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参加“梁效”错了,做《儒藏》战战兢兢(2)

2014年09月22日10:24   新浪文化   作者:南都周刊  

  “对于‘梁效’,我是认账的”​

  汤一介1951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市委党校做教员,乐黛云1952年毕业后留校。1956年,汤一介调回北京大学哲学系。1957年反右运动中,乐黛云被划为右派,“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汤一介坚信乐黛云不是右派,受到严重警告。乐黛云说:“划不清界限。他打电话给中文系党总支说:‘乐黛云绝对不是右派!’他就是搞不通,我原来挺左,怎么会变成右派了呢?后来我下放了,他多次写信,称我是‘乐黛云同志’,让人家看见了,就告上来了,他还是那么写,后来说他又划不清界限,又受到批判。”​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汤一介被打成“黑帮分子”,关在哲学楼,乐黛云每天晚上坐在哲学楼楼梯上等他回家。1973年,著名的“梁效”写作班子成立,汤一介受邀加入,在其中搞资料工作,后来也写了一些文章。​

  我问:“‘梁效’是怎么回事?”汤一介说:“1973年,‘梁效’就是‘两校’:北大和清华。其中有冯友兰、周一良、林庚、魏建功、吴小如和我……”乐黛云说:“反正有点名气,有点才气的都给弄进去了。”汤一介说:“都是学问不错的人,才找去的。怎么起来的呢?就是清华先编了一个‘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送给毛主席,毛主席说:这个不行,他们不懂孔孟之道,你们去找北京大学的人来做吧。党委书记就奉命找我们,说:毛主席要你们去编‘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从我个人讲,我当然很高兴,是毛主席的命令。再加上我有些个人考虑,‘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就是‘黑帮’,挨了一两年批判。1973年正好在反右倾回潮,从学校讲,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招了一批工农兵学员,当时我在学校管工农兵学员的学习,我就觉得过去我们只让工农兵学员学毛选是不行的,可以学点逻辑,又和一些教员编了一个《认识论》提纲。反右倾回潮就说我是右倾回潮:你怎么要离开毛泽东思想来写一些东西?大字报就出来,正好那时候毛主席说你们去编那个东西,我就正好躲过反右倾回潮这个关了,否则肯定又是挨批判了。我就很高兴地参加了‘梁效’。”乐黛云说:“那时候还有一些人想参加呢,想向里挤。”​

  汤一介说,在“梁效”,一开始编“林彪与孔孟之道”,1974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是“林彪与孔孟之道”。汤一介在资料上多出些力,还有一些人主要是写批判文章的。后来汤一介也参与写文章。“林彪与孔孟之道”作为文件发了之后,全国掀起批判林彪与孔孟的高潮。周一良和汤一介都负责编,上面常常要他们去讲解材料。“当时我觉得听毛主席的话还是好。我们这一批知识分子觉得毛总是对的,我们一定是错的。编完之后就要我们编‘林彪与孔孟之道’之二,但是这材料编好了之后没有公开。而且让我们到林彪住的地方去,林彪的藏书很多,有7万多册,让我们去看他的藏书里面有什么问题。我做了比较多资料。”​

  对于“梁效”,汤一介说:“我觉得我错了,我是认账的。我今天还是认账的,并不是说我没有错。但是这里头的问题非常复杂,因为跟毛主席有直接的关系。当然我自己觉悟不高,没有看清楚这里头的问题。而且又长期受党的教育,觉得毛主席一定是正确的。所以毛主席一死,我头一个想到的问题就是:今后我听谁的?得了一个结论:今后只能听自己的。不能听别人的,听别人的,你犯了错误还不知道怎么办呢?说也说不清楚。”​

  当汤一介在“梁效”的时候,乐黛云在中文系不能教书,就在资料室替那些讲诗、讲古文的老师做注释。“他们有些人古典文学的基础不是太好,我的古典文学的基础也不是太好,倒是有两年的时间重新打下古文的基础,要翻各种书,不能注解错了。后来‘四清’又下乡去了一段。他在‘梁效’的时候,我带着工农兵学员到处走,到《河北日报》、《北京日报》去实习,到草棚大学,都是胡搞,也没有图书馆,也没有实验室,还带学生到井冈山去写革命故事。从1971年起,我一共带了三届工农兵学员。”​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汤一介经过一年多的检查,恢复了教学和研究。汤一介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梁效’受过一段批判,把我们集中起来做检查,搞了一年多。到1978年才把我们解放了。”​

  400学者的浩大工程​

  1981年,乐黛云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致力于比较文学的研究。1983年,汤一介第一次出国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与海外学者交流中国哲学研究。回国后,汤一介写了《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和《再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我把中西作了比较,把孔子和康德作比较,老子和黑格尔作比较,庄子和谢林作比较,说中西哲学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就是西方哲学家都想建立一个知识的体系,而中国哲学家的思考是要追求一种人生境界,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境界。”汤一介说,“后来我考虑的问题就是受余英时启发,余英时提出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有一个不同,西方哲学是外在超越,我们是内在超越。我觉得他这个想法不错,西方的外在超越是容易建立政治法律制度的,中国哲学讲心性之学,是靠个人的修养。我就想,西方的外在超越有一个好处,可以建立一个外在的标准。我就设想建立一套把外在超越和内在超越放在一起的哲学体系。我把问题提出来,但是我没有完成它,我没法做,因为有很多限制,因为对外国哲学了解得还很差。所以我就没有再继续做下去了。”​

  1980年代末,汤一介思考中国哲学中“和谐”的观念,到1990年代则提出建立中国诠释学的体系。1990年,汤一介六十三岁,想做《儒藏》工程。在他看来,中国已经有《佛藏》、《道藏》,可一直没有《儒藏》,但是明清两代有些学者就提出要做《儒藏》,最终没有实行。中国传统“儒、释、道”三家并称,儒家作为主流思想反而没有集大成的著作,似乎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不相称。汤一介说:“一个学者到了晚年的时候,要出非常多新的思想是有点困难。因此我考虑做一些带有资料性又有用的东西,就选择了《儒藏》工作。同时,我有机会更多地接触儒家的著作。”《儒藏》编篡与研究工程2003年12月31日立项,汤一介任首席专家。​

  早在1970年代末,日本大学者岛田虔次就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批儒批孔”提出批评:“你们要知道,孔子的儒家思想不仅仅是中国的精神文明,也是东亚的精神文明。”这句话给汤一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06年,汤一介到日本访问,特别地去找著名的儒学家户川芳郎交流,他非常同意岛田虔次的这句话。因此,汤一介带领中国、日本、韩国、越南近四百名学者参加《儒藏》工程,用繁体竖排的排印并有简明校勘记的形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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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汤一介 《儒藏》 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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