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遮蔽的陈独秀

2013年05月23日09:51  新浪历史   收藏本文     
陈独秀陈独秀

导语

暗杀与死亡激发起恐惧、仇恨与愤怒。但是,这一代人很快又发现,1911年武昌起义的成功,并未带来期望的结果。满族人的统治结束了,但新世界却并未到来。

作者简介
许知远,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现为《东方历史评论》主编,著有《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纳斯达克的一代》、《时代的稻草人》等。

  “大概就像我这么高吧”,老人和青年人并排站在一起,一边用手上下比划一边说。他略感奇怪,这个前来拜访的青年想知道他父亲的身高,还想知道当年他父亲在江津逝世后,尸骨是从水路还是陆路运到县城的。

  这是1988年的冬天,安庆城又被裹进了潮湿、寒冷之中,屋内的供暖总是很差,经常比户外更寒冷。年轻人叫朱洪,32岁,是安庆市党校的一名教师,如今他正准备完成他的第一本书。和他比个头的老人叫陈松年,78岁,像大多数这个年纪的人一样,和善、天真,容易沉溺于琐碎的事物。当谈起他的父亲时,除去生活里细节,他似乎没兴趣进行任何深入的探讨,尽管在父亲人生最后岁月里,他是唯一陪伴左右的儿子,而他的父亲又曾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扮演如此显赫的角色。

  他或者是遗忘了,或者主要选择不思考。朱洪多少能够理解他的内心,在过去三十年,他的身份——“陈独秀最小儿子”给他带来的不是本应的荣耀与骄傲,而是紧张与忧虑。

  即使仅仅作为一名研究者,朱洪仍能清晰的意识到阴影曾是多么强大。五年前,当他决定以陈独秀作为研究课题时,他的师长警告他“这是在踩高压线”,“这个案是不能翻过来的”。

  朱洪从未想过去翻案,他被一种好奇心所牵引。已被“右倾机会主义”、“托派”甚至“汉奸”这些粗暴标签覆盖的陈独秀,会是怎样一个人?他的一生是如何度过的?

  旋即他发现自己被拖进了一个复杂而陌生的世界。倘若你要理解陈独秀,就必须了解晚清到民国的转变,了解他的朋友,吴越、胡适、钱玄同、蔡元培,刘半农……这些名字似乎都很熟悉,但却又很陌生。

  出生于1956年的朱洪,算是典型的革命者后代。他的父亲是南下干部,随着获胜的共产党军队到来,留在安庆,成为当地的一名官员,他的母亲也为地方政府工作。他们坚信一个新时代已经到来。

  毛泽东在1958年的到来,曾给这个小家庭带来无限的欢乐与回忆。那是大跃进的高潮时刻,毛泽东从武汉顺长江而下,来到老城安庆。在短暂的停留中,他在长江游了泳,视察了安庆一中,校园里也搭建了土高炉炼钢铁。似乎很少人意识到这是灾难的序幕。上万人拥挤在人民路上,随着毛泽东的缓慢行驶的小轿车奔跑。这天人民路上,失落了许多东西,其中,最多的是七零八落、各式各样的鞋子。他的父亲特意新穿的皮鞋也跑丢了一只,不过他看到了毛泽东的面孔。朱洪的母亲,则是毛泽东乘坐的轮船上两位临时接待员中的一位,与毛主席面对面的经验,让她一生难忘。

  几年后,个人崇拜演变成一场真正的全民狂热。一个更为诡异的时代开始了。一方面,人们对于一个人产生了如此强大的迷信,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足以成为思想和行动的指南,不容质疑;另一方面,人们去破坏、摧毁所有昔日的偶像和信仰,寺庙里的佛像、几百年的碑文、家传的信物、父子、夫妻关系,朋友间的友谊,都成了过时之物,必须被销毁;一方面,人们宣称这是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另一方面,它又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反文化、没有文化的革命,单调的标语、单一的思维形态禁锢每一个人,粗暴战胜了精致与优雅,割裂了文化传统,也将整个世界抵挡在门外……

  和他那一代的大多数人一样,朱洪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青春,依靠零星获得的书籍和思想,获取养分。1978年,他考取宣城的劳动大学,学习哲学。

  就是在哲学课中,他第一次更为系统的接触到陈独秀。思想禁锢的阴影仍然浓重,哲学是按照阶级斗争来划分的,与党的关系成为了衡量一个人物的最重要的标准,这标准中写满了“成王败寇”。陈独秀则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要为大革命失败负责,背叛了中央,成为了托洛茨基派。至于他之前的功业被一笔带过,他创办的《新青年》,与他紧密相关的五四运动,都仅仅被视作孕育中国共产党的前奏。

  四年后,朱洪开始以陈独秀为研究对象时,他首要的任务是将这位历史人物从僵化的党派定义中解放出来,重新置于时代背景中,他是一个身经历史转变的知识分子,一个丈夫、父亲、朋友,而不仅仅是一个党派的建立者。

  朱洪试图建立起和陈独秀和他生活的时代的联系。他翻阅页面发黄的《安徽俗话报》、《新青年》,查阅老一代人的口述记录,在安庆的老城区闲逛,当然也与陈松年的见面。

  在一张老照片里,他与陈松年隔桌而坐,探着身子在说话。两个人都穿着深蓝色的中山装,朱洪带着黑色的鸭舌帽,正侧耳倾听。陈松年正张口讲着什么,颧骨突出,鼻梁挺直,脸部的线条清晰、富有楞角,黑灰白夹杂的短发竖立在头底,皮肤黑黑的,据说他很像青年陈独秀。背景则是一个杂物架,香烟、水杯、粉笔、苹果,无序的摆放在一起,散发着物质刚刚开始丰富的八十年代的味道。他住在这两间十多平米的小房子,已很多年。

  每一次,朱洪都带上一包香烟,陈松年就一支接一支,边吸边谈。这样的见面没进行几次,1990年冬天,陈松年患癌症去世,去世前还滑了一跤,摔坏了腿。

  朱洪的《陈独秀传》的出版,是一个漫长而无望的过程。1983年,当他写完只有6万字的《陈独秀传略》,正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高潮时刻,这样的研究难以发表,1989年,他完成了更厚、更全面的《陈独秀传》、准备出版时,天安门事件发生了,书稿再次束之高阁。

  二

  当朱洪讲起这些往事时,我们坐在一家名为金色年代的茶餐厅里吃煲仔饭。餐厅内的装饰象征着此刻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想象。矗立的罗马柱、天花上的仿制的水晶灯,还有巴洛克风格的红色沙发,墙壁上还有金黄框的油画肖像,青一色的十九世纪人物,我对面这一幅满是落腮的白胡须,像是屠格涅夫、又似乎是托马斯·卡莱尔……

  餐厅里飘散着饭菜香和周杰伦的含混唱腔。餐厅正临人民路,半个世纪前万人围观毛主席车队的就发生在这里。陈松年住过的那幢二层楼房就在马路对面,几年前它被拆除了,让位给一座更高、贴满白磁砖的新大楼。而在楼旁则是徐锡麟的纪念雕像,1907年,这位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起义者,正是在这里被处死的,他的心肝被挖出来,被恩铭的亲兵炒来吃了。

  那是个激越而肃杀的年代。没有资料记载,陈独秀听到这一消息的反应。那时,他正在东京,和章士钊、苏曼殊同处一室,学习英语和法语。他28岁,人生阅历已显得过分丰富。他中过秀才,读过新式学堂,开过图书馆,创办过报纸,研制过炸弹,组织过暗杀团,他的倔强性格和过人才华已有显现,但没人能预料到他日后的成就。他只是那一代青年中的一位。他们目睹着中国的声誉在十九世纪末跌入谷底,看着外来者正准备瓜分古老的家园,亲历已经传导了上千年的价值观、知识系统的崩溃,体验着作为睁开双眼的一小群人的悲愤与无力,他们既不知如何抵御外来者的侵蚀,也不知如何去唤醒仍在沉睡的广阔内陆……

  他祖父一代的杰出人物们,选择了自强,以为只要引进坚船利炮就足以捍卫自己的价值观,比他们更年长一代的维新派则希望达成制度上的变革,但寄望于皇帝的指令。到了他们这一代,这一切都被证明为幼稚的幻影。一种新的情绪正在升起——只有清除掉满族人的统治,将中国重新收回到汉族人的手中,变革才可能真正发生。在二十世纪最初的十年中,排满比抗拒俄国、日本或是英国,更占据着年轻一代的心。比起将近三百年的官僚机构,这群年轻人势单力薄。暗杀成了这种不对等冲突的选择。

  那是个重义轻生死的岁月。1907年的陈独秀已目睹了自己朋友的一连串死亡。在1902年的东京和自己一同剪下学监辫子的邹容已病死在上海的狱中,时年18岁,他那本《革命军》风行中国;他的安庆同乡吴越也死在刺杀出洋五大臣的火车上,自制的炸弹不够精密,列车启动引起的晃动提前引爆,五大臣只受了轻伤,吴越却应声而亡……

  暗杀与死亡激发起恐惧、仇恨与愤怒。但是,这一代人很快又发现,1911年武昌起义的成功,并未带来期望的结果。满族人的统治结束了,但新世界却并未到来。

  在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仓皇逃出安徽,并差点在芜湖丢掉了性命。之后,他跌入了人生最低谷。袁世凯解散了国会,实行独裁,北京城内的复辟风声不断吹起。政治的恶化导致了道德的继续溃败,各种光怪陆离的现象不断的出现,似乎共和制带来的不是新时代,而只是更让沉渣泛起。

  个人生活的不幸又加剧了他的悲观。他在上海以编辑为生,却发现销路不及去年的十分之一。1914年夏天,在给东京朋友章士钊的信中,陈独秀写道:“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费,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惠及农商。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匪探之外,无不轻生重足而立……”他说自己“静待饿死而已”,而这个国家唯一的希望是“外人分割耳”。

  但一年后,《新青年》杂志创刊了,它几乎立刻象征了另一个变革年代的到来。中国的问题不仅是技术上落后,专制政治制度只是表面的现象,根本的原因是文化。统领了中国两千年的儒家文化,才是一切不幸的源头。此刻,最重要的工作要去埋葬这种旧文化,将个人从这种文化束缚中解放出来。

  同时,它也将希望交给了一个新群体——青年。对于一个一切依赖于习惯、稳定的农业社会来说,老年是力量的中心,他的经验和价值观是智慧的源泉。但在这个强调变化与竞争的新时代中,青年才是希望所在。他们的智慧与性格都尚未成型,他们能带来新的可能性。

  接下来的5年中,陈独秀迎来了人生中最辉煌的岁月。他主办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杂志,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大学的文科学长,缔造了一场文化运动。在围绕《新青年》而兴起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中,他没有鲁迅的穿透力、胡适的学术素养,却是所有人中最具方向感的一位。他寻找目标、树立标靶,呼引众人一拥而上。

  但是这一切似乎太慢了。文化拯救的方案诱人,却让人迟迟看不到结果。陈独秀选择了将影响力转化成行动,他介入实际政治,组建党派,期待用更快的结果。

  但他的悲剧性也由此展开,他被自己一手缔造的组织所吞噬。以至于他离世60年后,他的丰富个体性,似乎仍埋藏在那些简单的标签里。

  三

  朱洪的《陈独秀传》最终在1994年出版。我没读过这本书,不过这并不重要。我见到他时,又15年过去了,他已经写作了将近二十本与陈独秀相关的著作,把它们叠在一起,快够得到他的下腰了。这些著作经常情节重复,也没有寻找到理解的新角度,缺乏历史的洞察力,但它们逐渐拼起一个完整的陈独秀的生平,它已经实现了他25年前的设想。

  但即使如此,朱洪真正感兴趣的仍是陈独秀与党组织的关系,而不是他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他津津乐道于他与王明、毛泽东之间的纠缠关系,提及了新一代中共领导人正重新评价陈独秀。权力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诱惑,从未减退过。

  超过两周的时间里,安庆一直在下雨。长江边的码头静悄悄的,像是陷入时间的停滞。这座安徽南部的江城,像是中国很多三级城市一样,被忽略、被遗忘。很少有人记得,就在一个世纪前,它是安徽的省府,是繁华的港口,是中国不多的开风气之先的城市。这里产生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造出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办了中国最早的白话报纸之一,创办了一批新式学堂,孕育了一代革命者。

  那时,长江是主要的航运通道,货物、人员、观念,在此繁忙的传递。长江上客运业是不同国家争夺的对象。飘着米字旗的怡和、太古洋行,悬挂着星条旗的旗昌洋行,来自日本的船运公司,还有清王朝的招商局,它们的客轮都曾云集如此。沿江而下,就是南京、上海,中国最繁华之地。安庆人习惯了听轮船的汽笛,也习惯了外来的观念。陈独秀、吴越这批年轻人,不正是在南京、上海、接着是东京,看到一个崭新世界,并准备用新理念来改造旧中国吗?那个安庆,是古老的桐城学派,和现代的西方冲击,共同造就的。传统与革新之间的张力,激发了一代人的才情,陈独秀本人不正像是传统的文化、码头文化和西洋理念的混合体吗?

  现在,安庆扑面而来的是它的没落。城市里仍有旧时代的记忆,但是早已面目全非。徐锡麟街、吴越街,除去名字,它与那些人与事,毫无关联。几年前建立起陈独秀的墓园,崭新得毫无历史的风霜,而纪念馆中空空如也,只剩下喷绘出的单调历史纪录。倒是墓园不远处的水泥厂说出了这个时代的新故事——那些巨大的管道与柱子,像是乡村的闯入者,格格不入却又强大有力。江边的陈家的老屋早已被拆毁,只剩下一条两米长的石条案孤零零的横卧在那里,老屋的遗址归属当地的自来水厂,被修建成了平整的篮球场。当我们试图进入参观遗址时,面目阴沉的保安像是对待窃贼一样警惕,仿佛陈独秀一直是自来水厂的私有物产。老屋原址还竖立着一块墓碑,它建立于1990年,上面只说这是革命烈士陈延年、陈乔年家的旧址,刻意忘记了陈独秀是他们的父亲……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责编:dongle)

文章关键词: 中国 陈独秀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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