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北朝鲜在朝鲜停战谈判中的关系

2013年07月25日11:28   新浪历史   作者:牛军  
1951年6月初,毛泽东主席和金日成首相在北京就朝鲜战争问题进行商谈。 1951年6月初,毛泽东主席和金日成首相在北京就朝鲜战争问题进行商谈。

  随着越来越多的档案解密,一幅朝鲜战争中东方阵营内部结构的新图景正被越来越详细地勾画出来,它表明中苏朝内部也存在复杂的矛盾。不仅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同中苏同盟有直接关联,在停战问题上中国同其盟友之间的关系同样复杂。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签署停战协定也是中方与盟友博弈的结果,因为中国是作战的主要方,但苏联是盟主,北朝鲜又同苏联保持历史的密切的关系。这与美国形成对照,后者既是参战的主要方,又是盟主,处理同盟内部问题相对容易的多。总的看来,不论是决定出兵还是最终决定停战,与盟友的关系始终是支配中国决策的一个基本因素,中国领导人的决定通常需要经过同盟国的复杂协调,才能转变为可以实施的政策。

  1,中苏朝谈判体制的建立

  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毛泽东曾经主持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下一步怎么办”。与会者多数同意争取在三八线附近停战,争取谈判解决朝鲜问题。他们认为占领三八线以北就已经达到了出兵的目的,另外沿三八线停战“各方”也比较好接受。所谓“各方”除了对手美国,更重要的是盟友苏联和北朝鲜。这其实是一个中国领导人必须要在其中做出选择的结构,他们一旦确定基本达成战略目的,影响决策的关键因素就是对手和盟友了。换句话说,他们并不能因为已经达到中国的战略目的,就能够很容易的结束这场战争。同盟国关系的复杂程度为停战谈判开始前中国领导人同斯大林的一段磋商所证明。当时毛泽东甚至表示,中国并不愿意作为主要角色参与停战谈判。

  1951年6月29日,金日成打电报给中国领导人,询问如果美方要求举行谈判,他当如何答复。此前一天,毛泽东刚收到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转来的电报,其内容是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与美国驻苏联大使柯克(Kirk, Alan G)之间会谈的内容,其中涉及到一些有关停战谈判的具体安排。毛泽东当天即去电斯大林,提出“假如谈判真能举行的话”,很需要斯大林“密切地指导这次谈判”,他说这样做的必要性是“以免上敌人的当”。

  6月30日,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发表与中朝举行停战谈判的战地声明。毛泽东接报后即打电报给斯大林,建议他“直接与金日成同志通讯,密切地指导此次会议,同时将您的意见告知我们就行了”。与此同时,毛泽东向彭德怀、金日成转发了给斯大林的电报,主要是告诉金日成,谈判以朝方“代表为主”,并直接由斯大林指导,请金日成“有问题直接向他请示”;另希望金日成“考虑和准备”谈判内容和方法,中国则派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前去“在内部帮助”。

  斯大林肯定认为兹事体大,当天及电复毛泽东予以拒绝。他说由莫斯科领导停战谈判“这是不需要的,也是毫无意义的。您,毛泽东同志,可以领导谈判”,苏联在“某些问题上提一些建议”,而且也“不能和金日成保持直接的联系”,反之毛泽东“应该同他联系”。斯大林的态度是相当明确的,即谈判将由中国领导并做出主要决定,苏联会提供一些建议。尤其重要的是斯大林明确表态不会直接与金日成来往。他心里一定清楚,过去背着毛泽东与金日成共同策划发动朝鲜战争会给中国领导人留下很消极的印象。斯大林就这样明确了三个盟友在决策结构和程序中的相互位置,即中国领导人将在停战谈判中居领导地位,而苏联则以盟国领袖的身份居间协调;金日成显然是一个配角,由此在中苏朝三国之间构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决策机制。

  2,确定军事分界线

  在中国参加朝鲜战争的全过程,“战争局部化”一直是具有战略指导意义的核心概念,这个战略概念最初是周恩来在10月3日同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会谈中提出的,当时使用的是“使朝鲜事件地方化”,中国参战的底线是美军不得越过三八线。1951年6月初,金日成曾经秘密访问北京,与中国领导人讨论了停战问题。6月13日,毛泽东向斯大林通报谈判就是要实现以三八线为界停战。斯大林在回电表示,“现在停战是好事”。沿三八线实现停战成为中苏之间的共识,也是包括北朝鲜在内的联盟合作的重要基础。

  停战谈判开始当天,朝方代表南日(Nam II)将军即提出了包括三项议程的方案。第一项是交战双方同时下达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动的命令;第二是将三八线确定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军队沿三八线南北两侧各自后退10公里;第三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美方立即表示坚决反对上述中朝方案中的第三条,即各国尽快从朝鲜半岛撤军。美国在很多战略问题上同它的盟友存在矛盾或分歧,唯独在拒绝撤军的问题上得到盟国的一致支持。结果争论持续了16天之久。后中方谈判建议北京在目前议程上对撤军问题“不宜过分坚持”,可以先达成沿三八线停战,“第二步再谈撤兵”。23日,毛泽东回电同意了代表团的意见,他说“此次停战谈判,仍应以争取从三八线上撤兵停战为中心,来实现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问题可以以后再谈。

  中、朝代表团经过研究,于7月25日提出一项包括5点内容的折中方案。7月26日双方就谈判议程达成协议。此后,从7月27日到11月27日,双方谈判聚焦于军事分界线问题,中朝代表团提出以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实现停战。8月10日,李克农向毛泽东报告了当天谈判的情况。他说美军代表乔伊(Joy,Charles Turner)在发言中表示,美方可以调整其军事分界线的方案,提出“应当根据实际军事形势来讨论军事分界线问题”。第二天,毛泽东在给李克农的电报中提出了新的设想。他指示中朝代表团可以提出更为可行的建议,可以以三八线“定为双方军事分界线的基线”,并以这条基线为依据建立非军事区,双方军队可以根据地形的实际情况后撤,“不必一律向后各撤十公里”。

  8月12日,李克农、邓华、解方和乔冠华等根据新的谈判情况电询北京说,“对三八线问题必须做出明确的决策”,美方的目的是按当前双方所处的战线停战,并愿意为此做出一些调整;而且中朝方面要迫使美方接受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是不可能的”;所以有必要做出决定:“为三八线斗争并准备谈判终止,还是避免谈判破裂,为停止军事行动进行斗争”。他们主张 “最好考虑在当前战线所在地区停止军事行动的问题,而不再为三八线进行斗争,以免导致会谈终止”。

  8月13日,周恩来代毛泽东复电李克农等,要求他们认真研究美方在谈判中的立场,并要转告金日成也考虑上述情况,在谈判中应当把“三八线同当前战线结合起来,甚至把军事分界线同缓冲地带结合起来”,为提出“商定的折衷方案做伏笔”。中国领导人随后即与盟友展开沟通。 8月17日,毛泽东打电报向金日成,通报了对军事分界线问题的新方针。中国领导人后来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详细解释了军事分界线调整问题,他们同时也告诉斯大林,金日成6月初在北京会谈时“便有此意”,中国这次也是“得他同意后始行提出的”。

  8月22日夜,美军机在开城的中立地区投掷炸弹,并扫射了中朝代表团的驻地。在此之前,即8月19日,联合国军已经发动夏季攻势。谈判因此中断。这中断期间,志愿军展开反击联合国军夏季攻势的作战,中国领导人同时也在分析和判断美国的真实意图。毛泽东本人仍然相信,美方有可能“在拖延中寻找转弯的办法,并在军事分界线的问题上求得妥协”。毛泽东曾将他的上述判断告诉斯大林,并请斯大林转告金日成,建议在谈判中提出邀请中立国家作为监察员的问题。

  斯大林并不赞成毛泽东的判断,这给中国领导人造成困扰,至少拖延了他们的行动。斯大林认为 “美国人更愿意继续拖延谈判”,而且一旦由金日成提出中立国作为监察员的建议,将使美国人认为中朝方面急于停战,这对中朝“没有益处”。斯大林的态度同他从苏联驻朝鲜大使馆获得的那些目的十分可疑的报告有关。根据这些报告的陈述和分析,这个时期中国与北朝鲜之间存在明显的分歧,焦点就是中国希望更早一些地结束战争,而北朝鲜领导人则担心会因此而被强加上对他们不利的停战条件。苏联使馆一秘佩图霍夫编写了一份报告,声称美国在战场上掌握着主动权,苏联、中国和北朝鲜的一些行动被美方认为是“软弱、被迫求和的表现”。现在北朝鲜方面担心,他们“会被强加上破坏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威信的停战条件”;中国则“拒绝进攻性战役”,“力图尽快结束战争并摆脱援助朝鲜的负担”。报告还描述了在北朝鲜存在所谓对苏联十分有利的情况,即北朝鲜领导人对中国“明显冷谈”,而对苏联的期盼则“越来越坚定而广泛”。苏联驻华盛顿远东委员会代表处也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分析说,杜鲁门政府选择了“无限期拖延停战谈判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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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民国 知识分子 政治 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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