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弗朗西斯·福山

2014年07月15日15:39   新浪文化  微博 作者:刘瑜  
弗朗西斯-福山弗朗西斯-福山

  历史漫长的终结​​

  历史到底是终结了,还是换了一个起点开始了“第二季”征程?这样的问题,也许唯有时间能慢慢给出回答。我们从这本书的命运所能学到的,无非是在智识判断上的谦卑。如果说将一种源起于西方的政治制度视为“历史的终结”是一种傲慢,那么,对政治实践中如此伟大的探险冷嘲热讽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傲慢?​​

  很少有一本书的命运,像福山所著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样“坎坷”。1993年出版以来,它穿越了无数掌声和同样多的臭鸡蛋。粗暴的政治氛围,使一本说理之作逐渐演变成一个意识形态的符号。二十年过去,也许有必要重温此书,以这二十年的时代变迁去反思此书的是非对错,也以此书为一个坐标去分析时代的走向。​​

  毫无疑问,对《历史的终结》热烈的拥抱或批判,源于它爆炸性的核心结论——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制,而自由民主制下的布尔乔亚将是“最后之人”。​​

  历史怎么可能终结于源自西方的“自由民主制”?放眼望去,二十年来,有东欧转型的“阵痛”;有俄罗斯、委内瑞拉此类国家民主的倒退;有宗教极端主义在很多地区的兴起;有美国向阿富汗伊拉克“移植”民主的失败;有“中国模式”的崛起;更不用说今天我们在中东、泰国、乌克兰等地所看到的各种“民主”乱象……如果西方在冷战中的胜利意味着“历史的终结”,那么,为什么历史在“终结”之后还有这么跌宕起伏的“历史”发生?如果西方发达国家里的布尔乔亚是“最后之人”,那么这“最后之人”之后为什么还会有本·拉登这样的宗教极端分子、查韦斯这样的“反西方强人”、屠杀图西族的胡图族人。​​

  这些批评当然有它们的道理。显然,冷战的胜利并没有使整个世界一夜之间“西化”。无论是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的复兴,还是“反新自由主义”话语的高涨,或是“中国模式”、“俄罗斯模式”、“委内瑞拉模式”等“其他道路”的兴起,都显示着一种意识形态“突围”的努力。但是,基于这些现象对此书进行的批评,似乎都存在一个问题:他们批评的与其说是这本书本身,不如说是这本书的标题。也许是因为,大多批评者都没有读过这本书本身,而只是读过它的标题。​​

  《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是一本论著,而不是一个宣言。更公平也更有收获的,或许是进入这本书内在的理路,以此为基础,而不是依赖它被贴上的意识形态标签,对其进行评说。​​

  仔细阅读此书,会意识到,当我们用当前“民主国家的乱象”以及“威权国家的韧性”来批驳福山时,是基于对此书的误解。事实上,即使在二十年前,福山也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些现象将在“历史终结”之后持续存在。他在书中很多地方都准确预测了此类现象的长期性,比如,“当前的威权主义危机并不必然导致自由民主体制的出现,而新生的民主国家也不都安全稳定。东欧的新兴民主国家正经历痛苦的经济转型,而拉美的新兴民主国家则受阻于经济混乱这一可怕的遗产。东亚的许多快速发展国家,虽然经济上实现了自由化,但不接受政治自由化的挑战。相对而言,像中东那样的地区,自由革命仍未波及。而像秘鲁或者菲律宾这样的国家,在面对严重问题的压力之下,重新恢复独裁,这是完全可能的。”也就是说,无论是转型的痛苦、民主的倒退、历史和经济对民主化的制约、还是“威权式增长”的诱惑,福山在作出“历史的终结”这一论断时都从未否认。​​

  问题在于,“我们所见的胜利与其说是自由主义实践,不如说是自由主义理念”。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普遍的政治合法性原则,到冷战结束之后,自由民主这种观念已经没有了显著的替代方案。不错,今天世界上还存在参差不齐的意识形态,比如,“中国模式”的崛起就是一个有力例证。但即使是今天“中国模式”的捍卫者,大多也只是试图论证“中国模式”适合中国的特殊“国情”,而不是把它作为一种“普遍的合法性原则”加以论证,更没有多少人会像当年“输出革命”一样,充满激情地向世界输出“中国模式”。​​

  同样,我们今天的确还能见到各式各样的独裁者,但是,从这些独裁者要么以“民主外衣”来装饰其独裁、要么以“紧急状态”或者“特殊情况”来为其独裁辩护来看,即使独裁者也承认“自由民主”作为一种政治话语的合法性。否则,何以当代世界上即使是最著名的那些威权统治者——萨达姆、米洛舍维奇、穆加贝等等——都要披上“选举”的外衣?在“自由民主”这一合法性话语尚未普及的时代和国家,专制者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比如,朱元璋或者乾隆从不觉得为了赢得民心,他们需要举行哪怕虚假的选举。同样,今天即使通过政变上台的军人政府,也要表明他们这么做是“紧急状态”下的暂时戒严或管制,也往往要承诺举行选举——比如最近,对泰国实行军管的军方宣布他们将在一年之后允许选举。​​

  即使自由民主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政治理念,的确在大多数地区确立了合法性,但是,我们何以知道这不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这种“胜利”不是历史周期性循环中的昙花一现?在何种意义上,我们能够说它“终结”了历史?​​

 [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 [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

  这就涉及此书的核心观点。福山指出,或者说,福山站在黑格尔的传统中指出,历史根本上而言,由人们寻求“承认”的需要——而不仅仅是生存或者利益的需要——所推动,这种对“承认”的追求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属性。历史上的各种制度(奴隶制、君主制、贵族制、共产主义体制、法西斯体制等)所包含的“承认形式”都是有缺陷的,这些缺陷构成了推动历史演变的“矛盾”,导致了制度的更新。只有自由民主制在平等的、相互的和有意义的基础上满足了人类寻求“承认”的需要,所以它导致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均衡——在这个意义上,它构成了历史的终结。​​

  可以看出,福山的论证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而是心理学意义上的。他并不是从自由民主制“社会功能”的角度为之辩护。虽然他指出了经验上自由民主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性,但由于这种相关性的不稳定性和循环性,他明确表示自己并不打算以此为基础对自由民主制进行论证。事实上,他指出,如果人们关心的仅仅是满足欲望和理性的“经济”指标,也许自由民主制并非最佳选择:“如果人们只有欲望和理性,那他们就会满足于市场导向的威权国家,比如佛朗哥的西班牙,以及军人统治下的韩国或巴西。可是,他们对于自身的自我价值有一种充满激情的自豪,正是这种充满激情的自豪促使他们向往民主,因为民主政府待他们如成人而非孩童,并且承认他们作为自由个体的自主权。”​​

  也就是说,为了找到一种衡量制度“稳定性”——如果“优劣”这个词太扎眼的话——的尺度,他必须诉诸一种超历史的标准,而不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之类的社会学标准。这个标准,在他看来,就是人性中普遍的、寻求“承认”的心理需求。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仅仅用“理性人”的概念来理解人性,但是福山借助柏拉图的观点指出,人的灵魂有三个部分:欲望、理性和激情。那种普遍流行的“经济人”的人性观,恰恰忽略了人寻求“激情”的那个部分。无论是古代王族发动战争,还是现代人勤奋工作,都不能简单用“理性人”来解释——除了逐利,也是为了追求荣耀——即“承认”。​​

  固然,在自由民主制获得普遍合法性之前,人们也通过其他政治制度寻求承认。无论奴隶制、君主制还是贵族制,其创立和维持都是某些人追求承认的结果。但问题在于,严格等级制下的“承认”是不令人满足的。首先,它不是相互的——奴隶主对奴隶、君主对臣民、贵族对农奴的承认远不及反方向的承认,而这种不均衡构成“社会矛盾”,“矛盾”则推动制度演变。其次,即使是奴隶对奴隶主、臣民对君主、农奴对贵族的承认,由于它建立在强制和依赖的基础上,也是不令人满足的。武力威胁或者利益收买下的“爱戴”并没有自发基础上的“爱戴”来得甜蜜——只有对方是具有伦理选择能力的自由人,其“承认”才真正给我们带来快感和满足。这合乎我们的经验感受——一个美丽姑娘真正爱上了某个男人“这个人”,而不是被他用枪胁迫、或者用钱收买,她的爱才真正令这个男人感到由衷的满足;如果所有学生都自主选择留在一个老师的课堂上聚精会神听讲,而不是因为老师要点名、老师可能给低分才留下来,这个老师获得的“承认”才真正令其满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仅一个社会的弱者,而且一个社会的强者,也需要通过自由民主这种社会形态来得到最有意义的“承认”——唯有赋予他人自由与权利,强者才能从他们那里得到有意义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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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刘瑜 民主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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