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香港:一个人的移民史

2013年08月15日17:02   新浪历史   作者:周保松  
在书房读书的周保松在书房读书的周保松

  一

  我移民香港,22年了。

  我是1985年6月30日跨过罗湖桥的。跨过去的时候,并没想过后来种种。此刻回过头来,又显得有点欲说无从。昔日的日记相片书信还在,多年尘封不动。外面正是十年回归大庆,我独坐一室,茫然地整理一己的历史。

  20世纪80年代至今,有近百万新移民从中国内地来港。这百万人一离开罗湖,就好像细流入深海,静默无声,不知哪里去了。再出现的时候,往往便是报纸头条的伦常惨剧主角。这并非事出无因。对很多香港人来说,“新移民”一词几乎和社会问题同义,常常和家庭暴力、骗取社会保障援助、贫穷落后等关联在一起,是个不光彩的标记。新移民既是外来者,同时又被视为社会问题制造者,遂背负双重的道德原罪。很多人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将新移民尽快改造成香港人,洗去他们旧的次等的不文明的价值,接受新的先进的香港人的生活方式。新移民跨过罗湖桥那一刻,便须承认自己在文化上低人一等。这份深不见底的自卑,令新移民不愿面对过去,更加没有勇气在公共空间述说自己的历史。而主流社会不仅没兴趣了解新移民的前世今生,甚至有意无意丑化他们的形象,漠视他们面对的种种困难和承受的诸多不义。于是,新移民这一庞大群体,在据说是自由开放的香港,形成了某种集体性消声。

  新移民明明无处不在,却又彷佛并不存在;明明有话想说,却又无法可说。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因为香港本身就是个移民社会。1949年以降,历经几波大移民潮,目前七百万人口中,真正称得上“原住民”的,少之又少。但在这样一个移民城市,新移民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状态,却甚少在公共领域受到关注。两年前,我在报纸发表了一篇短文《像我这样的一个新移民》,结果收到很多素不相识的读者的电话和来信,分享他们的移民故事,情绪热切而激动。这教我诧异。那一刻,我才知道有多少新移民的郁结被这个城市压抑着。他们渴望被聆听被理解,渴望得到别人的肯认和尊重,但往往事与愿违。

  在过往大部分的新移民讨论里,经济考虑是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向度,例如新移民对香港人力资源的影响,对社会福利开支带来的压力等。政府最关心的,是如何用最有效的方法,令新移民脱胎换骨,成为有利于香港经济发展的劳动力,并减少他们对社会福利的依赖。至于新移民作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过去的个体,他们在新环境中的实存感受,在精神﹑文化﹑家庭、经济各方面遇到的种种困难﹐却往往被忽略漠视。每当有什么新移民家庭惨剧出现,媒体要么视其为个別事件,要么循例追究一下政府,要求多聘几个社工,增加几条电话热线便了事。

  1999年12月,林婕,一个品学兼优的新移民女生,不堪在港生活的苦楚,在最美好的18岁,从高楼一跃而下,死后留下这样的问题:“我很费解,我到底做错了什么?难道‘我来自内地’就是我的罪过吗?”林婕的死,迫使香港社会作了一点道德忏悔。当时的教育署署长罗范椒芬,写了一封信给全港老师,说:“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感到十分羞愧;对林婕和她的母亲,我有无限的歉意;作为教育署署长,我难以想象林婕所遭受的歧视,竟然发生在教育界、在学校里。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林婕用她宝贵的生命,打破一池死水,让香港社会一瞥新移民的艰难处境。但池水顷刻回复平静,社会并没任何改变。人们其实並不了解,又或不愿意了解,林婕为什么要死。香港这样一个“繁荣安定”的社会,没法承受置一个年轻新移民于死地这样一种集体责任。这和东方之珠的想象,实在有太大的认知和情感上的落差。于是,林婕的死,遂被视为极少数不能好好适应香港的特例。而万万千千的新移民,早已安安分分完成改造。

  一直以来,我也如此相信。以为只是自己改造得不够快不够好,才做香港人做得如此吃力。二十年过去,我才开始懂得问,为什么过百万的新移民,会在这个喧哗的城市失去声音?为什么林婕要选择死,来表达她对这个城市的怨恨?为什么一宗接着一宗的人伦惨剧,总发生在新移民身上?我开始意识到,不应只是问如何改造,而要问为何要这样改造,改造的代价是什么,谁去付这些代价。

  今天的新移民面对的困境,很多不是我这个老移民所能了解的。要解决任何问题,了解是第一步。要了解,就必须让新移民说出他们的故事,道出他们的心声。以下所述,是我的移民史。我的经历,不多也不少﹐只是我的个人经历。我对这些经历的反思,不多也不少,也只是我个人的反思。当然,我们活在同一城市,个人如何分殊,总有时代的烙印。

  二

  1985年6月下旬的某个傍晚,我放学回家,母亲说过几天便要移民香港。我呆了好一会,然后咬着牙,说,我不去。眼泪便跟着流下来。

  我不愿意离开故乡,一个广东西部偏远的小县城,因为我活得快乐。活得快乐,并不是因为富有。事实上,我家里一直很穷。我出生在农村,父母两家被划为地主,父亲1957年更被打为右派﹐是新中国家庭成分最差的阶级,饱受政治之害。我小时候在农村放牛打鱼,后来才出到县城读书。我那时正在读中学一年级,既没有考试压力,也未懂得为前途担忧,一般同学相亲相爱,日子过得无忧无虑。我走的时候,办的是停学手续,而不是退学,因为我相信自己一定会回来。出发那天,全班同学到车站相送,有人送我一瓶从江中打来的水,也有人递我一包学校的泥土。车站拥挤凌乱,我们执手相看泪眼,初尝人生别离苦。

  我能够来香港,是因为父亲早在1981年来港探望几十年不见的伯父时留了下来。父亲1951年加入农业银行工作,为人能干正直,在单位受人敬重。他申请探亲时,压根儿没想过留下来,伯父却苦苦劝他。临返国内前一刻,伯父写了一首诗给父亲:“扁舟飘忽到桃源,车水马龙别有天。凡心未了留不住,他朝徒叹误仙缘。”伯父认为香港是桃花源般的仙境,希望父亲不要再回到大陆那样的人间。几经挣扎,父亲终于放下早已收拾好的行李。我后来才体会到,对父亲来说,这是个艰难的抉择。父亲那时正当盛年,工资虽然不高,但事业发展顺利,和同事合作愉快,工作带给他很大的满足感。选择留下来,便等于放弃几十年的事业,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而他当时在布匹公司做职员,一个月工资1000元,减去租金,早已所剩无几。

  我出来工作后,父亲有次和我说,考虑职业时,一定要选择有意义,能带给自己满足感的工作。这番话,说来轻描淡写,却道尽了他的辛酸遗憾。人到中年而选择离开故土,放弃前半生辛苦累积的工作经验、地位、社会关系以至事业追求,在不确定的新环境中由零开始,代价不可谓不大。不少人认为新移民无论吃多少苦,受到怎样的对待,也是值得的,甚至应该的,因为即使从事最底层的工作,甚至领取社会援助,收入也较国内高。更重要的,这是他们的选择,因此没有资格抱怨。诚然,选择来的人,必有来的理由。而生活在香港的许多好处,更是毋庸多言。但这并不表示,香港社会可以用任何方式对待新移民,更不表示对于新移民失去什么和承受什么可以视而不见,因而对他们缺乏基本的理解和尊重。选择是否值得,每个人有不同判断。但财富多寡,和一个人是否活得有价值有尊严,并不总是划上等号。我们习惯以金钱作为判断生活是否美好的标准,却忽略了其它价值的重要性,是对生命的一种曲解。

  事实上,父亲那一辈其实无路可退。他们既不能回到过去,却又无力在新环境中赋予生活新的意义。他们面对的,是基本的生存问题。唯一的出路,是接受现实,胼手胝足努力工作,并将所有希望寄托于下一代。他们初到香港,普遍存在强烈的自卑感,自觉处于社会边缘,而曾经有过的理想和追求,只能压抑于心底深处,并随年月流逝而逐渐淡去。第一代移民的名字,往往叫“牺牲”。

  经过二十多年茹苦含辛的工作,我们家里的经济环境虽已大有改善,父亲却已垂垂老去。即使粗心如我,也常常感受到父亲的寂寞。真正能提起父亲兴致的,是和他谈起旧日国内生活种种,例如年少的轻狂,当年在银行工作的情况以至农村生活种种趣事。即使是“反右”运动和“文革”时被批斗的情形,父亲回忆起来也津津有味。但我从来没敢问父亲,香港是否他的桃花源。2007年6月30日,是我来港22周年纪念日。那天我们全家坐在一起吃了一顿饭。我问父亲,回首过去,可曾后悔移民来香港。父亲沉默良久,说,看到你们今天活得很好,我不后悔。

  严格说来,香港没有为社会贡献的概念,因为社会只是抽象地指涉个体在其中追逐利益的场所,本身并非一个实体,更不是休戚相关的社群。人们得到什么失去什么,一切归于个人,与社会无关。因此,父亲只能说为他的子女付出了多少,却不能说为香港贡献了什么。家的概念,延伸不到那么远。或许正因为此,对于那些辛苦大半生却老无所依的老人家,我们往往既没同情之心,亦无亏欠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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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香港 移民 自由 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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