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中国的镀金时代

2014年05月28日15:01   新浪文化  微博 作者:假装在纽约  
离开中国前,《纽约客》杂志前驻华记者欧逸文在北京的胡同里与采访对象合影留念。离开中国前,《纽约客》杂志前驻华记者欧逸文在北京的胡同里与采访对象合影留念。
以《寻路中国》一书出名的何伟。以《寻路中国》一书知名的另一位《纽约客》前驻华记者何伟。

  最近十几年,中国渐渐成为各国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纽约时报》上几乎每天都有四五篇有关中国的文章,远远超过印度和除美国之外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报道比重。这个急速裂变的国家每天都发生那么多或者意味深长或者光怪陆离的事件,每一件都值得探幽取胜大书特书,大批的外媒记者如鲨鱼般嗜血而来,对他们来说,中国无疑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战场。

  遗憾的是,这些外媒关于中国的报道里,真正出彩的佳作并不多。究其原因,部分在于媒体的性质,日报和电台电视台的记者终日在突发事件中疲于奔命,很难有时间做深入的调查。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记者本身的傲慢和懒惰,不少驻华记者根本不会说中文,他们来到北京住着高档涉外公寓,依赖中国助手从中文媒体采集信息后翻译,然后略作整合。对于中文读者来说,这样的报道其实毫无意义。

  在这场媒体的战争里,脱颖而出的是《纽约客》杂志的两位记者,2000年到2007年期间驻华的何伟(PeterHessler)和接替他在2008年到2013年期间来到北京的欧逸文(EvanOsnos)。作为美国智识阶层高端读物的《纽约客》,文章有自己独特的体例和风格,既深入又铺陈,既要有对事件和现象的深度探寻,又要有对大量细节不厌其烦的还原和描摹,就像是庖丁解牛般剔肉去骨,绝非浮光掠影者所能胜任。

  2012年我在北京见到了欧逸文,2013年又在纽约见到何伟,两人长相迥异,但都有一种沉静的、属于《纽约客》的气质。另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对中国都有一种深深的迷恋。

  早在1996年,何伟就因为参加美国政府的海外志愿工作组织和平队(PeaceCorps)来到四川小城涪陵教英文,在那里写下了令他声誉鹊起的《江城》。后来他继续在中国扎根多年,又相继出版了更为成熟的《寻路中国》和《甲骨文》等书。如今,欧逸文也出版了他关于中国的第一本书《野心时代:在新中国追寻财富、真相和信念》(Ageof Ambition: Chasing Fortune,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何伟和欧逸文的写作,因袭着一百多年前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Smith)的传统。后者的著作《中国人的性格》(ChineseCharacteristics)曾是20世纪初英语世界里流传最广的中国专著,其中关于中国人爱面子等性格特点的总结,时至今日仍然在影响着西方大众对中国人的认知,也曾经启发鲁迅写出《阿Q正传》。

  对于本来就对中国烂熟于心的中国读者来说,无论是何伟还是欧逸文的书,与其说是在阅读中国,不如说是在阅读美国。因为他们选取的报道对象,他们的观点与观察,以及最终构建出来的中国形象,无一不在展示着他们基于美国文化而生的美国价值,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与我们的既往经验不太一样的有趣的美国视角。

  在《野心时代》里,欧逸文从美国经验出发,很自然地把如今的中国,比喻成美国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镀金时代。那是“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时代,冒险家和野心家们群雄逐鹿,到处隐藏着激动人心的可能性,规矩与制度尚未到位,人们毫不掩饰对财富赤裸裸的渴望与贪婪。正是那时候,美国痴迷于兴建摩天大楼,修建了全国铁路——一切仿佛是今天中国的翻版。

  那个时代的美国也涌现了一大群因为敢于冒险而成功掘金的新贵。去年夏天,我到离纽约四个小时车程的罗德岛海滨小城新港(NewPort)度假,在那里看到了镀金时代纽约城的巨富家族们兴建的十余座避暑庄园。那些宏伟如宫殿一样的豪宅大多模仿欧洲古典建筑风格,有宽敞高大的厅堂,大理石台阶,让人炫目的水晶吊灯,门前有巨大无边的草坪和碧海蓝天的无敌海景,每一个细节都在毫不掩饰地展示着金钱的力量,其审美趣味也与今天中国的土豪如出一辙。

  同样的激动人心之下,也隐藏着相似的隐患,因为一小部分人善于利用制度的漏洞谋取暴利,社会的秩序也逐渐失去了平衡。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开始治理食品安全,查出危害工人健康的工厂,调查财团操纵政治以谋取私利。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欧逸文说:“美国走过那个痛苦的、剥削的、权势人物豪夺强取的时代,继续成长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因为人们意识到过速的野心与发展带来的弊端使我们必须停一停。因此美国当时采用了一些方法,比如利用工会、媒体和中产阶级来修正这些弊端。尤其是中产阶级,也因为宗教信仰的缘故,他们认为有必要对同胞负责。由此治理了腐败,在权力与机会之间找到平衡。”

  他更进一步指出,今天的中国与当时的美国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的政治制度设计无法像美国当时那样有效回应并解决公共压力。他说:“中国经常让我担忧的一点是,制度在金钱、政治和权力之间失衡了。如果制度合理,就会迅速回应社会压力并作出调整,而不合理的制度设计导致反应滞后,滋生不满和愤懑,最终会演变为混乱无序。”

  毫不夸张地说,即使在中文世界里,也极少像何伟和欧逸文那样用心细致记录当代中国的作品。中国媒体的传统向来是粗放式经营,在可以预测的将来似乎还很难出现一本像《纽约客》那样每一个字都追求良心品质的出版物。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现实的种种限制,有太多不能探讨的禁地。我们的电视剧沉迷于清宫穿越和婆媳矛盾,我们的电影专注奇幻武侠与历史题材,像贾樟柯这样的导演凤毛麟角,我们的文艺作品缺乏了一类我们其实最需要的、为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树碑立传的作品,成为每个渴望思考的中国人精神世界里一个巨大的虚空。而这个虚空,部分地被何伟和欧逸文弥补了,可谓弥足珍贵而让人感动。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文章关键词: 《纽约客》记者 记录 中国 野心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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