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了吗

2015年05月04日10:09  中国新闻周刊  微博 收藏本文     

  与发展速度的损失相比,更令人遗憾的是擦身而过的发展机遇。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被国外经济学家视为自1820年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期。

1975年,河南辉县化肥厂的领导和工人一起到工地劳动。1975年,河南辉县化肥厂的领导和工人一起到工地劳动。

作者:罗平汉 卢毅 赵鹏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幕巨大悲剧。对于“文革”给中国政治、思想和文化所造成的严重危害,人们容易达成共识。但是,对于如何评价“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特别是关于“‘文革’期间中国经济是否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一问题,却争议很大。

  传统说法

  一种常见的说法是: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从总体上看,整个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的边缘”。颇具影响力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一书就持这一观点。另一种观点是,“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虽然遭受了严重损失,但仍然有所发展。

  “崩溃边缘说”最早见于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说:“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全国大约损失工业总产值一千亿元,钢产量二千八百万吨,财政收入四百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1974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点名批评江青,点出了“四人小宗派”的问题。大概正因为如此,“崩溃边缘”的上限被设定在1974年。这显然是政治意义大于史学意义。不仅邓小平1975年主持工作时所作的全面整顿受到牵连,《报告》所列举的“分田单干”“投机倒把”等崩溃的具体表现,也属于群众的合理诉求,不过是欲加之罪而已。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也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词中提到了“崩溃的边缘”。他说:“‘四人帮’胡说什么‘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疯狂进行破坏,使我国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愈拉愈大。”当然,这只是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口径的延续。中共高层还有一些类似的表述,这里就不引用了。

  “崩溃边缘说”是中共高层领导人提出的,“有所发展说”同样不是党史学界或经济史学界的发明。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没有沿用“濒临崩溃”的说法。有资料证明,第四稿原来写进了“濒临崩溃边缘”,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胡乔木否定了这个提法。决议指出:“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此后,“有所发展说”才见诸学者的笔端。

  薄一波在1993年出版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指出:就1967年“混乱的情况来看,说‘文化大革命’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并不过分”。他又写道:“应当提出的是,综观1966至1970年这五年乃至1966至1975年这十年的情况,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他将“崩溃的边缘”用于特指动乱最严重的一两年,算是圆了此前的说法,但其主旨还是强调“有所发展”。

  1990年,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提出,要把“文革”和“文革时期”区别开来。后者是指这场运动发生的历史时间。彻底否定“文革”,并不等于要否定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全部历史。

  由于政治运动在中共党史上占据着极为突出的位置,人们惯于以某个运动代指运动发生的历史时期,久而久之便混为一谈,以致评价的时候束手束脚——“文革”岂是可以肯定的?不难想象,如果将“文革”时期的经济与整场运动捆绑在一起,研究者将会何等左右为难!所以,胡绳的提议可以说是正确评价“文革”时期经济状况的重要前提之一。

  几次学术争论

  一旦研究者在政治上被松了绑,研究便开始从政治化转向学术化。

  1996年10月,在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召开的“文化大革命”学术讨论会上,各方学者就“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2002年10月,有研究者再次总结了这方面的争论情况。与“崩溃的边缘”相对,不少研究者发现,“文革”时期的经济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是上升的。十年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1%,而且在不少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但大部分学者同时表示,不应孤立地用数字说明“文革”时期经济的发展。

  2006年8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了一次“文革”史研究座谈会。会上,对于邓小平是否真的认为“文革”时期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怎样评价“文革”时期的经济才符合中央的口径,学者们展开了争论。持两种观点的人都提出了自己的论据。

  赞同“崩溃边缘说”的学者提出:一、“濒临崩溃边缘”不能单纯从统计数字看,主要是指经济结构比例严重失调,各种经济关系严重不合理,人民生活水平极度降低等等。二、“文革”时期的经济统计数字不准确。三、“文革”结束后,各地经济形势特别是农村确实出现了不改革不行的危急状况,全国有2.5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赞同“有所发展说”的学者则认为:一、研究国民经济状况,要根据统计数据下结论。怎样才算濒临崩溃边缘可以讨论,但总不应该是发展速度增长和总量提高。二、“文革”时期人民生活水平确实很低,除了动乱影响外,也含有为工业化付出的代价。

  除了上述两种说法,境内外还有一种“已经崩溃”说;网络上则有针锋相对的观点,认为“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成就伟大,没有什么损失。这些观点可谓万变不离其宗,无非是“崩溃边缘说”和“有所发展说”的升级版。

  统计数字来源

  为了更加严谨科学地判断“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本文将加以定量分析。分析的主要依据,是《中国统计年鉴》中记载的相关统计数据。

  “文革”时期的统计数字可靠吗?

  曾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李成瑞早在1984年就曾撰文指出:虽然国家一级综合统计在1967-1969年几乎完全停顿,但仍有若干部门、地区和许多基层单位还在坚持进行统计工作。特别是作为社会“总簿记”的银行账目始终没有乱、没有断,对于以后补上当时的统计数字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后来许多部门和单位都到银行去核对账目,银行也赢得了“铁账本”的赞誉。至于基层单位,只要生产还在进行,一般都保存了若干原始记录和账表。“文革”时期其余七年,则大体坚持了基本数字的统计。

  1970年5月14日,国家计委发出通知,要求自当年5月起,恢复工业、农业、基本建设、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社会商品零售额、工业财务成本和物资库存等定期统计报表制度,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各部门搜集、整理、补报过去三年的统计资料。到1971年底,这三年的主要数据基本补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统计局又通知各部门、各地区再次对“文革”十年期间的数据进行核对和改正。到1983年出版《中国统计年鉴(1983)》,才第一次公开相关数字。

  总之,李成瑞认为:“现在公布的十年内乱期间的数字,尽管有若干估算成分,但数字来之有据,又经过反复核对,可以说是基本可靠的。” 

  十年间的经济发展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已经论述得非常充分,这里不再赘述,而重点对十年内国民经济的发展方面进行考察。

  从总体来看,1967年至1976年,社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6.8%,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8.5%,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3.3%,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4.9%。

  由于“文革”时期国家经济政策的重心明显偏向工业,这方面的成就相对比较突出。197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指数(以1952年为100)为1274.9,与1966年相比,增长128%。石油、化工、冶金、机械行业均有较大的发展。

  从1973年开始,中国还从国外引进了一批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1.7米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工厂等项目。利用这些设备,加上国内自力更生的生产和设备改造,共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额约214亿元。

  “文革”时期,国家对农业的资金、物质投入继续增加,农业生产条件有了一定改善。1976年,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和农业贷款年底余额总计为200.9亿元,与1965年相比增长50.8%。十年间,全国农业总产值指数增长24.5%。

  从生产总量上看,1976年,全国农业总产值达125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65年增长35.3%。但另一方面,1976年中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381斤,低于1952年的395斤。

  这是因为,“文革”时期有许多政策因素严重影响了人均粮食消费数量。一是,人口增长失控——1966年至1976年人口年增长率平均为2.3%,明显高于1950年至1978年的2%。而且1963年至1965年年均增长率高达2.5%,这部分新增人口也必然会给“文革”期间的粮食生产造成进一步的压力。二是,实行了备战备荒的“广积粮”政策,使人民得不到较多的消费。三是,受极左思潮影响,不进口或进口粮食较少。

  实际上,这一时期粮食生产是有所增长的。1976年粮食产量5726亿斤,比1965年增加了1836亿斤。在人口迅速增长的情况下,人均粮食产量也由544斤增加到610斤,增长了12.1%。

  其他农作物总产量也有—定增长,但按人口平均则几乎没有增加,油料、棉花还分别比1965年减少20%和25%。

  “文革”时期,科技领域取得了一大批在新中国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成果。如,1966年10月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1967年6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70年4月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71年9月第一艘核潜艇建成并试航成功。1973年,在世界上首次培育成功强优势的籼型杂交水稻,比常规稻一般每公顷增产750多公斤,对促进中国粮食增产起了重大作用。

  如果看待得失

  前面陈述的众多统计数据表明:“文革”运动对国民经济的冲击不可谓不大,但在艰难困苦中,经济建设仍然有所发展。

  一些持“崩溃边缘说”的学者反复强调,统计数字只是“表面文章”,“崩溃边缘”指的是整体经济运转状况,以及国民经济的结构、管理、动力等更带根本性的问题。

  我们可以以“大跃进”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做参照。以1952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指数为100,1962年的指数为173.1,比1958年的221.9下降了22%;而1976年的指数为626.6,比1966年的314.7增长了99%,十年中翻了将近一倍。然而,似乎没有人把“崩溃”一类的词语用在1959-1961年。大概还是因为,“文化大革命”运动造成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太过严重,教训太过深刻,人们才会把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情况推及其他方面。

  “文革”的这种特殊性也提醒着我们,看待这一时期的经济,同样不是简单一句“有所发展”可以概括。

  关于“文革”对经济造成的破坏程度,胡绳主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官方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写道:“十年间国民收入损失约五千亿元。”

  5000亿这个数字,来源于1977年12月的全国计划会议。李先念在会上说:“文革”十年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此言一出,便被广泛引用。

  不过,据有关学者向国家计委相关人员了解,这5000亿元是临时的估算,并非正式经济统计得出。估算的方法,是按照正常年份每100元投资的应增效益进行推算。所谓“损失”,其实是“少增长”。

  “文革”十年间,中国走过的是一条投资积累率高、消费率低,重工业投资大、农业轻工业投资少,生产性项目多、生活性项目少,投资效益低、见效慢的发展道路。

  “文革”期间6.8%的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低于“文革”之前14年(1953年至1966年)的8.2%,以及“文革”之后6年(1977年至1982年)的8.9%;4.9%的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也分别低于前者的6.2%和后者的7.5%。

  与发展速度的损失相比,更令人遗憾的是擦身而过的发展机遇。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被国外经济学家视为自1820年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期(1870-1913年为第一个黄金时期),许多国家经济起飞或持续发展就是在这一时期。

  当时,中国台湾地区人均GDP年平均增长6.8%。1965年台湾与大陆人均GDP相差2.9倍,但到1975年(蒋介石去世之年),差距变成了4.5倍。

  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60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遗憾。

  “文化大革命”十年间,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提高,有些方面有所下降。全民所有制各部门职工仅在1971年调整过一次工资。总体来看,从1966年到1976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平均实际工资的年均增长速度均为负增长。

  另外,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一期间的经济发展,决不是“文化大革命”本身的功劳。恰恰相反,这些成就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广大群众克服频繁的政治运动的重重干扰,排除“文革”的影响而取得的。

  (授权摘编自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中共党史若干争议问题研究》,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该课题为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责编:hunan)

文章关键词: 文革 国民经济 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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