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鹰派”公知梁启超(2)

2013年04月11日09:24   新浪历史   作者:雪珥  

  一战爆发当年(1914年)的冬天,梁启超写成了《欧洲战役史论》这本后来传颂一时的名著,随即又在《大中华》杂志上连续发表长文《欧战蠡测》。

  在《欧洲战役史论》序言中,梁启超说:“此次大战,予我以至剧之激刺,吾以为是国人研求外事之良机会也。”

  在新近发现、即将(2013年6月)在京公开拍卖的《欧洲战役史论》手稿上,梁启超的封面题词,颇能解释其写作意图:

  “一九一四年之战,世界有史以来第一大战也。生其时而恭睹之,宁非人生一奇遇。思成生于二十世纪之第一年,其十五岁生日则战事正酣之际也。以所著史论厚稿畀之思成,读此其亦知:国之立于天地至不易易,而长思尽瘁以报也。乙卯三月初二日。饮冰。”

  梁思成生于1901年4月20日,农历三月初二。赠书这天“乙卯三月初二日”,即1915年4月15日,正是梁思成的农历生日。此时,正值日本步步逼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梁启超勉励儿子“国之立于天地至不易易,而长思尽瘁以报也”,其爱国情怀溢于言表。

  战争良机

  “此次欧战,不至有大恶影响于我国,而比较的反有良影响于我国。”

  “鹰派”梁启超,对所谓的世界“和平”,早已失去了信心。

  在1912年的《中国立国大方针》一文中,他就指出,各国“汲汲于内联而外略,以务自广其土宇”,第一个原因就是当今世界乃是所谓“军容平和时代,日本所谓武装的和平,非有大兵力,不足以自固其圉”。这种靠武力均势维持的“和平”,十分脆弱。

  在《欧洲战役史论》一书中,梁启超认为,自普法战争告终后到欧战爆发前这四十余年和平,靠军事及外交均势维持,这种均势既是和平之保障,又是争乱之因缘,“各有所以互相倚以为重者,则易以陵人,及至予人以不能受”。这种和平,完全不可持久,天演进化法则之下,优胜劣汰。

  梁启超认为,欧战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良机:“此次欧战,不至有大恶影响于我国,而比较的反有良影响于我国。我国人惟宜及此努力,造成完全国家完全国民之资格,以待他日得机而奋飞焉。”

  当时,亡国论甚嚣尘上,梁启超分析说,第一种亡国论,“谓欧战发生,借款无望,吾将以财政破产致亡”,他认为这是“最无价值”的说法:“恃借款自活,不亡何待?即暂时未亡,而借款愈多,破产愈迫,是日种亡根也。”欧战爆发,中国借款之路绝,“乃始不得不死心塌地以自为计,其或者财政上从此自立之道,孟子所谓生于忧患也。”

  第二种亡国论,是担心中国走上土耳其的命运。梁启超通过比较中国与土耳其,认为土耳其的问题,在于国内小国林立,民族众多,土耳其政府“不能以己力同化之,又不能舍己以同化于彼,且其诸种者亦不能相互同化,是以势不得不裂为数国而亡随之也”。中国不存在这个问题。

  第三种亡国论,是日本的威胁。梁启超承认,这也正是他“日日忧之”的问题,但即便如此,也未必亡国:“国际公法虽曰不足恃,但无论何国,终不能毫无口实而兴兵以灭人国,彼虽日夜处心积虑以谋此,然必有机可乘然后能得志。”这种机会,一是中国主权者与它定盟约,将统治权的一部分移交给其手,然后其会取之,二是中国处于无政府状态,各军队纷纷割据相攻,各省小政府分立,日本乘机而勘定中国。但是,欧战期间的中国不会给日本此两种可乘之机,将来若有这种机会,则不是日本亡我,而是我国自亡。

  对于欧战各国当时所普遍表现出来的爱国热情,梁启超在《欧战蠡测》一文中进行了分析,认为参战国国民之所以能够“视战争为义务”,“其一由国家组织日就完善,内部偏受压抑之人渐少,国中不平之气渐消,故能抟控其民为一体,有事斯得其用;其二由政治日日改良,国家与人民之关系日亲厚,人民共知国家为己身托命,无国则无所怙恃,故一遇国难,则如手足之捍头目;其三由教育日普及,多数国民,皆明于世界大势,知物竞至烈,非厚集其力不足以相倚而图存,断不肯漫争意见,自取分裂,以致削弱。”

  梁启超因此感慨:“吾国民睹此,其可以鉴。若在上者怙势以藉践吾民,致吾民不复知有国家之乐,一旦有事,何以相使?而或者乘国家多难,率野心以煽乱,以为人驱除,吾益不知其时何肺肠也。”

  在梁启超看来,民生就是战斗力,要抵御外侮,必先改良内政,“我国今日最患苦者,乃区区政治问题耳。政治一改良,则凡百皆迎刃而解。”

  对德断交

  “鹰派”梁启超自此再度活跃,积极鼓动中国对德断交、甚至宣战。

  尽管梁启超等人大声疾呼,但党争、权争之下,中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展现的良机,除了中立之外,毫无作为也难有作为。

  1916年,法国公使康悌受命与中国政府接触,希望从中国引进劳工,填补因战争造成的劳工缺口。中国最后同意向法国输出华工。

  这一年,因应着混乱的国际局势,中国内部一地鸡毛。而最大的事件,就是袁世凯称帝,“鹰派”梁启超再露锋芒,支持其学生蔡锷起兵护法,南北分裂。6月份,袁世凯去世,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则继续当总理。在内部纷争中,欧战之事,自然无人关切。直到1917年。

  1917年2月1日,德国宣布实行无限制潜艇封锁海面战略。3日,美国宣布对德国绝交,并照会中国政府,要求中国与美国一致行动。“鹰派”梁启超自此再度活跃,积极鼓动中国对德断交甚至宣战。

  据梁启超在《余与此次对德外交之关系及其所主张》一文中披露,2月3日,他在天津得知美德绝交,立即致函段祺瑞,“劝其研究预备”,同时,又托众议院副议长陈敬民面谒段祺瑞转告。2月7日晚,中央派人赴津,询问梁启超对此事的意见。梁启超当即写成一封长信,陈述意见。信尚未发出,又接到北京电话,敦促其入京面商。8日晚上,梁启超进京。此时,中央已经开过六次国务会议及总统府联席会议,对德国提出抗议的大旨已定,梁启超自然表示赞成政府的决定,提出:一是既向德国提出抗议,便应有与德国绝交、宣战的决心,“苟无宣战之觉悟,则无宁勿抗议也”;二是在对德国提出抗议之前,应与协约国及各省督军、省长和国会先行接洽。

  在接受《申报》采访时,他说自己“居京十日,进谒总统者凡六次”,催促黎元洪。在各方努力下,一向不和的黎元洪和段祺瑞,这次比较快地达成了共识,中国政府在2月9日下午6点向德国提出抗议。梁启超说:“此次外交,当2月9日下午6点钟以前,余为取慎重主义之一人;当2月9日下午6点钟以后,余为取激进主义之一人。”

  2月17日,情况再度发生戏剧性变化,不过,这次对中国来说,是一场悲剧——法国邮轮阿多斯号(Athos)在地中海被德国潜艇用鱼雷击沉,船上有1000名中国劳工,其中543人丧生。

  这件事激化了正在酝酿的对德外交。一方面是美国在拉拢中国对德绝交,另一方面德国潜艇战又造成了华工的重大伤亡,梁启超认为中国应顺应世界潮流,赶紧加入协约国一方参战。为此,他遭到了以原国民党参议员为主的舆论攻击,其“鹰派”言论被多方挑剔和指责。

  在梁启超的大力协助下,政府终于顶着重重阻力,分别在3月10日、11日获得了众、参两院的通过。3月14日,中国政府宣布同德国绝交。

  鹰隼试翼

  但梁启超此时似乎已经极度厌倦了政治的肮脏,他开始了欧洲考察,为中国收回利权而到处呼吁。

  绝交之后,梁启超则致力于推动对德宣战。他公开发表《外交方针质言》等文章,认为对德宣战,并不仅仅为了所谓公法、人道等“普通义”,更是为了“因应世界大势而为我国家熟筹将来所以自处之途”。从国家民族的实际利益出发、而不仅仅是空头的道义出发,这是梁启超这位“鹰派”公知区别于他人的最为显著的标志。

  梁启超所谓的“自处之途”,“从积极进取方面言之,非乘此时有所自表见,不足以奋进以求侧身于国际团体之林;从消极维持现状言之,非与周遭关系密切之国同其利害,不复能蒙均势之庇。”他提出“凡国于世界者,皆不能不求与国”,中国在清前期一直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非受缠扰受压迫至无可奈何,决不肯与人开襟抱以相交际”,以致“不能齿列于世界国际团体中……成为一种惰力性,吾侪则确认此种惰力性为绝不适于现代国际之生存。苟长此因袭不变,则国家非终归淘汰焉而不止也。”在他看来,参战也是一种改革开放。

  他并不赞同“弱国无外交”的说法,认为弱国正因为弱,更要充分利用外交机会,提高国际地位。

  针对有人主张对德国外交只能到绝交为止,万不能再言宣战,梁启超认为:“苟无宣战之觉悟,则自始宜勿抗议;既为严重之抗议,则结果必趋宿于宣战……抗议发出之一刹那顷,即为与德国恩断义绝之时”。如果既开罪于德国,而又不肯宣战,“复自外于美,自外于协约国,八面不见好,将来平和列席不可得,有敌无友,坐待处分,非丧心病狂,何至出此!”

  对于种种攻击,一向笔锋犀利的梁启超,并未给予还击,而是呼吁大家不可将外交大事作为内部斗争的工具,他说:“凡稍有爱国心之血性男子,终当勿以内治与外交混为一谈,勿假对外问题为政争之武器。”

  这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向有博学、犀利之名的“鹰派”梁启超及掌握各种资源的段祺瑞政府,面对种种舆论攻击并不还口,而那些学识有限、语言霸道甚至满口痞子腔的人,倒是猛烈攻击,甚至喊打喊杀。

  倒是陈独秀在《对德外交》一文中,很是为梁启超说了几句公道话:

  “夫以任公之政治知识,果能总揽政权,岂不愈于北洋军人万万,特以政象所趋,无论誉任公者、毁任公者,均不信任公有组织一党内阁之魄力与野心。”

  在这篇文章里,陈独秀对党争干扰外交予以痛斥:

  “新兴国家,党争自所不免。然党争逾轨,实为进步之障碍。倘有对外战争,各党贤者,食毛践土,具有天良,理当捐弃私愤,互相提携,以求达较远大之目的。南北军人亦将以患难相依,泯其畛域,此事影响于国家安危,岂不甚巨?”

  党争再度迟误了外交,并且造成了内乱。

  梁启超、段祺瑞推动参战,遭到总统黎元洪的坚决反对,在国会中占优势的原国民党势力也大力反对。参战案在国会受阻,总理段祺瑞急于求成,走了一步臭棋:居然在5月份导演了一出“公民团”请愿事件,找了一帮地痞充作公民代表,包围国会,试图逼迫议员,结果不仅没有得逞,反而导致国会反弹,要求改组内阁。

  段祺瑞只好去职,避居天津,政府立即瘫痪,这引发更多的连锁反应。各地军阀立即表态,8省督军随即宣布,脱离中央而独立。张勋出面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趁乱拥戴溥仪复辟清室。段祺瑞等组织“讨逆军”,赶走溥仪、张勋,重新组阁,冯国璋则代理总统。

  经此折腾,拖至8月14日,中国政府才正式宣布对德奥作战:

  “爰自中华民国六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十时起,对德国、奥国宣告立于战争地位。所有以前我国与德、奥两国订立之条约、合同、协约及其他国际条款、国际协议属于中德、中奥间之关系者,系依据国际公法及惯例,一律废止。”

  历史证明,中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明智的:不仅收回了相当大的部分利权,而且第一次以战胜国的身份亮相国际,这是自同光中兴之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再度露出中兴之象。尽管在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遭受了不公正待遇,引爆了国内的五四运动,但也为1921年在华盛顿会议上解决山东问题,做了极好的铺垫。

  但梁启超此时似乎已经极度厌倦了政治的肮脏,他开始了欧洲考察,为中国收回利权而到处呼吁。

  临行前,日本驻华代理公使芳泽宴请梁启超,梁启超说:“我们自对德宣战后,中德条约废止,日本在山东继承德国权力之说,当然没有了根据。”芳泽说:“我们日本人却不是这种解释。”说了这句,就不肯往下谈了。梁启超就说:“中日亲善的口头禅已讲了好些年了,我以为要亲善就今日是个机会,我很盼日本当局要了解中国国民心理,不然恐怕以后连这点口头禅也拉倒了。”

  “鹰”,没有停歇,依然在飞,在一个充满了“鸽”与“鸡”的聒噪的国度……

    (作者授权新浪历史频道刊发,原载《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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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梁启超 鹰派 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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