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重版汪精卫《双照楼诗词汇》序

2013年09月23日15:57   新浪历史   作者:余英时  
汪精卫汪精卫

  多年以来颜纯钩先生都抱着一个愿望,想推出一部注释本的汪精卫诗词集,让一般读者也能充分欣赏他的古典创作。在我们信札往复中,颜先生曾一再表示,政治和艺术必须分別看待,我们不应因为不赞成汪精卫的政治,便将他的艺术也一笔抹杀了。这一观点我是完全同意的。

  现在颜先生的夙愿即将实现,但他雅意拳拳坚约我为笺释本《双照楼诗词汇》写序,参与他的创举。感于他的热忱,我一诺无辞,然而也不免有几分踌躇,不知道应该从何处落笔。

  我既不懂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也没有系统地研究过诗词流变的历史,因此对于汪精卫诗词本身的分析和评价,我只能敬而远之。一再考虑之后,我觉得也许可以从两个互相关联的角度来写这篇序文:第一、我是一个旧诗词的爱好者,并且很早便已为汪的作品所吸引;第二、我又是一个史学工作者,对于汪精卫在日本侵略者的羽翼之下建立政权这一举动一向有极大的探索兴趣,希望找到一个合情合理的历史解释。因此几十年来,凡是有关汪晚年活动的记述,特別是新出现的史料,我大致都曾过目。下面便让我从这两条线索谈一谈我对于汪精卫其人及其诗词的认识。

  如果记忆不误,我想我最早接触到汪精卫的诗是在抗战时期的乡间。大约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有人把他早年《被逮口占》四首五绝写给我读。像许多读者一样,我当下便记住了其中第三首:“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当时我很崇拜“革命烈士”,因此作者在我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今天回想起来,有一件事不可理解,即写汪诗给我的人(已不记得是谁),似乎并没有告诉我,汪已投靠了日本。无论如何,在穷乡僻壤的安徽潜山乡间,汪政权的存在根本无人注意。我是在一九四六年重回大城市以后才弄清楚所谓“汉奸”问题的。

  第二次发现汪精卫的作品是在一九五〇年的香港。我偶然在报刊上读到汪的《忆旧游·落叶》词和吴稚晖反唇相讥的和什。汪词如下:

  叹护林心事,付与东流。一往凄清,无限留连意。奈惊飙不管,催化青萍,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经。有出水根寒。拏空枝老,同诉飘零。 天心正搖落,算菊芳兰秀,不是春荣。慽慽萧萧里,要沧桑换了,秋始无声。伴得落红归去,流水有余馨。只极目烟芜,寒螿夜月愁秣陵。(按:末句收入《扫叶集》改作“尽岁暮天寒,冰霜追逐千万程。”见本书注释)

  这首词是“艳电”发表以后汪在河內写的,将当时中国的处境和他谋和的心境十分委婉地表达了出来,而复创造了一种极其“凄清”而又无奈的气氛。我读后不但立即体会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的实感,而且对作者的同情心也油然而生。我当然记得元好问《论诗绝句》中说过的话:“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但是汪精卫早年《被逮口占》和这首《落叶》词本身所发出的感人力量使我不能相信这是“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钱钟书语,见《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一九八六年,页一六三)

  与汪词相对照,吴稚晖“步韵”之什虽大义昭然,政治上绝对正确,但却完全不能激动我。(按:吴词也引在本书注释中,读者可以比观。)姑且将“言为心声”的问题撇开不谈,仅就艺术造境而言,汪远高于吴,到眼即辨。我当时曾本此认识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新亚书院同学们创办的壁报上。但这是六十二年以前的事,我的原稿早已不知去向了。

  后来读到了汪氏晚年的其他诗词,我更相信我最初对《落叶》词的理解虽不中亦不甚远。试读《舟夜·二十八年六月》七律:

  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柁楼欹仄风仍恶,灯塔微茫月半阴。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平生未尽心。(见《扫叶集》)

  这是他在一九三九年六月从日本回天津的船上写的。他这次偕周佛海等人去日本,已取得日方支持,回国后将推行所谓“和平运动”,其实是建立政权。但从这首诗看,他不但没有半点兴奋的情绪,而且“神州重见百年沉”之句明明透露出亡国之音。这和周佛海及其他同路人的反应完全不同。(见后)

  总之,以我个人的眼光来看,汪的古典诗词在他那一代人中无疑已达到了第一流的水平。近人称许黄公度写的诗能“我手写我口”,我以为汪的诗词则是“我手写我心”,其委婉曲折处颇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关于汪诗的评价,让我举陈寅恪和钱钟书两人议论,以见一斑。陈氏《阜昌·甲申冬作时卧病成都存仁医院》七律起句说:

  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

  这是以刘豫比汪精卫,但重点放在诗上,称许汪氏可跻于一代诗人之林。元好问选《中州集》收了刘豫的七绝七首(卷九),都楚楚有风致。钱钟书一九四二年有《题某氏集》七律一首,专为评汪诗而作,值得全引于下:

  扫叶吞花足胜情,钜公难得此才清。微嫌东野殊寒相,似觉南风有死声。

  孟德月明忧不绝,元衡日出事还生。莫将愁苦求诗好,高位从来谶易成。

  一九四三年春季正值汪氏六十岁,陈群(人鹤)为他刊印了《双照楼诗词汇》,负责编校的是龙榆生(沐勋),世称“泽存书库”本(见龙沐勋一九四七年跋陈璧君手抄本《双照楼诗词》,收在本书“附录”三),钱与龙时相过从(见钱氏一九四二年《得龙忍寒金陵书》),所读汪集必龙氏赠本无疑。关于全诗的旨趣已有人讨论过了,限于篇幅,不能详及。(参看刘衍文《<石语>题外絮语·双照楼主》,《万象》第六卷第一期,二〇〇四年一月,页十─十五)下面我只想提出两点看法:第一、“钜公难得此才清”其实和上引陈寅恪诗句所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即高度称赏汪的诗才;不过因为钱当时是在沦陷的上海,只能用中立性的“钜公”而已。第二、钱诗颔颈两联特別点出汪诗的特色,如“寒相”、“死声”、“忧不绝”云云,而归结于“莫将愁苦求诗好”。“愁苦”自是汪晚年诗词的一个显著特色,但是简单地把“愁苦”看作仅仅是为了“求诗好”而特別制造出来的,则对汪精卫有欠公允。从我所接触到的一切內证、外证、旁证等来看,我始终认为汪诗的“愁苦”主要是他內心“愁苦”的折射。为了证成这一论点,我们必须从诗转向內心活动,对他为什么不惜自毀生平与日本谋和,求得一个比较合乎情理的了解。

  首先必须指出,汪之一意求和是建立在一个绝对性预设之上,即当时中国科技远落在日本之后,全面战争一定导致亡国的结局。因此他认为越早谋得和平越好,若到完全溃败的境地,那就只有听征服者的宰割了。但这一预设并非汪精卫一人所独有,而代表了当时相当普遍的认识。让我撇开复杂的政治界,从学术界中选一位比较客观而冷静的史学家──陈寅恪──作为代表,以说明问题。吴宓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四日的日记中说:

  晚饭后,与陈寅恪散步。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云云。(《吴宓日记》北京:三联,一九九八年,第六冊,页一六八)

  同年七月二十一日又记:

  惟寅恪仍持前论,一力主和。谓战则亡国,和可偏安,徐图恢复。(同上,页一七四)

  这是吴、陈两人在“七七”事变发生后的私下议论,陈氏两次都坚持同一观点,可见他对此深信不疑。他之所以断定“战则亡国”显然是因为中国当时还没有足以抵抗日本的武力。正如一九四四年年底胡适在美国一次讲演中所说的:

  中国在这次战争中的问题很简单:一个在科学和技术上都没有准备好的国家却必须和一个第一流军事和工业强国进行一场现代化的战争。(The problem of China in the War is simply the problem of a scientifically and technologically unprepared country having to fight a modern war against a first class military and industrial power. (见《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冊,台北:联经,二〇〇四年,页二〇三)

  这也是为什么胡适在很长一段时期內力主与日本正式进行和谈,直到一九三七年上海“八·一三”战争爆发之后才开始修改他的观点。(见《日记》第七冊,页四七三,一九三七年九月八日条)

上一页123下一页

文章关键词: 汪精卫 双照楼 余英时

分享到:
保存  |  打印  |  关闭

推荐阅读

热文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