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君子之会:耶稣会与东林党

2013年11月11日16:17   新浪历史   作者:李天纲  
顾宪成(1550-1612)明代思想家,东林党领袖。江苏无锡人,字叔时,号泾阳,因创办东林书院而被人尊称“东林先生”。  顾宪成(1550-1612)明代思想家,东林党领袖。江苏无锡人,字叔时,号泾阳,因创办东林书院而被人尊称“东林先生”。

  耶稣会士到中国后,他们与“东林党”关系非常密切。他们的结合是道德层面的,而非信仰层面。万历二十三年(1595)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的东林讲学。无锡东林书院是宋代杨龟山的讲学遗址。经十年讲学,各方官绅纷纷来此聚会,成为规模,于是重修东林书院。书院在学术上尊程朱,反陆王,用“白鹿洞学规定法程。……阐提性善之旨,以辟阳明子天道证道之失。”但其实书院的宗旨在议政不在论学。黄宗羲《明儒学案·顾宪成》说:“故会中亦多裁量人物,訾议国政。亦冀执政者闻而药之也。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庙堂亦有畏忌。”参加东林议政的很多是进士翰林,在中央和地方有盘根错节的势力,他们的舆论构成一股民间政治力量。

  东林的势力在江南和北京。来华耶稣会士主要也经营这两个地区,而且也正是利用儒家士大夫作传教工具。这样,东林党政治运动和天主教传教运动就很自然地联系起来了。这方面有历史记录。十七世纪巴尔托利(Bartoli,1608-1685)的一部《耶稣会历史》说: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都在东林书院主讲过。神父们对东林党表现出巨大热情,大力称赞东林书院的道德标准。同时,“书院的几乎所有成员都对基督教表现出极大的友好感情。”

  东林党和天主教关系密切的说法可以得到中文资料的证明。 邹元标为东林讲学的健将,与顾宪成、赵南星并称为“三君”。他与耶稣会士早有交往,利玛窦托郭居静携书信去见他,谈得很好,并按规矩还信给利玛窦,明确地引他们为思想盟友。其《愿学集·答西国利玛窦》曰:

  得接郭仰老,已出望外,又得门下手教,真不啻之海岛而见异人也。门下二三兄弟,欲以天主学行中国,此其意良厚。仆尝窥其奥,与吾国圣人语不异。吾国圣人及诸儒发挥更详尽无余,门下肯信其无异乎?中微有不同者,则习尚之不同耳。门下取《易经》读之,乾即曰统天,彼邦人未始不知天。不知门下以为然否。

  邹元标在天启初年还京,与冯从吾一起创办了首善书院,相当于是东林书院的北京分院。时人记为:

  首善书院,明天启二年建,在宣武门内,为总宪邹公元标、冯公从吾讲学之所。京师首善之地,道宫梵宇,鸱吻相望,而独无学者敬业乐群之所。邹公以总宪,冯公以宪起,同至京,各道御使构书院一所于宣武门内东墙下。两先生朝退公余,不通宾客,不赴宴会,辄入书院讲学。绅衿有志于学者,环而静听,或间出问难,无不畅其怀来。一时转相传说,咸知顾名义,重廉耻,士风为之稍变

  1605年,利玛窦在宣武门内迤东顺城街,用五百两购置房地产,建“南堂”,首善书院就在隔壁。叶向高、徐光启、李之藻等京官经常到教堂去。当时东林党把首善书院建在宣武门内东街,恐非偶然。

  首善书院碑文是叶向高撰,董其昌书。其中提到:“书院在大时雍坊十四铺,贸易自民间,为资一百八十两,皆五厅十三道所输。经纪其事者,司务吕君克孝,御使周君宗建。以天启二年月日开讲。”徐光启对首善书院很熟悉。书院废除后,他“请改为西洋历局,后屡请复,不报”。崇祯二年被允准。书院是用南方民间捐来的钱买的,徐光启参与财产的善后处理,可能是他们有产权在其中。到清代时,首善书院成为“南堂”的一部分。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故明首善书院,今为西洋天主堂矣。”这又说明教会与书院关系之深。

  天启、崇祯年间,首辅沈一贯、叶向高、韩 偏向天主教,徐光启被起用负责治历和防边,许多天主教徒被重用,像王徵、孙元化、李天经、张焘、瞿式耜、陈于阶等,形成一个“西学集团”。西学集团和东林党在许多方面并不相同。“东林讲学,遥执朝政”。而入教者通常都不像东林党那样富有政治激情,而是靠翻译和钻研科学立身,对西学本身更感兴趣。西学集团与东林党在精神上确实有相通之处,在利益上也是联系的,但这基本上是道义的联盟。谢和耐说:

  东林党,笼统的讲是整个东林运动,和传教士接近是因为尊重同样的伦理道德。大家赞扬的勇敢精神、在不幸和苦难中的坚强性以及伦理道德严格性,这些既是东林党人所希望的善行,又是优秀基督徒们的行为。但我们还应进一步说,把东林党人与传教士联系起来的似乎是他们观点和利益的一致性。他们都与宦官、佛僧及其盟友们为敌。他们对于佛教一直向文人界发展而感到恼火,都反对与事实没有任何关系的空头哲学讨论,支持与他们有关绅士们的社会责任观相吻合的实用儒家,关心帝国的防务及其财政状况等。东林党人只会感到与传教士们意气相投。

  西学集团和东林党人在道义上相投,但在政治权力的争夺方面,天主教徒并不像东林党那样热衷。天启四年,叶相高、韩 先后被罢去相位,魏忠贤的附党魏广微用同年之谊来拉拢徐光启,任他为礼部右侍郎,徐光启观望事态,明智地没有就任。崇祯二年,阉党被除,徐光启为此觉得不光彩,在《再沥血诚辩明冤诬书》中说清楚这一段历史;“魏广微……秉政之日,数与人言,促臣赴任,而臣年余不至。谓臣不入牢笼。”这事说明徐光启未卷入党争,比较慎重,也说明他和他周围的西学人物与争权夺利的官场若即若离。查继佐《罪惟录·徐光启》说:“时廷臣酷水火,光启中立,不逢党。故此(指用孙元化、王徵等人的方案)置之若忘之。独天子知其学主自尽,将之以诚,不任气,特手敕以原官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因为徐光启是基督徒,所以比较超然于党争。崇祯任用徐光启是因为他有历学、水利、农事和制炮的真才实学。他任用的其他西学人物也多半是修历、造炮、练兵的专家,凭技术和专业知识效国。

  天主教徒掌握了“西学”。东林党人对天主教“西学”中的科学技术不感兴趣,但对其道德伦理和热衷。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冯应京被视为东林运动的先驱,通过利玛窦《交友论》、《二十五言》等西方式的道德哲学,坚定了他政治态度,并差最后一步而没有加入教会,成为教徒。相似的情景发生在后来的叶向高、邹元标、张问达、冯琦等东林人物身上。党派斗争需要对敌勇气和内部忠诚,在赠给利玛窦等人的诗文中,东林人物对耶稣会士身上表现出的忠诚、严谨、热心、牺牲给了最多的称赞。这些都是东林党人急需的。东林党人都是忙得没空治学的人,但他们需要建立自己的政治哲学来主导全国,基督教神学一度成了他们的参照。

  通常,中国的皇帝通过学校、科举、翰林制度,用儒学(在明代是宋明理学)来建立意识形态,教导民众。“君”与“师”,“政”与“教”合一。明中叶以后,政事荒废,王学解放人心,政治上和道德上都失去了往日的权威。人们必须重建权威。东林党在民间争取政治权威,他们还必须确立一种道德权威。整个明末,儒道佛三家的知识分子都在提倡自己的学说。有主张“气节”、“师谊”,有主张“性情”、“赤子之情”,也有主张“实学实干”的,总之这是一个学在民间,诸说并起的时代。具有丰富道德内容的天主教神学受到东林党的注视是很自然的。在叶相高《首善书院记》中就表示书院宗旨在民间砥砺道德精神,而不在学问。他所“讲学者必有素常学问之人,高不知学,何以为辞?……余乃言曰:古之所谓教学,则庠序学校尽之矣。当其时里党之所肄习,师儒之所修明,舍三德六行五伦之外,无他物也。自邹鲁兴,龈龈于洙泗凫绎之区,始言心言性,言道德仁义,而其指归不出于孝弟。”东林书院、首善书院,他们想把学校改造成古代的道德场所。

  在《三山论学记》中,艾儒略和叶向高等谈及西方政教体系,讲教会和国家分权:“我欧罗巴人国主之外,盖有教化主(教皇),其职专以诱。国主传子,教化主传贤。国主为君,教化主为师。若然,则二柄难于兼合。即泰西亦虑之矣。”讨论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是当时东林党人最感兴趣的热门话题,他们就基督教本质向耶稣会士广泛咨询,以期对西方经验有所借鉴。“(叶)文忠所疑难十数端,多吾辈意中喀喀欲吐之语,泰西氏亦迎机解之”。文艺复兴以后,西欧还没有完成彻底的“政教分离”,但“政教两立”、“信仰自由”的雏形已具,意大利、法国、德国都已出现民间文化的趋势。东林党人对此现象感兴趣,说明他们的意识中复活了像古代儒家那样担当民间道德权威的野心。“国主传子,教化主传贤”、“君”与“师”分,“传子”与“传贤”的说法很符合明儒“道统”与“政统”相分的理论。东林时代把西方学说理想化,盖有其由。

  东林党中的许多重要人物都与天主教有关系。《先拨志始》录有“东林同志录”、“东林点将录”,是一份由阉党拟定的黑名单,其中就有“天魁星及时雨叶向高”、“天罡星玉麒麟赵南星”、“天微星九纹龙韩 ”、“天伤星武行者邹元标”、“地强星锦毛虎冯从吾”、“天巧星浪子钱谦益”、“地然星混世魔王熊明遇”等,他们都有与天主教交往的明确记录。

  来源:作者授权新浪历史刊发,本文节选自《早期天主教与明清多元社会文化》。

文章关键词: 钱谦益 天主教 顾宪成 邹元标 东林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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