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重版汪精卫《双照楼诗词汇》序(2)

2013年09月23日15:57   新浪历史   作者:余英时  

  陈寅恪的话是许多人心中所同有,但很少人敢公开说出来,因为当时民族激愤高昂,一听见有人主“和”便群起而攻,目之为“汉奸”了。事实上,和或战不过是一个民族在危机关头如何救亡图存的两种不同手段,都可以出于“爱国”的动机。陈寅恪后来在沦陷的香港所表现的民族气节充份说明了他主和正是为了使中国免于“全局覆没”,然后再“徐图恢复”。同样的,汪精卫在抗战初期的主和也应作如是观。

  关于汪精卫因求和而引发的內心痛苦,最近《陈克文日记》刊布,是前所未见的第一手史料,下面将择引几则,以见一斑。陈克文(一八九八 ── 一九八六)曾参与所谓“改组派”,属于汪系,至一九三八年底“艳电”发表后始与汪氏正式分手。“七七”事变时他在行政院参事任上,与汪氏过从甚密,且极得其信任。《日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条载:

  九时驱车往谒汪先生。……先生状甚忧郁严肃,知为时局吃紧所扰。(见陈方正编校《陈克文日记辑录》(六),刊于《万象》第十二卷第八期,二〇一〇年八月,页四七)

  所谓“时局吃紧”指“八·一三”上海之战已溃败,南京也将弃守而言。汪此时通过周佛海、高宗武等与日本有所接触,已露出別树一帜以求和的意向。《日记》同月十八日条云:

  上午八时,到陵园见汪先生,先生及夫人女公子等均在坐。大家面上,都罩上一重忧虑之色。见面后,先生指示地图,说明政府迁往重庆,及军事机关迁往长沙、衡阳之意。问以外交形势,先生摇头叹息,谓友邦虽有好意,但我方大门关得緊緊的,无从说起。又说,现时只望大家一心一意,支持长久,这些且勿向外宣露。停一会又说,从前城池失守,应以身殉,始合道德的最高观念;今道德观念不同,故仍愿留此有用之身,为国尽力,言下态度至沉着坚决。见面约一小时,先生说话极少,俯头踱步,往来不已,先生精神之痛苦大矣。(《日记辑录》(七)《万象》第十二卷第十期,二〇一〇年十月,页四七)

  这是政府撤离南京前两三天的情況,汪的“忧虑”更深,內心“痛苦”也更大了。日记所说“友邦好意”则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居间斡旋和平事,汪即直接参与者之一。(见《万象》第十二卷第八期,页四五─四六,十月三十一日条)但由于蒋介石不肯松口,所以他抱怨“我方大门关得紧紧的”。最后他以“沉着坚决”的态度强调继续“为国尽力”,其实即是决心求和的一种暗示。因此一个月后在汉口(十二月十九日)《陈克文日记》中有以下一段纪事:

  晚饭后到商业银行附近汪先生寓所,以委员长纪念週中之演说词大要相告。(按:蒋在演说中强调“抗战到底,决无妥协之可能”云云)先生言,此蒋先生鼓励群众之言也。先生旋以午后与委员长讨论时局之纲要见示,并云,余非敢动摇蒋先生之决心,弟(即“但”)有决心而无办法,徒供牺牲耳。纲要若干则,最重要者认为,敌人军事胜利后将控制我之经济与财政,以中国人之钱养中国之兵以杀中国之民。对今后的危机,可谓指陈痛切,惟积极之办法若何,亦尚付之缺如。临別先生诫云,余与蒋先生所讨论者,慎勿告人,余谨应曰唯。(《日记辑录》(八)《万象》第十二卷第十一期,二〇一〇年十一月,页八四)

  汪氏的“纲要”主要是为他的和平主张提供一种立论的根据,其弦外之音是说:中国如改“战”为“和”,虽暂时受到委屈,却可以阻止日本取得全面“军事胜利”;如此则随之而来的一连串的可怕后果便可以避免了。很显然的,汪是想以战败的严重后果来打动蒋介石,逼他改变政策,然而并未奏效。

  这里我还要指出一项重要事实,即汪精卫的主和最早是以秘密方式向蒋和国民党领导阶层提出的,并非以他个人为和谈主体。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汪复孔祥熙(时为行政院长)信中说:

  弟此行目的,具详艳电,及致中常、国防同人函中,无待赘陈。弟此意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弟觉得缄口不言,对党对国,良心上,责任上,皆不能安,故决然言之。前此秘密提议,已不知若干次,今之改为公开提议,欲以公诸同志及国人,而唤起其注意也。(引自朱子家(即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香港:春秋杂志社,一九五九年,第一冊,页二〇)

  这一段话完全是事实,而且除蒋之外,其他党內领袖与汪立场相同者也大有其人。周佛海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的日记说:

  (高)宗武来,谓昨晚与孔祥熙、张岳军(群)谈,时局仍有百分之一转机;今日上午,再与孔及汪一谈。为之稍慰。(《周佛海日记全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二〇〇三年,上冊,页九四)

  可知孔祥熙、张群等都是倾向于和谈的。胡适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八日有一条日记说:

  晚上咏霓(按:翁文灝)来一电,说国內有“一部(分)人鉴于实力难久持,愿乘此媾和”。(《胡适日记》第七冊,页六一八)

  同月十二日又记翁的电报云:

  是答我的佳电(按:指十一月八日电报),说汪、孔甚主和,蒋“尚未为所动”。(同上,页六一九)

  主和派在党內忽然抬头,是因为十月二十二日广州陷落,再过五、六天武汉又陷落,军事上已呈崩溃之势。但是由于蒋“未为所动”,主和派最后还是沉寂了下去。

  在中央政府完全关闭了与日本直接谈和的大门以后,汪才决定亲自出面和日本进行另一轮的秘密交涉。《周佛海日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载:

  八时起。(梅)思平由港来,略谈,即偕赴汪公馆,报告与(高)宗武赴沪接洽经过,并携来双方签字条件及近卫(按:即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宣言草稿,商至十二时始散。饭后午睡。三时起。四时复至汪公馆,汪忽对过去决定一概推翻,云须商量。余等以冷淡出之,听其自决,不出任何意见。(上冊,页二〇一)

  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七日)周又记:

  五时偕思平赴汪宅,与汪先生及夫人商谈。汪先生忽变态度,提出难问题甚多。余立即提议前议作罢,一切谈判告一结束。汪又转圜,谓签字部份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于是决定照此覆电。经数次会谈,抑(益)发现汪先生无担当,无果断,作事反复,且易冲动。惟茲事体大,亦难怪其左思右想,前顾后盼也。(同上,页二〇一—二〇二)

  这两条记事是关于汪氏心理状态的直接史料,极为重要。但这里必须先对记事的背景作一简单交代。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和十三日,梅思平、高宗武分別来到上海,和日方负责人影佐桢昭与今井武夫举行秘密谈判。最后在二十日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双方拟定了计划,一方面,近卫文磨发表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針针”的宣言;另一方面,汪精卫则公开响应,然后再直接与日方进行谈判。为了作到这一点,汪和他的追隨者便必须脫离重庆,逃至中国境外。(参看《周佛海日记》上冊,页一九九,编注3)从上引周的两条日记可知,梅思平从上海回到香港后,立即赶到了重庆,向汪报告与日方交涉的具体结果,并商讨如何离开国境的问题。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汪在一连两天的集会中都表现出彻底推翻前议的意向。他也许对两个谈判文件──《日华协议记录》和《谅解事项》──不满意,也许感到日本不可信。无论如何,这时(十一月二十六、七日)离他出走河內(十二月十九日)只有三星期,而仍犹豫不决如此,则內心之冲突与痛苦,已可想见。

  甚至在政权即将建立之际,汪仍然內心充满着悲苦,而未露出半点兴奋的情绪。茲再举两个例子以为证明。其一、马叙伦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在上海拜访陈陶遗,后者说出了下面的故事:

  二十九年(一九四〇),精卫至上海,亟欲访我。我因就之谈,问精卫:“是否来唱双簧?”精卫即泣下,我又问:“此来作为,有把握否?”精卫亦不能肯定。(见马叙伦《石屋续渖。记汪精卫与张静江书》,引在刘衍文《<石语>题外絮语·双照楼主》一文中,页三一)

  陈陶遗是政治和实业界的耆宿,又和汪私交很深,马叙伦所记则是亲见亲闻的事,所以这条史料大致反映了汪初回上海时期的心情。

  其二:《周佛海日记》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九日记:

  七时起,陪汪先生谒(中山)陵,淒雨苦风……汪先生读遗嘱,声泪俱下,余亦泣不成声。(上冊,页二六五)

上一页123下一页

文章关键词: 汪精卫 双照楼 余英时

分享到:
保存  |  打印  |  关闭

推荐阅读

热文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