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秦晖:俄国立宪派的衰落

2013年04月12日18:14  新浪历史   收藏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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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在19世纪末的俄国,立宪民主党保守化,但社会并没有与它一起保守化。立宪民主党正如马克拉科夫所坚持的那样,由不喜欢“革命”变成了害怕“革命”,但“革命”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害怕便不再发生,而一旦发生,它的害怕者便已对它全无影响能力了。

作者简介
金雁,1954年生于西安。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联-俄罗斯、东欧问题研究专家。秦晖,生于1953年12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19世纪末传统公社世界面临现代化的挑战时,俄国上层利益的代表者,一部分留恋传统公社世界的宗法权威与等级权益,害怕自由竞争与分化冲垮等级壁垒,另一部分痛感传统公社妨碍资本积累与契约关系,主张仿效西方,实行市场经济与立宪政治。俄国下层利益的代表者,一部分醉心传统公社世界的“平均”与“民主”,害怕西方与上层的“个人主义”毁坏了这些可贵的因素,另一部分人痛感传统公社为专制之基、奴役之源,主张按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依赖性—人的独立性—自由个性”的发展理论争取解放。这构成了俄国政治—思想界最基本的四个阵营,它们的关系如图6-1。

图6—1图6—1

  苏联时代传统上分别把这四个框框对应于地主(官方正统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农民(民粹派)与工人(社会民主派)四个阶级,这当然是一种纯逻辑的划分。到1905年革命时,这四派都已有了相应的政治组织(如框中括号所示)。而在这以前,它们主要是以思潮的形式通过论战发生关系的。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它们之间的组合趋势大致是:上图中的“横向”之分(即两传统派与两现代派间的对立)远甚于“纵向”之分(即两上层派与两下层派间的对立)。当时的社会民主派与自由派(首先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自由派是指以后来的立宪民主党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反对派,不包括像维特那样的官方开明人士)的距离相对较近,实际上形成了共同反对专制主义与民粹主义的联盟。这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首先,俄国的社会民主派与自由派开始时都具有强烈的欧化或西化特征,在当时的文化论战时基本都属于所谓西方派。被称为“所有俄国政党中最西化的党”⑨的立宪民主党自不待言,社会民主派在很长一个时期也自称为“西方的社会主义”者。普列汉诺夫曾明确地说:“‘俄国特殊’的理论变成停滞和反动的同义语,而俄国社会的进步因素集合在深思的‘西欧主义’的旗帜之下。”⑩而当时的民粹派与官方正统派都是打“传统”牌的。其次,在人事方面,俄国立宪民主党的许多领袖如П·Ъ·司徒卢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别尔嘉耶夫等都参加过社会民主党,都曾是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并没有作严格的区分。他们办的《解放》杂志在1903年就曾指出:“绝不能把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互相分割开来或者简直彼此对立起来,就它们的基本思想来说,它们是一致的和不可分离的。”别尔嘉耶夫当时也指出:“自由主义根据它的理想提出了发展个性、实现天然权利、实现自由平等的目标,与此相应,社会主义只是顺理成章地贯彻这些永恒原则的种种新的方式。”正是由于立宪民主党的很多人,特别是一些领袖人物对社会主义的这种认识,也就必然造成其纲领的相似性。

  早在立宪民主党1905年纲领出台时,立宪民主党领袖们便自信地认为他们的纲领是相当激进的。米留可夫曾指出:“我们的纲领无疑是西欧一些与我们相类似的政治团体所提出的纲领中最左的。”西方历史学家也认为,“立宪民主党纲领的社会改革条款与两个主要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的‘实际’要求(最低纲领)十分接近,(接近得以至于使一些历史学家把立宪民主党纲领的土地篇看成了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了)”。前面我们曾提到,当时维特一类的官方人士也把立宪民主党看成“左派革命家”。这也足见其并非像苏联时代一些著作说的那样只是“软弱”、“妥协”。

  近来我国也有学者对立宪民主党的俄国改造方案作过剖析,指出“它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的确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关于民族文化自治、关于公民权利、关于改革预算、废除赎金、降低间接税、实行遗产累进所得税,还如关于工人结社、集会、罢工自由、劳资间订立集体合同保证双方的权利与义务、8小时工作日、童工以及工人社会福利问题等。但最典型的还是在土地问题上,自由派与社会民主派在斯托雷平改革前的土地纲领都坚持两个基本原则,即一方面废除大地产制,另一方面给农民以自由,解除村社束缚,反对民粹派的“土地社会化(实际上是村社化)”,也反对像后来斯托雷平那样的“地主的土地革命”。

  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方案的主要内容就是:土地部分国有化,建立土地储备。土地储备主要来源于国家的、皇室的、阁部的、寺院的土地及一部分以赎金的形式征用的地主的土地。小地主的土地、份地、工厂和农业企业用地、庄园用地、城市畜牧用地不得强行使用。应按“公正”的而非市场的价格征用地主的土地,由国家负担费用,以土地的经营方式作为主要的估价标准,土地部分国有化,设立土地储备是立宪民主党土地纲领的核心内容。

  与1885年劳动解放社的土地纲领和1903年、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两个土地纲领相比,双方的确有许多相似点,如:

  1.双方都主张废除大地产,但却对没收资本主义性质的大地产有所保留,因而实际上是要废除封建性大地产。这是双方在俄国要发展资本主义这一当时的共识之下所形成的看法。立宪民主党人认为,大地产积弊无穷,是“现存的土地分配不公正的直观证明”,是要求自由发展的农民“眼中钉”,因此必须无条件、强制性地废除,但在操作上它主要主张征用“生产效率低”的土地,对于经营效率高的资本主义庄园与经济作物种植园都列为禁止征用之列。关于这一点,社会民主派是用规定征用范围的形式来表达的,如1903年纲领规定要没收寺院、教堂、皇族、阁部及皇室的庄园,而没有规定没收一切大地产。列宁指出,当时实际上是想通过没收“割地”来区分两种性质的大地产的(因为那时割地上多实行工役制,而在1861年以前的村社外庄园中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较为集中)。可见双方在这一点上当时并无根本差异。双方的区别在于社会民主派主张用无偿没收的方式剥夺大地产,而立宪民主党则主张用较温和的赎买方式。但赎金不由农民而由国家支付,赎买属于强制性,赎价不按市场价而按“公正”价(意指必须接受国家指出的较低价格),因此实际上这种赎买具有征用性质。从地主的角度看这当然是够“激进”的。

  但1905年革命爆发后,社会民主派的土地纲领进一步激进化,从1903年的“收回割地”发展为1906年的“没收除小地产以外的私有土地”,而立宪民主党的土地纲领则在1907年后的“反动”形势下有所退缩,提出赎金的一半由农民支付。双方的差距开始扩大了。

  2.双方都反对民粹派的土地社会化(即村社化)主张,强调农民应当有自由地产。在这方面,社会民主派的纲领更为明确,它在1885年的纲领中几乎只有(用列宁的话说)“唯一的要求”,就是农民退社自由和废除连环保。1903年与1906年纲领则明确承认农民“小地产”的产权自由,而立宪民主党因为头一个土地纲领公布时连环保已废除,所以没有十分突出的村社问题,但它通过反对土地社会化与土地国有化,从否定的方面表示了对农民自由地产制的支持,立宪民主党人在发言、文章中对村社制度的大量批评也是如此。正如今人所总结的:“立宪民主党认为农民公社的解体是俄国进步的自然的和必需的因素。在立宪民主党眼中,两位一体的解决方案:增加农民拥有的土地、促进俄国农村的非公社化,是建立英国式政治的社会基础所必需的。”

  可见,在1905年革命与斯托雷平改革前,俄国自由派与社会民主派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是相当接近的。正因为如此,直到斯托雷平改革以后,如列宁所说,也仍然有不少社会民主党人认为“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政策比民粹派的土地政策进步”。

  社会民主派与自由派比较接近,在当时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俄国的社会民主派本身正是在政治自由问题上开始与民粹派决裂而打出自己的旗号的。社会民主派与民粹派之间第一场论战,并不是如同后来一些著作所说是关于俄国特殊道路与村社问题的分歧,而是关于“政治斗争”。因此毫不奇怪,普列汉诺夫的《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便成了俄国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一部文献。而所谓“政治斗争”问题,当时实际上就是指政治自由问题,即是要自由宪政、议会民主还是要雅各宾式的“人民专制”的问题。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社会民主派坚持前者,并正是在这一点上首先显出了他们与传统民粹派的本质区别。以后在一个很长时期内,正如列宁所说,是否坚持“反对政治自由(据说这只能使政权转到资产阶级手里)的彻头彻尾的民粹派分子观点”,一直是民粹派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最重要的分水岭之一。

  关于政治自由的争论当然不能不涉及自由派,因此普列汉诺夫曾经这样来概括民粹派与社会民主派的区别就不奇怪了。尽管如果按苏联时期的流行解释看,这种概括无异于天方夜谭:

  所有俄国社会主义者暂时地分成了两个阵营,对“政治”抱着完全相反的观点。……有一些人认为政治斗争几乎就是背叛人民的事业,是我们革命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一些资产阶级本能的表现,是对社会主义纲领的纯洁性的亵渎。另一部分人不仅承认这一斗争的必要性,而且也准备为了所谓这一斗争的利益去和我们社会中的自由主义反对派分子们作一些妥协。

  这个时期社会民主派与自由派之间的联盟关系最明显的体现就是,1895年前后社会民主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联合出版的一些向民粹派宣战的文献,其中这一年出版的《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材料》文集最为知名,收有普列汉诺夫、列宁与司徒卢威等人的文章。列宁后来也指出,这类“文字上的协议”实际上带有“政治联盟”与“政治条约”性质。

  俄国自由派建党虽然比社会民主派晚,但由于他们中的许多思想家原来作为一种思潮的代表在建党前就出版过大量著作,社会知名度高,更由于其“中派”的形象在合法斗争领域处于有利地位,因此发展很快。如前所述,在1905~1907年那个“最革命的议会与最反动的专制政府”对峙的时期,以立宪民主党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反对派是“最革命的议会”,即头两届杜马中的第一大党与主导力量,尤其是第一届杜马常被史学家称为“立宪民主党人杜马”。显然,这个时期自由派曾一度执俄国反对派阵营之牛耳,这是难以否认的历史事实。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杜马被强行解散后主持发表《维堡宣言》,号召全国人民抗粮抗税,拒服兵役,从银行里抽回存款,开展与政府不合作运动;在第二届杜马中,领导抵制斯托雷平土地法案的斗争,甚至通过杜马党团决议要求废除斯托雷平内阁关于土地问题的所有法令。这些表现堪称有声有色。过去的一些流行著作以“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的一顶帽子将其一笔抹杀,是有欠客观与公正的。

  但这样的风光没有持续多久。斯托雷平发动六三政变,解散杜马,强行推行其改革后,立宪民主党即一蹶不振,组织瘫痪,派斗纷出,观点分歧,无所作为,影响急剧下降。在社会公众中基本上丧失了反对派旗手的形象。其中原因很多,“软弱性”虽是很重要的一个,但最关键的因素却是:斯托雷平以不公正的方式所推行的改革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是如此“彻底”与“勇敢”,以至于立宪民主党无事可做了!在一边是为富不仁的“改革派”专制政府,一边是要求重建“公社世界”的人民群众村社复兴运动的情况下,你让这些书生气十足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表个什么态好呢?一边是不公正竞争的迅速发展,一边是反竞争的平均主义情绪广泛蔓延,主张公平竞争的声音如果没有强大的道义形象为之感召,那只能在交易所里的喧嚣与贫民窟的怨恨声中湮没无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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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周绍纲)

文章关键词: 俄国 秦晖 金雁 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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