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兴:我在文革之初

2014年01月10日17:13   新浪历史   作者:周志兴  
文革期间中学生游行 1966文革期间中学生游行 1966

  这要从我上初中说起。

  1965年9月1日,我到位于北京和平门外的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报到,算是成了一个初中生。

  是我大姐送我去的,那时,她在北京工业学院上学,现在叫北京理工大学了,和北外隔一条小马路。我当时的班主任叫吴明亮,刚刚从北外毕业不久,两个人说起两个学校的一些趣事,那条小马路似乎算不得什么,却把我扔在一边。报到完了回家,在北京的古城墙边上,就是前门到和平门之间,等无轨电车回家,我调皮地沿着城墙的砖缝往上爬,被姐姐喝止了。这个细节,一直记在我的脑海里,那时,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

  其实,我们人生的每一步,都是在艰难地爬行。

  很快我就感受到了。

  北外附校,当时在北京是个带有神秘色彩的学校。直属外交部管,很多外交部的干部子弟都在这所学校,如陈毅的女儿,王炳南的儿子,韩念龙的儿子和女儿。也有很多其他名人的孩子,如京剧名伶张君秋的女儿,作家叶君健的儿子,上将钟期光的儿子,等等。外附招生也特殊,在统考之前提前考试,提前录取。具体做法是北京每个小学发一到两张报名表,由小学先筛选够格去考试的学生,再从这上千个学生中笔试面试选出160人,分成英、俄、西、法四个班,每班四十人,30个男生,10个女生。

  我的小学是二机部九院的九一小学,得到了一张报名表,给了我,我碰巧考上了。

  介绍这个学校的背景,是为了说明,就是这样一个尖子学生扎堆的学校,文革中也是血雨腥风。

  现在想起来,1966年春天的风,似乎就带着一点怪味。记得四月份某日的北京日报,发了一整版的批判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文章,我那时候小,不懂,但是,感觉大人们看报纸时,脸上都挂着霜。现在想,他们对1957年的那场运动还记忆犹新呢!

  外附的运动正式开始大概是五月份,隐隐记得是5月23日,是个晚上,临时拉了灯在学校办公楼前的小操场上,这个小操场,有几棵种在我脑子里的大树,两棵挺拔的银杏,一棵长满了皱纹的槐树。全校师生一起听传达。那时,全校都是住校生,哪怕家就在校门口也不准回家,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

  似乎是传达516通知,也许不是,确实太久远了,那时又懵懵懂懂的。当时传达的是校长李涛和书记齐平。

  李涛个子不高,白白净净的,年纪虽然不老但是已经谢顶,脑门很大,因为灯光下,似乎渗出细细的汗珠。他做梦也想不到,几个月后,他就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挨了许多斗,并且被送了一个外号:小白猪。

  这个会很严肃,有些话是杀气腾腾的。我似懂非懂,只是知道,从这一天起,就开始停课闹革命了。

  不到十四岁的孩子,停课闹革命,懂什么是革命吗?

  我们学校这个院子,在北京和平门外,是原北平师范学院的院子,老建筑还都保留着,院子里有石碑,碑上刻着老师们的名字,周树人的名字也赫然在目。那个时候,这些并不吸引我,我最关心的是什么?一是玩,那时迷上了篮球。学校的球场是砖铺地,砖头已经被磨得坑坑洼洼,晚上照明的只有路灯,这并不影响我天天在这里奔跑跳跃,晚上也在昏暗的路灯下投篮。当然,我在小学就打篮球,进了外附就是校篮球队成员。这么勤学苦练,技术大有长进,后来到了部队,成了一个专业篮球运动员,不过总是坐板凳而已,其实,不是我不棒,是我的队友们太棒了!当年在这个篮球队打球的,有后来进了国家队的吴昕水、马连民、穆铁柱、邢伟宁、叶鹏、张斌、胡建国,等等。

  利用不上课的工夫,我又学会了打排球。记得排球场就在办公楼前,两棵树间拉一个网子,依然是青砖地,依然是坑坑洼洼,居然也没记得崴过脚。那时初三西语班有个男生叫高林俊,文革中改名叫高风,是一员骁将,我的排球就是在他的感召下学会的,当兵后,离开篮球队后,我还打了一段时间排球,代表军区直属队参加济南军区运动会,得了一块银牌。不过,去依然坐板凳,因为我的队友们依然很强大,有国家队的,有八一队的,还有山东队的。

  2003年,我在智利的圣地亚哥,高风和他的太太,也是校友,请我吃饭,说起当年的排球场,他居然不记得我了。真是让我伤感!

  除了玩就是吃。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正是能吃的时候。不记得那时候我一个月多少粮票了,只是记得总不够吃。每个月的伙食费是九块钱,还可以买一点机动粮,用机动粮买大锅煮饭的锅巴吃,一咬嘎嘎响,喷喷香,至今还记得那个味道。再就是烤馒头。那时教室没有暖气,生炉子,把馒头放在炉子边上,一会儿,带着些许焦味的粮食香气就弥漫开来。

  又想起那句话,少年不识愁滋味,真的是这样。

  为了吃,无聊的时候,几个同学晚上还到街上去打野猫回到宿舍用电炉子煮着吃,我那时是个乖孩子,不敢,又不能显出害怕,都是跟在后面。想起来,那时候,在某种程度上是以暴戾为勇敢的。

  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学校进驻了工作组。

  我们学校是外交部管的,工作组也是外交部派来的。现在还记得,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工作组长是刘新权,外交部副部长,附校的工作组负责人我倒是忘记了名字,派在我们班的是个年轻男子,白白净净的,同学们很快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小白脸”。

  我们这个班是初一英语班,有不少外交部干部的孩子,像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的女儿,驻埃及大使黄华的女儿等等,最开始的时候,外交部的干部子弟和工作组的关系非常好,可以理解,这些同学的父母都是工作组员的领导。但是,几乎是一夜之间,事情180度大变化,外交部的子弟们反戈一击,顿时对工作组不那么亲密了,甚至恶言相向了。

  那时候,我们是蒙在鼓里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才知道,毛泽东从浙江返回北京,要亲自主持领导文化大革命,他认为,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工作组是为了压制群众运动,所以,工作组灰溜溜地走了。

  刘少奇也是灰溜溜地靠边了。

  这只是一个序幕。

  工作组走了,同学们开始了自己管理自己的阶段。

  留下深刻印象的是1966年的八月十八号。

  天还没亮,我们就步行走到天安门广场。我们学校在和平门外,离天安门不远。穿过杨梅斜街,大栅栏,到天安门广场时,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

  好在是夏天,不冷,但是,在广场上一呆三四个钟头,问题在于上不了厕所,只得憋着。说起来,这事情我还有惨痛教训。

  毛主席当年八次检阅红卫兵,有一次是坐车,红卫兵们站在马路两旁等候,这次倒是有厕所可以上了,但是还是要憋着,怕尿尿的时候,毛主席的车队过去了。可是,我自制力不够高,实在憋不住了,还是跑了趟茅房,结果就是那么寸,毛主席的车队就在这会儿过去了。我懊悔了很久。

  其实,对于八一八,我只是记住了这个日子,因为后来有一首歌,歌词中有这样一句词:“永世难忘八一八啊!”曲调婉转,十分好记。可是,实在是离天安门广场太远了,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就是几个绿色的小点在城楼上移动,我们就向着这些绿色小点欢呼跳跃。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证明,有人回忆说,当时跳跃的红卫兵们在广场上丢下了不少金条,都是他们抄家的战利品。我可是一块也没看见。其实,那时候的人相对单纯,我不敢保证没有一个人会见财起意,但是,确实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抄家这事情我做过,不过因为小,都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印象里就是院子里都是些所谓的四旧,字画、照片、家具,再有,就是哀怨的眼神。抹不去的记忆里,是和平门外学校旁边有一个沙土园胡同,我跟着那些带着“红卫兵”袖章的大孩子去抄家,一个老太太因为要保护被抄走的财产,被打了,昏倒在地上,我奉命端了一盆冷水浇在那个老太太头上。要说坏事,这是我唯一做过的一件。

  忘了过多久,似乎一年?是我们串联回来,北京有一段时间落实政策,返还那些被抄的东西,我有到了那个老太太家,她居然一下子认出了我,说,我记得你,你来过!

  我真恨不得有一个地缝钻进去。

  文化大革命越来越如火如荼。

  我们学校的红卫兵和其他学校的红卫兵一起,占领了宣武门的天主教堂,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胜利。而学生们胆子也越来越大,动作也越来越猛。

  八月份里,校园里死了三个人。两个是老师,都姓张,张辅仁和张福臻。

  关于张辅仁,有文章这样记载:

  “张辅仁同志,天津人,”文革“开始时大概三十六、七岁,上个世纪50年代末毕业于北师大汉语言文学系,为人忠厚老实,教学效果很好,说一口流利清楚的标准普通话,但比较内向。写一手漂亮的字,却从不以此炫耀。据说他在北师大读书时,曾积极参加鸣放,虽未划为右派,也算是犯了严重错误。从此他吸取教训,多做事少说话,任何思想问题,无论大小,都向组织汇报,且以书面汇报居多。反右到文革,十年下来,档案里的汇报(包括检查)材料一定会集成一大本。他本以为多汇报可以赢得组织的了解、信任和帮助,想不到反而成了索命的神符,成了”漏网右派“的铁证。1959年附中刚成立,他就被分配来教语文,而且后来长期做班主任。他不但教学效果好,对学生们的学习、思想等各方面的要求也都极其严格,常进行家访或以别的方式与家长沟通。对成绩不好又不努力的学生常以恨铁不成钢的心情给予严肃的批评和教育,包括开班会点名批评及配合家长教育。这一切努力曾得到校领导的肯定,但也为他自己在学生中树敌过多。平时看不出,现在,当学生们在工作组的指导下(每班都有工作组成员),多方面地寻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迫害家庭出身好(即后来称为红五类)的学生的典型例证的时候,那些潜在的敌对因素就被激活成了革命的动力了。当年,解放区土改时贫雇农把土改工作组当作亲人和革命的领路人,向恶霸地主作坚决的斗争;同样,今天红五类的学生们在文革工作组的领导下,要向迫害、摧残革命学生的一贯对党不满的漏网的资产阶级右派们(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分子“们)清算另一笔血泪账了。在这样的斗争形势下,张辅仁同志被本班学生揪斗也就不足为奇了。”

  “8月19日晚,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在和平门)红卫兵打死了教员张辅仁和张福臻。为了试验他们是否已经死亡,红卫兵先用冷水浇,又用开水烫,看到尸体全无反应才罢手。该校当时有二百名教职员。该校红卫兵负责人在大会上声称这是”杀二儆二百“。”

  打死两个老师这件事情,我记忆深刻,听说,练刺杀用的木枪打断了好几根,还有学生到这两个老师家去,要他们赔木枪钱。以至于现在一听到腥风血雨这四个字,我脑海里的图案就是那天早晨,校园里一片肃杀,那张“杀二儆二百”的布告似乎在滴着血。

  除了老师被打死,更多的老师是被侮辱,被迫害,也有因为受不了而自杀的。我们班的英语老师叫于韵秋,上学时,和我们关系非常好,文革起来时,也挨整了,据说是生活作风有问题,事例之一现在听起来啼笑皆非,有一次在课堂上,于老师坐在后排,前面讲台上是外教汉德,汉德问于老师,昨天你干什么去了?于老师说,打针。汉德又问,是打胳膊吗?于老师答,不是,是屁股。

  就这一个回答,也作为了作风不好的事例。

  刚才说到三个死者中,另外一个据说是住在附近胡同里的地主,抄他家时,他不配合,就被抓到学校的防空洞里关着,不知怎么死了。我只是看到尸体被抬出去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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