中于出处之际最能够充分体现儒家原则的典范人物,非余英时先生莫属。儒学如今已然不再是批判的对象,反而成了大众追捧的时尚。因此,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当下,余先生所树立的人格风范,尤其具有特别的意义。刘因当年“非如此,则道不尊”所彰显的精神价值,在这一风范中得到了最强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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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余英时 牟宗三 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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