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新秩序:袁世凯称帝实为重建治理

2013年05月23日12:27   新浪历史   作者:秋风  
陈独秀(1879-1942),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人。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行者,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  陈独秀(1879-1942),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人。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行者,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

  1915:袁世凯称帝的原因在于宪法出不来

  新浪历史:对于1915年的12月12日洪宪帝制,有些人说是因为袁世凯的信息受到了蒙蔽,说他的儿子搞了一个假的《顺天时报》,我觉得以袁世凯的精明,他不可能为此而称帝。

  秋风:当时确实已经处在了秩序解体状态。我们接着讨论秩序新政的问题。我们刚才分析了政治秩序的混乱,因为没有宪法,政治缺乏中心,缺乏一个真正的权威来笼罩所有的政治力量。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文化秩序的崩塌,这跟帝制的终结有直接的关系。很多史料都呈现了1911年~1913年基层社会的混乱,相当严重的混乱。当时,黄兴向袁世凯提出要尊孔,这点我们也要把它放在历史的过程中去观察。

  新浪历史:1913年袁世凯搞了一次祭孔,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有不少人认为他是为了恢复帝制做准备。

  秋风:我们回过头来看,其实尊孔是所有严肃的思考中国社会秩序问题的有识之士最终都必然提出的一个问题,我们回过头来看这100多年的历史都是这样,第一个是康有为,康有为设计了中国第一个现代国家的方案。他第一个提出了尊孔的问题,为什么?我觉得这是他那思想深刻的地方,就是任何稳定的秩序都是以一个价值共识作为它的底盘的,所谓人心问题,秩序归根到底是人心的问题。

  那么康有为很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就是传统中国的人心是由儒家来塑造的,而儒家它不是一个宗教,用我的话来说儒家是一个文教,而这个文教是依托于政教,这就是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含义。政府就是一个教化体系,从西汉中期以后建立这个政府他很特别,它其实是政和教合一的,但这个教是文教,或者我们换一个更通俗的词,就是教育。儒家就是通过教育,就是世俗化的教育体系来驯化人心,然后来塑造一个价值共识,来塑造士绅群体,然后通过这几个要素来实现一个社会的整合。要建立现代国家,这个政教体系就会瓦解,政和教就会分开,因为在一个现在的国家里面,一般来说,这个政府就不承担教的功能了,包括他们当时的理解,就是政府都偏离了,都不承担文教这个职能,教育这个职能甚至都不承担了。那么中国人的价值共识靠什么来维持?所以康有为就提出,在他提出建立宪政国家的同时,他就提出了建立一个孔教,他要建立一套这个从中央到地方一个完整的孔教建制,建制化的一个宗教体系。当然从我现在的立场上来说,我是不赞成那么做,但是他这样一个孔教的设想,显示了他对一个就是国家秩序的构造原理深刻的理解。

  “中体”是为了反对西方霸权,“西用”是为了学习西方制度

  新浪历史:当时革命派对这个传统,看法也有分化的,早在1905年,章太炎就提倡过国粹,主张“革命之道德”。尽管他与康有为不和,但二人的逻辑有共通之处,在某一定程度上市,站在一个民族主义的立场来反这个西方的文化,但他同时又占在古文的立场来反文言文,也便有了一种既反专制又反殖民的双重的立场。

  秋风:这个下面我会讲。我们先回溯到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其实这个“中体西用”我们不应该只从文化开放或者封闭的立场上来理解,它实际上是一个建国方案。也就是说他希望在这个现代国家体系中,仍然保留一个文教的机制,用他来塑造国民的价值共识。张之洞这个立场,应该说是立宪派的普遍立场,这个当然是跟立宪派的教育背景有关系的,因为立宪派基本上都是接受过完整的儒家的教育,再加上他们都身在基层,所以他们十分清楚这个价值对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性,他们通常都是比较支持文教这个体系。接下来说革命派的文化历程,应该说革命派在革命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中国人的价值共识与君主之间的密切关系。但是在革命之后他们立刻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因为推翻了帝制不仅仅是一个政体的变化,其实他还是文化政治格局的变化,也就是说这个文教消失,文教在这个政治的结构中没有了,那会导致混乱,所以这个袁世凯的尊孔的主张是受这个黄兴启发的,或者应黄兴提出的。

  我最近看马勇的一本书,叫《大变革时代》。那里面就引了袁世凯的一篇关于尊孔的文告,开始就说应南京留守,黄兴说我们要尊孔,其实我在这之前我在看这个材料之前我就提出了一个看法,其实在革命派,他们曾经经历过一次保守化,当然我当时是看了其它的材料。这保守化当然主要是体现在他们的文化立场上,他们也体现在这个政治主张上等等各个方面,所以其实当时在这个革命派,他们都已经深切的意识到了要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就必须尊崇儒家,所以袁的尊孔绝不因为他守旧,因为他腐朽,因为他这个要复古,不是,也绝不只是康有为的主张,他当时是这个精英群体普遍的看法,当然是这个大概比较成熟的精英群体的普遍的看法,其实也包括部分革命党。我觉得这是需要澄清的事实,因为现在大部分人认为这是袁自己和一小撮人为了恢复帝制,才采取的一个策略性的主张,实际上不是。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深邃的政治思考在里面,就是要建立还是回头我们讨论这个议题就是秩序如何建立。那么袁其实是从两个不同的方向想思考这个问题,一个就是恢复帝制,重建政治的中心,再一个就是尊孔,建立一个价值的中心。这两者之间可能有关系,但他并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他都是服务于同一个目标那就是在帝制解体之后这样一个混乱的状态下,重建一个政权的秩序,我觉得这些考虑其实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简单的这个抨击,批判,丝毫无助于我们去思考现代转型之道。

  新浪历史:袁世凯称帝存在两个名分问题。从清廷的角度来看,袁是前清臣子,如果称帝就是僭封;从共和的角度来看,这是叛离共和,是复辟。

  秋风:是的。那么回过头来来看,虽然我说这个袁的努力是可取的,但反过来我也会说,他的说做法本身是存在很大问题的。首先,就是帝制本身要想恢复,已经不具有这个正当性。因为经过革命,经过共和的这样一个生活经验,大众普遍都不能够接受帝制。袁的颟顸之处,在于他看不到这一点。我前面说过,袁其实缺乏道德理想,导致了他缺乏政治上的洞察力,他不明大势,那只能计算当下的利益得失,但他看不清这个社会演变的这种大的趋势。那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假定是曾文正,处在那个位置,他决不会去做那种事情,这就是袁的重大缺陷所在。

  再一个就是说,尊孔虽然他的用意是完全正当的,但是他那个做法本身也是存在很大的问题。也同样是没有看到当时另外一个社会大势,那就是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1915年《新青年》创刊,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它具有象征意义,那就象征着现在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国登场。在此之前,都是世人,其实包括革命者,虽然他们都是留学生,但是他们的身上也是士大夫的那种气质,要更强一些,他们并不是现代知识分。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混淆着这两个概念,甚至包括余英时先生,都说这个儒家的世人就是知识分子,这属于一个概念的误用,因为知识分子是一个现代现象,他跟士人之间有巨大的差异。比如说,士人天然是行动的,而知识分子就是议论的,我们看到胡适,他就是议政,他不会参政,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立场。所以说,知识分子天然反建制,所以新青年一登场就是反建制的,反文化建制,反政治建制等,一切都反。

  孙中山与陈独秀不同:前者是士大夫,偏于建设;后者是知识分子,偏于破坏

  新浪历史:新兴的知识分子群体在当时,确实创建了一个新的社会空间——大众舆论,1915年前后,开始出现了一个大众舆论空间,其核心受众群体是青年学生。1905年开始学制改革,这个时候入学的学生,到1915年,不少进入大学或者已经毕业。社会也相应地出现了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群体。

  秋风:青年专业人士群体就是新兴的中产阶级。其中有一部分人就变成了知识分子,那么这个群体,其实和民国初年参与共和建立的那个群体之间,是两代人。所以,1915年以后的变化其实是代际之间的冲突。他们前面的一波人,就是共和的建立者,我们讲的四类人,他们都是传统的士大夫。那么,新兴的、通过大众媒介发挥巨大作用的群体是现代知识分子,他们看到了袁的尊孔,他们的反映,和前面的那些人就不同了,完全不能够接受。当时,袁世凯本人和他的周围那些人,都没有看到这样一个大势,所以采取知识分子无法接受的形式来构建社会治理秩序。最后导致的是两个结果,一是激起了政治上的激进,一个是激发文化上的激进。这两个激进的思潮,开始迅速蔓延,在整个中国社会的场景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到这个时候,所谓的共和,第一个共和的结构其实也就瓦解了。在1911~1913年,尽管有分歧,但他们是有共识的,他们的文化观念都是相同的,最终的政治理想也是相同的但就在短短的三四年,脆弱的妥协就破产了,社会治理秩序也就瓦解了,这个瓦解它其实是有很多因素导致的。

  那么,共识在哪里,如何构建完整的社会治理秩序?这个问题在今天重新浮出水面。

  (受访人:秋风,采访人:周绍纲,本文根据采访录音整理,未经秋风审订。)

  专访秋风:1913年社会治理秩序的崩溃(一)

  专访秋风:1913年社会治理秩序的崩溃(二)

文章关键词: 士人 知识分子 建制 秋风 袁世凯 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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