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鹰派”公知梁启超

2013年04月11日09:24   新浪历史   作者:雪珥  
梁启超(1873-1929)梁启超(1873-1929)

导语

“鹰”,没有停歇,依然在飞,在一个充满了“鸽”与“鸡”的聒噪的国度……本文别开生面,从国家主义的视角解读立宪党人梁任公,回望历史,剑指当下。

作者简介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

  1917年2月28日,刚满44周岁的民国著名公知梁启超,遭遇了其他公知们的强烈“吐槽”。

  原因是:梁启超居然鼓动中国对德国绝交乃至宣战,加入世界大战,为国家挽回利权、获取更大利益。

  围殴梁启超的公知,以原国民党党员(该党已于1913年被解散,孙文另组了中华革命党,到1919年才改组为中国国民党)、36岁的参议员马君武为代表。他联合了300多名参议员,联名通电,不指名地攻击梁启超为“阴谋小人”,“欲借此在国内滋生事端,耸情政府,断绝国交,加入战团,祸害种种。”

  另一原国民党党员、36岁的文人叶楚枪,也在《民国日报》上撰文,谴责梁启超想率中国人民入于“市井下流”之境。

  早已分道扬镳的梁的老师康有为,也在不久后(3月13日)发表“元电”,认为对德绝交将导致德国的反攻,甚至套用伍子胥的语录说:“悬吾目于国门,以视德舰之入。”

  这些都仅仅是言辞攻击的一部分,马君武甚至公开要求政府将梁启超“驱逐出京,以绝祸源”——尽管马本人从来都反感这个政府对他的任何钳制。

  在公知们可以畅所欲言、毫无顾忌、甚至喊打喊杀的民初舆论场,“鹰派”的天空似乎并不宽广……

  文攻武斗

  围绕着是否对德绝交、宣战,各种利益集团的争斗都到了关键时刻。

  其实,梁启超还算是幸运的。在他遭遇文攻之前,已经有支持中国参战的参议员,在议会大厅内遭遇了马君武的武斗。

  那位倒霉的参议员,名叫李肇甫。在议会讨论中,李肇甫赞同中国应该对德国断交、宣战,被马君武破口大骂,说他“放狗屁”,而后跳将过去,用手杖猛揍李肇甫,连说“打狗、打狗”。

  据李肇甫的后人记载,当时李肇甫边退边辩,马还追着打,后来议院的警察过来干涉,李肇甫反倒为马君武解围说:“这是我们议员之间的辩论,你们不能干涉。”据说从那时候开始,为了防止议员在辩论时动武,议院的墨盒砚台都钉在桌上。李肇甫回家后,其妻打水给他洗脚,看到他的腿都是青紫色,一问才知是被马议员打的。

  马君武与梁启超,曾经是保皇党的同志,后来马改投孙文的革命党,他还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翻译者。马君武其人脾气暴烈,一言不和便会动手,且无论是对外人还是同志。辛亥革命成功后,革命党内部无法就实行集权的总统制还是分权的内阁制达成一致,在孙文的高压下,最后认可了总统制。一向主张分权的宋教仁,依然继续推销他的内阁制,马君武为此指摘宋是“自谋总理”,在内部会议上狠劈了宋一个耳光,令宋的左眼流血不止。

  对于主战的梁启超,马君武并没有仅仅发了个通电就放过,而是继续痛打。

  围绕着是否对德绝交、宣战,各种利益集团的争斗都到了关键时刻。

  一旦中国成功参战,则对段祺瑞政府权威的树立、资源的获取等,都将有极大的作用,这绝非原国民党一派所乐见的,也绝非总统黎元洪所乐见的;即便中国参战,黎元洪希望的是靠美国更紧,而段祺瑞或许更容易得到日本人的支持。

  至于以孙文为核心的中华革命党(原国民党),虽在国内还属于地下党,但原国民党在国会内的班底仍在,断不容北洋政府继续壮大。参战与否,不仅关系到国家利益,更关系到这些党派的自身利益,马君武敢于以在议会会场亮剑的方式、反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亮剑,也正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表现。

  总统黎元洪原本是主张对德强硬的,在得知总理段祺瑞倾向对德绝交后,立即掉转立场。当时的著名记者陶菊隐在《督军团传》感叹:

  “中国人最不可恕的一件事,对外问题常带有对内的一种作用,而不以国家利害为其出发点。……黎(元洪)恨段(祺瑞)达于极点,段的政策没有一件事对的,倘段朝东他就得朝西,决不与段走着相同的路线。黎在历史上也许不失为好好先生,而以国家安危所系的一件大问题,受着私人意气的支配,实在太儿戏国事了。”

  除了有“组织”必须服从的党派议员之外,一般的议员,面对掺杂着内部复杂权争的复杂外交,也都退避三舍、明哲保身;至于各省手握雄兵的督军们,对这种出国作战、无地盘可抢的生意,也都不愿意亮剑了。

  其实,当党派利益、小团体利益高于一切时,“儿戏国事”几乎是必然的选择。此时的中国政界,除了极少数的“鹰派”、少部分的“鸽派”之外,大多数其实是“鸡派”——为了一点米,随时待价而沽,抱持的都是“转盘式”立场,随时可以更改。

  中国武士道

  在行动上,除了推广体育救国之外,梁启超还成为保皇派推行暗杀、建立武装的主要执行人。

  “公知”梁启超当上“鹰派”,并非自此时起。

  早在其1900年写就的《少年中国说》,已经是“鹰气”外露:

  “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

  1904年,梁启超在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中国之武士道》一书,成为其“鹰派”观点的宣言。《中国之武士道》一书,通过中日的对比,希望重新唤起中国人尚武的民族天性,以使中国趋于富强。他在该书的《自叙》中说:

  “泰西、日本人常言,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也;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呜呼!吾耻其言,吾愤其言,吾未能卒服也。……吾故今搜集我祖宗经历之事实,贻最名誉之模范于我子孙者,叙述始末而加以论评,取日本输入通行之词,名之曰:中国之武士道,以补精神教育之一缺点云尔。”

  在这本书中,梁启超列举了秦、汉以来“我先民之武德,足为子孙模范”者之事迹,列出18条之武德典范:“要而论之,则国家重于生命,朋友重于生命,职守重于生命,然诺重于生命,恩仇重于生命,名誉重于生命,道义重于生命”。

  造成中国人“不武”的根本原因,梁启超认为是“一人为刚万夫柔”的体制,“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置,皆为保护己之私产而设,此实中国数千年来政术之总根源也”。

  同一年(1904年),梁启超亦出版《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入传的多是被官方所不屑的“海盗”、“海贼”。他在开篇中就感慨:“近数百年来,泰西各国竞言辟地殖民,阿利安种之国旗辉映全球,以中国方之诚远不如也。泰西之殖民皆以国力盾其后而中国无此者,所恃者我民族之天然膨胀力而已。”

  梁启超自豪地说:“我民族固有一非常之特色,为泰西所不如者。泰西豪杰若摩西之君犹太、哥伦布之开美洲、克雷飞之并印度,其人大都旷世不一遇,而中国乃时时有焉。”然后他举出一大堆开疆拓土的先驱们,希望“我华人所应永永不忘也”。(参阅雪珥著作《大国海盗》)

  在行动上,除了推广体育救国之外,梁启超还成为保皇派推行暗杀、建立武装的主要执行人。不过,在清末的环境下,这个“鹰派”鹰爪向内,在内战内行的中国式“斗鸡”中,雄鹰和公鸡并不容易分别。而当世界大战一开,面对外部,鹰就有机会和鸡分别出来了。

  国之立于天地

  梁启超勉励儿子“国之立于天地至不易易,而长思尽瘁以报也”,其爱国情怀溢于表。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梁启超就敏锐地看到,这对中国来说,未尝不是个好机会。

  他与自己的学生、前云南都督、时任陆军编译处副总裁、高等军事顾问和陆海军大元师统率办事处办事员的蔡锷,多次觐见总统袁世凯,建议利用欧战的机会,立即与德进行交涉,甚至干脆对德宣战,先行收回胶州湾。

  此时,德国方面也因为无力东顾,担心胶州湾一旦被协约国方面夺取,对德国将更为不利,不如直接交换给中国。但是,中德两国的接触被日本察觉,其反应相当强烈,坚决反对中国“私相授受”,甚至不惜武力威胁,中国方面也只好不了了之,宣布中立。

  随即,日本派兵攻占德国租借的青岛,夺取了胶州湾,并且任意扩大占领范围。这一举措,遭到梁启超的坚决反对。

  1914年10月2日,梁启超在参政院代行立法院第十五次会议上,强烈谴责日本。

  这位曾受日本庇护多年的大清国政治犯,如今毫不客气地将矛头对准了日本。次年(1915年),日本更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梁启超的反日立场更趋强硬,先后发表《中日最近交涉平议》《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解决悬案耶?新要求耶?》等文,认为日本根本不是为了“维护东亚全局之和平”,出兵中国是“谋蹙我于死地”。

  针对多少有着私恩的日本,梁启超尚且能够不留情面,对于毫无个人恩怨纠葛的欧战,梁启超更能够从国家利益出发,精打细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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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梁启超 鹰派 公知 雪珥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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