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选秀的日子里,却有想唱歌的中文老师

2014年09月24日18:03   新浪文化  微博 作者:毕飞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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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根筋搭错了呢?1990年,我突然迷上唱歌了。

  1990总是特殊的,迷惘突然而至,你不知道你还能干些什么,而我对我的写作似乎也失去了信心。可我才26岁,太年轻了,总得做点什么。就在那样的迷惘里,我所供职的学校突然搞了一次文艺汇演,汇演行将结束的时候,我的同事、女高音歌唱家王学敏老师,她上台了。她演唱的是《美丽的西班牙女郎》。她一开腔就把我吓坏了,这哪里还是我熟悉的那个王学敏呢?礼堂因为她的嗓音无缘无故地恢宏了、明亮了,她无孔不入,到处都是她。作为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乡下人,我得承认,这是第一次在现场听到所谓的“美声”。我不相信人类可以有这样的嗓音,想都不敢想。

  我想我已经蠢蠢欲动了。大约过了一个星期,作为一个大学毕业已满三年的年轻人,我悄悄来到了南京艺术学院,我想再考一次大学,专业就是声乐。说明情况之后,南艺的老师告诉我,你这样的情况不能再考了。我不死心,又来到了南京师范大学的音乐系,得到的回答几乎一样。我至今都能记得那个阴冷的下午,我站在南京师范大学东门的草坪上,音乐系的琴房离我并不遥远,不时飘过来一两句歌声。那些歌声像飞镖一样,飕飕的,全部落在了我的身上。我一边流血一边游荡,我哑暗的一生就这样完蛋了。

  可我并没有死心。终于有那么一天,我推开了王学敏老师的琴房。王学敏老师很吃惊,她没有料到一个教中文的青年教师会出现在她的琴房里,客气得不得了,还“请坐”。我没有坐,也没有绕弯子,直接说出了我的心思,我想做她的学生。

  我至今还记得王学敏老师的表情,那可是1990年,学唱歌毫无“用处”,几乎吃不上饭。要知道,“电视选秀”还要等到十五年之后呢。她问我“为什么”,老实说,我答不上来。

  如果一定要问为什么,我只能说,在二十岁之前,许多人都会经历四个梦:一是绘画的梦,你想画;一是歌唱的梦,你想唱;一是文学的梦,你想写;另一个则是哲学的梦,你要想。这些梦会出现在不同的年龄段里,每一个段落很都折磨人。我在童年时代特别梦想画画,因为实在没有条件,这个梦只能自生自灭;到了少年时代,我又渴望起音乐来了,可一个乡下孩子能向谁学呢?又到哪里学呢?做一个乡下的孩子没有什么可抱怨的,然而,如果你有过于亢奋的学习欲望,你的求知欲只能是盛夏里的狗舌头——伸出你的舌苔,空空荡荡。

  谢天谢地,王学敏老师还是收下我了。她打开她的钢琴,用她的指尖戳了戳中央C,是1,让我唱。说出来真是丢人,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更别说怎么唱了。王老师对我失望之极,她的眼神和表情都很伤我的自尊。古人说,“不耻下问”,是这样的。

  声乐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打开”,所谓打开,你必须借助于你的腹式呼吸,——只有这样你的气息才有力量。王老师告诉我,婴儿在嚎哭的时候用的就是腹式呼吸,狗在狂吠的时候也是这样。但人类文明的进程就是一个节省体力的过程,因为“说话”,人类的发音机制慢慢地改变了,胸腔呼吸慢慢畅通了,腹式呼吸却一点一点闭合了。这是对的,想想看,两个外交官一见面,彼此像狗一样嚎叫,那成什么样子?高级的对话必须轻声细语的,“见到你很高兴”,“见到你我也很高兴”,这才像样。——“汪!”,——“汪汪!”什么也谈不成的。唉,这就是“做人”的代价,像甘蔗,长得越高越没滋味。

  可我已经用胸腔呼吸了26年了,要改变一个延续了26年的一个生理习惯,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王老师不厌其烦,一天又一天,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她一遍又一遍地给我示范,我就是做不到。王老师也有按捺不住的时候,发脾气,她会像训斥学生那样拉下脸来。我自己也知道的,我早就过了学声乐的年纪了,是我自己要学的,人家也没有逼我,除了厚着脸皮,我又能有什么办法?

  每天起床之后,依照老师得要求,我都要做一道功课,把脖子仰起来,唱“泡泡音”。——这是放松喉头的有效方法。除了唱“泡泡音”,放松喉头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睡眠。可是,因为写作,我每天都在熬夜。王老师不允许我熬夜,我大大咧咧地说:“没有哇。”王学敏把她的两只巴掌丢在琴键上,“咚”地就是一下。王老师厉声说:“再熬夜你就别学!”后来我知道了,谎言毫无疑义,一开口老师就知道了,我的气息在那儿呢。我说,我会尽可能调整好。——我能放弃我的写作么?不能。这件事让我苦不堪言。

  如果有人问我,你所做过的最为枯燥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的回答无疑是练声。“练声”,听上去多么地优雅,可文艺了,可有“范儿”了,还浪漫呢。可说白了,它就是一简单的体力活。就两件事:咪,嘛。你总共只有两个楼梯,沿着“咪”爬上去、爬下来,再沿着“嘛”爬上去、爬上来。咪、咪、咪,嘛、嘛、嘛;咪——,嘛——;咪~~吗~~。还挨骂。我这是干什么呢?我这是发什么臆症呢?回想起来,我只能说,单纯的爱就是这样,投入,忘我,没有半点功利,就是发臆症。

  王学敏老师撒费苦心了。她告诉我,“气”不能与喉管摩擦,必须自然而然地从喉管里“流淌”出来。她打开了热水瓶的塞子,她让我盯着瓶口的热气,看,天天盯着看。为了演示“把横膈膜拉上去”,她找来了一只碗,放在水里,再把碗倒过来,让我往上“拉”,这里头有一种等张的、矛盾的力量,往上“拉”的力量越大,往下“拽”的力量就一样大。是的,艺术就是这样,向上取决于向下。上扬的力量有多大,下沉的力量就有多大。老实说,就单纯的理解而言,这些都好懂。我能懂。我甚至想说,有关艺术的一切问题都不复杂,都“好懂”——这就构成了艺术内部最大的隐秘:在“知识”和“实践”之间,在“知道”和“做到”之间,有一个神秘的距离。有时候,它是零距离的;有时候呢,它足以放得进一个太平洋。

  小半年就这样过去了,我还是没有能够“打开”。我该死的声音怎么就打不开的呢?用王老师的话说,我的声音“站不起来”。突然有那么一天,在一个刹那里头,我想我有些走神了,我的喉头正处在什么位置上呢?王老师突然大喊了一声:“对了对了,对了对了!”我吓了一跳,怎么就“对了”的呢?再试,又“不对”了。

  按照王老师的说法,有一件事情是毫无疑义的,26年前,当我第一次嚎哭的时候,我的声音原本是“打开”的,而现在,我在琴房里,一遍又一遍地,我所寻找的无非是我身体内部的那一条“狗”。我们身体的内部还有什么?谁能告诉我?

  哪有不急躁的初学者呢。初学者都有一个不好的心态,不会走就想跑。我给王老师提出了一个要求,想向她学唱“曲子”。王老师一口回绝了。根据我的特殊情况,王老师说:“先打两年的基础再说。”这句话让我很绝望,我是学唱歌来的,一天到晚“咪咪咪嘛嘛嘛”,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一个人来到了足球场。它是幽静的,漆黑、空旷,在等着我。我知道的,虽然空无一人,但它已然成了我的现场。我不夸张,就在这样一个漆黑而又空旷的舞台上,每个星期我至少要开三个演唱会。学生宿舍和教工宿舍离足球场不远,我想我的歌声是可以传过去的,因为他们的声音也可以传过来。传过来的声音是这样的——

  “他妈的,别唱了!”

  别唱?这怎么可能。唱过歌的人都知道一件事,唱得兴头头的,你让他不唱他就不唱了?开玩笑。告诉你,一个人一旦唱“开”了,那就算打了鸡血了,那就算卯足了发条了。刀架在脖子上都不眨眼的。士可辱,不可不唱。

  可我毕竟又不是唱歌,那是断断续续的,每一个句子都要分成好几个段落,还重复,一重复就是几遍、十几遍。练习的人自己不觉得,听的人有多痛苦,不要想也知道的。不远处的宿舍一定被我折磨惨了——一谁能受得了一个疯子深夜的骚扰呢?可有一个秘密他们一定不知道,那个疯子就是我。

  事实上,我错了。这不是秘密。每个人都知道。老师们知道,同学们也知道。我问他们,你们是怎么知道的?一个来自湖北的女生告诉我,这有什么,大白天走路的时候你也会突然撂出一嗓子,谁不知道?就你自己不知道。

  ——“很吓人的毕老师。”

  ——“我们都叫你‘百灵鸟’呢。”

  我不怎么高兴。我这么一个成天扳着面孔的人,怎么就成“百灵鸟”了呢?一天夜里我终于知道了。王学敏老师有一个保留节目,《我爱你,中国》,第一句就是难度很大的高音——“百灵鸟从蓝天飞过”。我也想学着唱。夜深人静,当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百灵鸟”的时候,嗨,我可不是一只百灵鸟么。

  写到这里我其实有点不好意思,回过头来看,我真的有些疯魔。我一个当老师的,大白天和同学们一起走路,好好的,突然就来了一嗓子,无论如何这也不是一个恰当的行为。可我当时是不自觉的,说情不自禁也不为过。难怪不少学生很害怕我呢,除了课堂和操场,你根本不知道那个老师的下一个举动是什么,做学生的怎么能不害怕呢。我要是学生我也怕。

  一年半之后,也就是1992年的10月,我离开了南京特殊师范学校,到《南京日报》去了。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我的歌唱生涯到此结束。我提了一点水果,去琴房看望我的王老师。王老师有些失望。她自己也知道,她不可能把我培养成毕学敏的,但是,王老师说:“可惜了,都有些样子了。”

  前些日子,一个学生给我打来电话,我正在看一挡选秀节目,附带着就说起了我年轻时候的事。学生问:“如果你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你会不会去?”我说我会。学生很吃惊了,想不到他的“毕老师”也会这样“无聊”。这怎么就无聊的呢?这一点也不无聊。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不经历“难以自拔”的人永远也不能理解,有些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发出声音的。我喜爱那些参加选秀的年轻人,他们的偏执让我相信,生活有理由继续。我从不怀疑一部分人的功利心,可我更没有怀疑过发自内心的热爱。年轻的生命自有她动人的情态,沉溺,旁若无人,一点也不绝望,却更像在绝望里孤独地挣扎。

  二十三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没去王老师的琴房上过一堂声乐课。说到这里我必须老老实实的承认,我其实并没有学过声乐,充其量也就练过一年多的“咪”和“嘛”。因为长期的熬夜,更因为无度地吸烟,我的嗓子再也不能打开了。拳离了手,曲离了口,我不再是一条狗了,我又“成人”了。我的生命就此失去了一个异己的、亲切的局面。——那是我生命之树上参经有过的枝丫,挺茂密的。王老师,是我亲手把它锯了,那里至今都还有一个碗大的疤。

  2013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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