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能否重赢知识分子的心?

2014年05月14日11:09   新浪文化   作者:南都周刊  
张艺谋张艺谋

  主笔_潘采夫 摄影_刘浚

  初见张艺谋之前,我的脑海里还回旋着小学时看《红高粱》的情景,记忆偶尔还会串行,以为嘶吼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的不是姜文,而是张艺谋。待一个穿黑衣的人进来,坐定,冲我笑,我才意识到,张艺谋已是一位64岁的老人。

  他的脸的确很像兵马俑,一张非常中国的脸,没有第二个人的面部有他那种刀砍斧凿的质感。他不动时如同一尊远古雕像,咧开嘴巴笑起来,又变回了憨厚的西北汉子。这种双重印象,让我想起黑泽明的《影子武士》,武田信玄沉默如山,不怒自威,他的替身却是藏不住的扭捏与胆怯。这两者,浑然统一在张艺谋身上,如同众多历史人物具有的双重性格。我问哪个才是他的本来样子,他沉默一阵子说:“人一生中,只有几百个,甚至几十个人真正了解自己,其他的多是误解,以讹传讹。”他常说的两个词是“不解释”、“算了”。

  我一直认为,凭着这样的性格和面容,张艺谋本可成为最好的男演员,中国的高仓健,然而命运给了他另外的选择,一条更危险、更有权力、挂满桂冠也遍地荆棘的导演路。

  《归来》释放的信号

电影《归来》海报电影《归来》海报

  5月16日,张艺谋脱离张伟平后的首部影片《归来》将全国公映。《归来》脱胎于严歌苓的《陆犯焉识》,一部出色的“文革”小说。但张艺谋只截取了小说的最后部分,让故事从“文革”中的陆焉识逃回家看妻子开始,然后主要讲述“文革”后,陆焉识和妻子冯婉喻的“精神疗伤”。

  陆焉识是上海大户人家的少爷,回国后成了教授,上世纪五十年代被打成反革命,“文革”时被判处无期徒刑,终被平反。所以这是一部纯正的知识分子电影。当逃出农场的陆焉识进入镜头,形象和表演方式的反差,我一下没认出是陈道明。他表演中的霸气和夸张完全消失,变得含蓄隐忍,身上的书卷气也契合大学教授的身份。影片中打动人之处,也多发生在陈道明的表演情节中。

  张艺谋说,陈道明很努力,很多场景他会提供三四种表演方式,而张艺谋剪取最不演的那一条,那最符合知识分子的身份,也融于影片的风格。陈道明的改变,背后是张艺谋的改变。

  讲述“文革”的电影并不好拍。《活着》有大段情节正面讲述“文革”,让葛优成为戛纳影帝,也给张艺谋带来了遭禁的厄运;田壮壮的“文革”电影《蓝风筝》遭禁,本人更被“禁赛”多年;陈凯歌的《霸王别姬》也命运多舛。不可否认,这几部直面“文革”的电影,成为中国艺术电影的高峰,也成为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史诗。张艺谋新片仍然对准“文革”这一敏感区,既显示了某种选择,也释放了一种信号。

  但张艺谋从来不是跟体制死磕的人,他接受了之前的教训,《归来》虽然从“文革”讲起,但并不直接表现,而是瞄准了“后文革时代”,讲述“文革”后疗伤的过程,讲述“文革”带来的次生灾害,解释更深层次的痛苦。你可以当成家庭伦理片来看,这是它催泪的地方,也可以作为“文革”电影来解析。张艺谋对记者说,《归来》和上述几部“文革”电影不是并列,而是前后继承的关系。“文革”如二战一样,在几十年、一百年之后,也仍然值得文学家和导演深度挖掘,反复吟唱。

  不得不承认,无论从应对审查还是艺术表现,《归来》的角度选取都令人叫绝,显示了张艺谋的精明,以及对尺度拿捏的精准。离开了张伟平,不再有商业票房压力。对商业电影的厌倦,再加上作家的辅助,张艺谋开始向艺术电影回归,并向他的老朋友们(后来成为老对手)——知识分子靠拢。

  与知识分子的恩怨情仇

  几年前,《三枪拍案惊奇》放映前后,张艺谋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过一句话:“想让知识分子笑,很难。”一句话道出张艺谋对知识分子的五味杂陈。

  在闹僵之前,张艺谋和知识分子其实有过长时间的亲密关系。张艺谋早期的电影,往往有出色的小说作为母体。那时候张艺谋和莫言一块种高粱,和余华、刘恒一起改剧本,他对文学和作家甚至尊敬到了虔诚。1987年《红高粱》放映后,体制内老干部大怒,认为张艺谋靠宣扬愚昧落后、展示民族丑陋一面讨好外国观众,群起批判《红高粱》是“诋毁祖国,诋毁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但这部电影得到百姓的喜欢,思想新锐的知识分子更从中解读出了时代气息,对电影给予了热情的支持。

  《活着》的遭禁,让知识分子对张艺谋的支持和同情达到顶峰,但张艺谋本人的感受要苦涩得多,他更在乎的是电影能不能被国内的观众看到。知识分子的批评声音从《一个都不能少》开始。1999年,《一个都不能少》参赛戛纳电影节,电影节主席雅各布公开表示不喜欢,认为是在替政治做宣传。张艺谋发表《给雅各布的一封信》,不接受西方对影片的政治化解读,宣布退出戛纳电影节。这种向西方说不的姿态,激怒了国内知识分子,一封信成了决裂的开始。

  决裂的标志是《英雄》,票房取得空前成功,但影片体现出来的价值观令知识分子愤怒。著名学者崔卫平认为影片“以法西斯美学为极权者找合法性”。张艺谋没有辩解,但迹象显示他深感委屈。采访时他对我说,知识分子对自己的批评有些过度政治化,因为他拍《英雄》时根本没想那么多,而且当时他想拍另一个结尾,即秦王陈道明欺骗了刺客李连杰,只不过念头闪了一下没有去拍,如果采用这个结尾,结果就会完全颠覆。

  此后《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三枪拍案惊奇》,甚至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让张艺谋戴上了“红卫兵情结”“装修大师”等头衔,他成了知识分子的公敌。最激烈的批判来自2004年,北京《艺术评论》组织“张艺谋和中国电影艺术研讨会”,批评张艺谋“追逐名利、失去灵魂”“崇洋媚外、讨好西方观众”“有文化恋尸癖”,等等。

  知识分子的天然使命是社会批判,而作为中国导演来说,批判意味着各种各样的死法。深知这一点的张艺谋,寻找适合生存的空间,赢得了市场、票房,但失去了知识分子的心。这也成为张艺谋心中的隐痛。他说知识分子的批评有道理,但又抱怨他们过度政治解读。

  从这一点,张艺谋“归来”的意义,既是离开商业挟持后向艺术电影的回归,也许更是张艺谋向知识分子的回归。但只有等到《归来》上映,我们才会知道,知识分子会不会重新接纳他,欢迎他的“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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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张艺谋 知识分子 文革 性格 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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